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正月里女儿安心给老安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以后，婉囡的心里就没有舒坦过。倒不是因为女儿只给父亲买而不给她买，做母亲的心里生了气。婉囡根本就不赞成买新手机，觉得太浪费了，手机么，不就是打打电话么，智不智能有什么不同啊？不过女儿既然给父亲买了，那买了就买了吧，老安今年六十六岁了，虽然不是整数，但六十六岁在乡村里也算一个大关，女儿买个手机作礼物给他用用，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反正安心家里现在也不缺钱花。可是，你买手机就买手机吧，干嘛给他弄个什么该死的“威性”和“手机麻将”，这下可好了，这老安真如吸毒上了瘾一般，几乎整天泡在手机里了。
　　 老安今年六十六岁，退休已经有六个年头了。他的大名叫作安珞镛，退休前是浦阳县总工会里的一个普通干事。总工会原本只是个社会团体，不属于什么机关单位，可是一切待遇却与公务员相差无几，只是没有实际的权力。然而对于老安来说，有待遇就很可以满足了，至于权力这个东西，却也并不怎么好玩，一不小心，便很可能伤到自己。所以，一直以来，老安对于权力并没有多少欲望。
　　 退休后的老安，日子过得很是清淡朴素。倒不是说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这处，只是在人事上很有点冷落了，特别是他那部用了多年的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已经很少了，但凡响起来，不是亲戚朋友来拉家常，就是旧日同事相约打麻将，除此之外的世事，仿佛明显离他远去了。
　　 好在老安本是心胸豁达之人，对一切都看得比较淡然，比较透彻。他退休前就是属于那种“技术型”的干部，所以退休以后倒也并没有多少失落感。闲来无事时看看书，写写字，逛逛公园，偶尔出去打打麻将，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把时间打发过去。不过，最觉得有趣的却还是陪外孙冬冬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有点“含饴弄孙”的意味。
　　 说实话，老安对于生活很知足，尤其对于退休以后的工资待遇很是满足。他经常把自己的退休工资与当下在许多行业里上班的人和一些小商贩们作比较，觉得人民政府对于他这一类的人实在太过优待了。所以每次在菜市场，碰上老伴为了一两元、甚至几角小钱而与小贩争执时，总是责怪婉囡不该如此斤斤计较，并抢先把钱给付了。过后老伴又因此而反过来责怪于他时，老安却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一句：“他们也不容易！”
　　 老安的老婆婉囡，是个极普通的家庭主妇，认识的人一般都叫她安师母。这一对夫妇的差距有点大，不过老安并不计较，虽然有时候也会因为老婆的唠叨而感到不耐烦，但终究还是谅解的时候多。在他的心目中，夫妻之间曾经“相濡以沫”的日子并未忘却，“贫贱之交、糠糟之妻”的传统观念也还是有的。
　　 安师母是那种纯粹的家庭妇女，天天围着一家人的吃喝拉撒转，虽然女儿安心早已出嫁，但彼此都住在县城里，相距不过十多分钟的路程，女儿女婿们不愿自己做饭，所以一年到头总是在娘家吃的日子多。安师母的脑子不太容易“转弯”，对许多新鲜的事物都缺少足够的兴趣，她比老安更加满足于现状，总觉得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足够好了，并不需要改变。她一直到现在用的还是一部极老式的诺基亚手机，那是她女儿好多年以前换下来的。老款的诺基亚手机的质量就是好，这么多年了，电板还能用一个星期。安师母最烦天天要给手机充电了。她一直弄不明白女儿和女婿干嘛把好好的手机换来换去，多浪费！电板还那么不经用。
　　 老安是一九五零年生的人，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前面有三个姐姐。年轻的时候，安珞镛也是个有抱负，有信念的人。老安说，他很受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政治运动的影响，属于被耽误的一代中的一个，好在自身还有那么一点进取之心，才不至于耽误得那么彻底。他读书的时候成绩很好，是仅有几个考上“县中”的人，要不是那场延续了十年的运动，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这也只是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种假设罢了，按照实际的情况看来，当初读书很好，考上好的大学，但后来成为“了不起”的人物的，仿佛并不很多。何况老安后来的经历在普通的乡村人看来，似乎也很不一般呢。
　　
　　 二
　　
