现在的世界还真是热闹，伊拉克、以色列、阿富汗战火此起彼伏；我们文坛的口诛笔伐也从未停息。
　　 近日翻2004年第六期的《杂文月刊》，就看到为了明代学者吕坤《呻吟语•治道》一句“变民风易，变士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的话，引起我们当代的两位鸿儒的一番唇枪舌剑。起因是朱蓬蓬先生在其文《民风·士风·仕风》中的标新立异（见2004年第一期《杂文月刊·选刊》，他根据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一些引用不当的语录，作出了逻辑混乱、牵强附会的推论，要将吕坤此语改为“变仕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民风难；民风变，天下治矣！”
　　 而李树荣先生则在他的《“仕风”、“民风”“变”之辩》一文中引用了大量上自孔、孟、荀、晏诸子，下至宋代的名家名句为理论支持，对朱先生的论据进行条分析地反驳，要正本清源。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从一个场外观众的角度评判，我无疑是更为赞成李树荣先生的基本观点的：要想改变民风，首先必须改变官（仕）风；官风不正，天下难治；官风正，则天下太平。
　　 另外，从一个观众的冷眼，我又看到了运动员自己没有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朱先生所说的仕，是指一般当官的，他把皇帝排除在外，如他说的秦始皇等人就是如此。而李先生所说的“仕”是涵栝了这些最大的“仕”的。两相比较，我认为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朱先生的说法不无道理的话；那么在当今社会，李先生的分类应该是比较科学的。争论双方在产生概念错位情况下，争论有时也就变得没有价值起来。
　　 其次，两位先生在口焦舌燥地争论“仕风”、“士风”和“民风”的时候，我则不禁疑惑起来：在时过境迁的今天，还有“士风”一说吗？一是随着新中国教育的普及，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文盲已极少，知识分子也只有大小之分，很难划出一个严格的“士”的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士风”的载体何在？二是封建的传统历来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前的“士”，就是“准当官”的备料，是高人一等的，而现在知识分子不是人民的一份子吗？
　　 所以，我认为两位先生在争论时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将“士风”抽去，将其并入“民风”范畴，认真严肃深入地讨论一番“仕风”和“民风”孰重孰轻的问题。倘能对遏制颓废、腐败，张扬新风有所裨益，则民族幸甚，百姓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