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在这过去的26年里，我们兄妹仨以及母亲，都极少提起过父亲。我们都不忍心再次揭开，心灵上那道痛彻心骨的伤痕。
　　 父亲生前是一家国企的工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谁家有一个“长期工”，那是全家人引以为荣的事情。小时候，我们兄妹仨经常挺起小胸脯，向小伙伴炫耀：“我爸爸——”父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他聪明肯学，硬是掌握了一手过硬的技术，在他工作领域里，能够独挡一面，连刚入厂的大学生，都是一口一个师傅地叫着。
　　 父亲远在百里外工作，一年难得回来几次。那时通讯不发达，父亲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能提前知道。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在晚上回来。那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仨在农村老家，天黑了，家里就早早地关门上锁。一声轻轻地敲门声，打开门，门外站着的竟然是父亲！我们三个小孩子一声惊呼，争先恐后就跑过来，哥姐一边一个拉住父亲的手，而我就要爬上父亲的肩头了。
　　 我们三个小孩子撒过娇之后，第一个例行任务，就是“检查”父亲的行李包。那是个大大的黄绿色的包，好像上面印着“北京”还是“上海”字样的那种。打开那个包，每次总有意外的惊喜：有时是几个散发着清新气息的，又香又甜的大苹果，即使是现在想来，还是觉得那时父亲拿回来的苹果最好吃。有时是一包糖，糖块外面包着花花绿绿的糖纸。在那个物质匮乏的七十年代，这些零食，足以使我们好几天都兴奋无比了。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翻到提包的最底层，竟然发现一个小玩具，那是一个铁质的小青蛙，绿色带黑色条纹的后背，白白的肚皮，上了铉，小青蛙就会在地上转着圈地蹦。
　　 父亲难得回来一次，我们兄妹仨像过年一样，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于是，就坐在炕头上缠着父亲讲故事，讲完一个就闹着再讲一个。我还小，不大能听懂故事，但是，看到哥哥姐姐摇晃着父亲的肩膀，喊着“再讲一个”、“再讲一个”时，我也会凑热闹地喊上几声“再讲一个、再讲一个”。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给我们讲《西游记》，讲到高潮处，父亲就会像说评书一样，来个“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意犹未尽的哥哥姐姐，就会拿起粉笔，在墙角记下故事的最后一句话。那时，父亲每晚都会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没有故事可讲了，就编。等到长大后我读《西游记》，发现父亲讲的故事，在原版《西游记》中有好多是没有的，想必那是父亲编进去的吧。
　　 记忆里，过年是那样的热闹，因为，是我们全家团聚的日子。父亲回来了，从城里给我们带回来各色新奇物件。有一次，竟然骑回来一辆摩托车！80年代初期的偏僻山村，顿时炸锅了，亲戚邻居纷纷跑到我家看稀奇。父亲把摩托车放在院子里，顾不上休息，马上着手给爷爷奶奶洗头理发洗脚剪指甲。忙完了，爷爷奶奶就该给我们小孩子们洗头理发了，父亲轻轻地揉着我们的头皮，时不时逗一逗我们。不记得当时说过什么，只记得父亲给我们理发时好享受，父亲的话，也总是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那个温饱不能解决的年代，父亲仅仅上过小学。他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因此，父亲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而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一向是父亲的骄傲。在我们村子，每当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村委就会出资，演一场电影来庆贺。我清楚地记得，那次演电影，是为祝贺我考上师范的。电影开演之前，父亲早早就来到放映电影的大街上，和前来看电影的乡亲们聊天，同时也接受着左邻右舍的羡慕的目光。父亲的脸上笑开了花，心里也一定乐开了花。
　　 父亲是在一场意外中突然去世的，父亲的离去，无异于晴天霹雳，以至于很长时间，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那时，我哥上大四，我姐上大一，我上师范，我们仨都在外地求学。好在家里有一点积蓄，艰难支撑我们各自完成了学业。父亲生前为人豪爽，深得大家的赞赏。父亲去世后，在家里停放了五天，在这些天里，他生前的工友，络绎不绝从百里外倒了几趟车、步行好几里山间小路，一路打听着赶来，向母亲诉说父亲的千万般好。父亲出殡那天，前来送行的乡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大概谁也没见过一个普通人的过世，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26年过去了，我们早已长大，但是我们无时无刻没有不在思念着我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