　　 那场运动暴发后不久，凡是中学里的学生差不多都成了红卫兵，也都开始“闹革命”。对于这些尚未完成人的中学生来说，“革命”两个字只在书上看到过，而真正的革命是怎样“革”法，却并不清楚。所以一开始时只是读读报纸，按着上面所写的内容搞一点没有对象的批判，喊几句口号。后来就开始搞串联、造反、破四旧、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再后来就是文斗、甚至武斗，课基本上已不怎么上了。
　　 安珞镛天生一副安稳守已的本性，对于革命从头至尾都不感兴趣。安珞镛有点少年老成，十七八岁的他，在内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学生的任务在于读书，革命是革命家的事。所以正当别人轰轰烈烈地搞“革命大串联”，誓师要让“日月换新天”的时候，他却听从父母的要求，带着书本回家了，一直到学校里进驻了军训队时才回校。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学生们即使人在学校里，却也并不怎么上课，考试更是不考了，因为上大学已经改成了推荐的方式。
　　 安珞镛家里成份不好不坏，是上中农，自身对于革命又没有太多热情，所以要想被推荐去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三年的高中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三年当中，课差不多只上了一年多，剩下的时间都在闹革命，或者看着别人闹革命。等到毕业时，学生们连张毕业证书也没有，除却一堆旧书而外，几乎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据说解放前，安珞慵祖辈的家境还不错，待人处事虽然比较古板，却也知书达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划成份时才不上不下，得了一个上中农。尽管新社会与过去很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但安珞镛家中的长辈还是坚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年少的安珞镛遵从祖训，对于读书向来孜孜不倦，以至于后来果真考上了县中。长辈们在他身上寄予了不小的期望，他自己也一直有着不俗的志向。尤其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白，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当看到县中里的同学们斗志昂扬地闹革命，扬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时候，他内心里却在想：作为学生，有什么能力敢教日月换一片新天呢？理想的状态只能是通过读书，尽可能地把关乎自身命运的那一片小小天地换得更“新”一点，这才是正道，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有“教日月换新天”的可能。这样的理想，虽然听起来不怎么崇高和远大，与当时社会上火一般的革命情怀仿佛很有一点隔膜，但从现实的形势来看，要想实现这一点理想，恐怕也已不太可能。人终究还是挣不过命运啊！无奈之下，就只好顺应天命，响应号召，在学校里坐满了该坐的日子后，回到村子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所谓的“再教育”，用乡村里的土话来说，无非是“修地球”，也就是下地滚泥，上山砍柴。这是每个人都可以轮得上的一种职业，根本没有任何特别的要求，就连罪该万死的“地富反坏”也满可以一展身手，何况安珞镛家还仅仅只是上中农。
　　 或许是因为家庭传统的原因，安珞镛显得很是安稳守已，加之成份的关系，虽然革命热情不怎么高昴，但反过来倒也不至于会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刚开始时，安珞镛除出每天下地劳动而外，空余时还常常把学校里带回来的课本拿出来温习一番，间或也看看自家祖上传下来的一些旧书。他一直盼望着运动能快点过去，有朝一日得以重新开考，那样或许还有一丝机会。他不相信时局会这样长久乱轰轰的下去，所以每当外面刮起“红色台风”，母亲因为担心搜查而想把那些书本当作废纸卖掉的时候，安珞镛却不同意。
　　 然而，日子毕竟毫不留情地在轰轰烈烈的空气里一年接着一年地过去了，虽然生活过得极不容易，但算到人的年纪上却依旧显得格外飞快。转眼间，珞慵已从十七八岁的少年长成了二十四岁的青年了，而运动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大多数的人们都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安珞镛的心情于是也日过一日地消沉起来。命运似乎已经判定他只能永远做一个“修地球的泥腿子”了，失望之余，他就把所有书本都收集到一只木箱子里，塞进床底下最靠边的那个角落里去。
　　 好在大多数的人们，不管他如何消沉，只要还不至于到得绝望的地步，总还会有一些外来的力量可以让他重新振作起过日子的信心来的，比如婚姻就是其中之一。
　　
　　 三
　　
　　 安珞镛既然已经长到二十四岁，按照习俗，正该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了。乡村里的人们对于“成家立业”这句话，大概一直存着一种误解，大多数人都觉得“成了家”就会有助于“立业”，也有少数人以为成家本身也就是立业。对于安珞镛来说，以当时的形势来衡量，他暂时还想象不出自己有什么业可以立。只不过，即使无业可立，但家总还是要成的。所以，当家里忙着为他张罗对象时，他倒也并不反对，居然还十分配合，内心里也生出了一点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新的向往。
　　 定下的对象是二姐夫家的一个远房表亲，人很能干，小名叫作婉囡。婉囡家中兄弟姐妹有五个，她是大姐，最小的弟弟与她相差十四岁。婉囡虽说也长在“新社会”，但是只读了两年书就不读了，因为当她十岁的那一年，家中四妹出生了，除此之外，依次还有七岁、四岁、一岁三个弟妹，作为大姐，该为家里出一点力了。
　　 说起来，婉囡也曾在学校里坐过两年，但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两年里所学的东西本也不多，而大半却已还给老师了，虽然还认得几个字，但也要见到时才说得出，写是写不出来的。好在，生活这一位无私的老师，却教给了她许多学识以外的本领。从年少时看护弟妹，到渐渐长大后烧茶煮饭、饲猪喂狗，直至成人后下地做工，上山砍柴，几乎无所不能。婉囡十五岁的那一年，最小的弟弟也出生了。对于这个弟弟，婉囡后来常常说：“你这个小东西啊，爹妈无非把你生了一生，除此之外，你从小到大，哪一件事情不是我操的心呵！”
　　 也正是从十五岁的那一年起，由于母亲眼睛已不好使唤，所以一家大小七口人的被服鞋袜就全落在婉囡一个人的身上了。她一年到头不知道要做多少双鞋，补多少件衣服。弟妹们常常在深夜里一觉醒来时，却看到大姐还在油灯下埋头做着针线活。好在这时二妹也已十二岁了，在许多小事情上满可以帮上一点忙。正因为如此，婉囡下面的四个弟妹，从小都极感念大姐的辛苦和恩德，所以一直都很听大姐的话，以至一直到得各自长大以后，也都对大姐怀着一份很特别的尊敬的感情。
　　 那一年，安家三个女儿都已出嫁，家中正需要这样一把好手来持家，所以这一桩婚事几乎不费什么周折就办成了。安珞慵对于婉囡也很觉满意，他知道自己娶到了一个会过日子的好女子，所以精神也随之一振，心底里也重新做起生活的盘算来了。结婚后的第二年，一个可爱的女儿准时降临，欢心之余，安珞镛为女儿起了一个很便利却又很有意思的名字，叫作安心。
　　 老婆女儿相伴的小日子，重新给了安珞镛以生活的乐趣，这使得他觉得即使做一个农民也应该做得象模象样，至少要养得活老婆和女儿。年纪的增长以及身份的改变，使得他的心志也越来越淡然了。新为人父的安珞镛对外面的世界已没有当初的那份向往，从那时起，他一心只想平平淡淡地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这也正是他当时为女儿起“安心”这个名字的内心的写照。
　　 白日里，安珞镛在生产队里劳作，不管挑担拉车，水里旱里，整日挥汗如雨。傍晚收工时，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用妻子淡薄的饭食和女儿“咿呀”的稚语来洗刷一身的劳累，然后沉沉地睡上一晚，第二天醒来时，倒又劲头十足了。
　　 安珞镛记得书上曾经有一句古话，叫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按照当下的时局来看，兼济天下自然成了无稽之谈，就连独善其身也不见得十分容易。对此，安珞镛依旧心灰意懒，他的内心里似乎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看透了”的情结，对于一切都不再抱有过多的向往。所以，自从给女儿起了“安心”这个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已决定不再生第二个孩子，一来无疑是因为生活的坚辛，二来却是因为世道的渺茫。虽然这种思想不太符合乡村里“传宗接代”的观念，然而，在这样人人自危的动乱的年代里，这宗，不传也还罢了。
　　
　　 四
　　
　　 然而，世事实在让人难以琢磨，有时候甚至哭笑不得。就在安珞镛二十七岁的那一年的秋天里，旷持十年之久的政治运动居然就那么停下来了。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随着运动的结束，政府果真就要恢复高考了。这个消息简直就象一声惊雷，震醒了一大批如安珞镛这样沉睡了多年的青壮年男女，使得他们又重新看到了一条实现人生理想的希望之路，尽管这条路并不十分宽敞，倒因为走的人太多而显得过于拥挤。
　　 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安珞镛心潮汹涌，几乎要“热泪盈眶”了，而激动之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进房间里，把那箱在床底下静静地封存了将近十年的书本重新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