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在生命的旅途中，每个人总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时间点，成为影响或者改变其生活轨迹的重要节点。所以，这种时间点终生难忘。
　　
　　 1979年，就是我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我由战士提升为区队长，自此跨入军队干部的行列；那一年，我以区队长的身份带出了第一期学员，也是唯一的一期；那一年，因为我带了学员，所以成为表现高光的时刻，荣立了三等功；那一年，因为我的表现，亦决定了我未来军旅生涯的走向。
　　
　　 入伍之前，我以为军队的干部都是与军棋中所列的那样最上边是司令员，然后依次是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那时候军队编制中很少有旅，所以有的军棋中有旅长，有的没有），最下边是排长。到了部队后才知道，原来空军部队中还有大队（队）、中队、区队，中队长相当于连长，区队长相当于排长。说起来，大概是在1980年前后吧，我到空军第四六七医院看望病号，遇到一位曾经我带过的学员称呼我谓“区队长”，住在隔壁病房的那位叫做王通的老红军（好像是北空后勤部的）听到后便问我“区队长是什么干部”，可见那时有很多人包括部队内部的人对区队长这一职务并不十分了解。而我，一提干恰恰就是担任的这一职务，行政二十三级，每月工资五十二元钱。记得首次领工资时连当月的带补发的共计领了一百多元，自己立即用这笔钱到服务社买了一只上海牌的手表（那时买手表还得走后门呢），花去一百二十元。因为当时自己正带学员，非常需要有只手表来掌握时间。
　　
　　 那一年，我带的那批学员在预校属于第二十期，按照十二航校的排序属于第三十七期。第三十七期学员到校后又按照两个中队、四个区队被划分为甲、乙、丙、丁四个教学班，我带的是二中队二区队，即三十七期丁班。因为这批学员是我到预校去接的，拿到名单后先花了一番功夫熟悉情况；所以，回到航校正式分班后，只用了两天的时间，我便将整个区队的所有学员都对上了号，而且对很多人直到现在也印象深刻。八班长叫宋书强，山东乳山老乡，毕业后分至空十五师，后在北空训练基地任司令员，现转业到河北省工作；与宋书强同时在北空训练基地的还有尹祖斌、刘长有等，尹祖斌和刘长有都是河南人，他们那一批河南老乡还有姚伟利（现在商丘）、王平（现在新乡）、李辉（现在新乡）、吴国华、李成军等；七班长陶炳兰也是河南人，他与王方奎、方现海等四人在飞完初教机后即分到北空运输团飞直升机，我军成立陆军航空兵时他们成为首批陆航飞行员，后陶炳兰在陆航学院任院长，晋升为少将；还有，来自北京的刘照全、赵振生和来自湖北的张兴兵、夏秀兵以及来自广东的陈启才、臧正义等毕业后都留在十二航校担任飞行教员。
　　 这张照片是我与两个三十七
　　 期学员的合影，时间是1979年5月，地点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纪念馆。照片左侧的是方现海，湖北人，后来飞直升飞机去了；照片右侧的那位叫范万寿，山东海阳人，停飞后考入参谋学院，后分配至空十二师任参谋，现转业在济南工作。
　　
　　 当时，自己刚刚提干，上进心特别强、冲劲十足，加之对学员的生活也比较熟悉，所以在工作中不仅敢于管理、严格要求，而且采取的思路和方法也比较得当、效果明显，因此我们丁班在四个区队中表现的各方面都很突出。更重要的是，根据飞行学员在学员大队期间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航空理论的特点，我采取了利用业余时间每周给学员上三次“小课”、每人每天熟记一题、行政班与班和学习小组与小组之间开展答题竞赛等措施，强化学员的航理学习。至结业时，航空理论共考试七门，我们区队（即丁班）的各科分数在甲乙丙丁四个教学班中均门门名列第一。据学员大队、理训处以至司令部的领导说，这是在学校以往历届学员中还从未有过的现象，十分难得。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大队党委最终将功劳全都记在了我这个当区队长的头上，在年终总结时报请上级党委给我荣立了三等功。这也是我首次荣立三等功。
　　
　　 有过航校生活经验的人一般都有体会：在校部，当没有飞行学员在的时候，营区里往往会显得较为沉静；而一旦来了新学员，营区里立马就变得活力十足。不管是出早操啊、开大会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以至于早、中、晚在通往饭堂的大马路上，到处都是歌声嘹亮、口号震天，一队队排列有序、步伐整齐的学员队伍总能吸引许多人的目光，那个在旁边带队的年轻干部自然也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就在那一年的建军节，校里举办黑板报展评，学员大队的板报图文并茂，引来不少人的围观，并最终获得一等奖。后勤部政委田福祥看后即向也在现场的相代贵副大队长打听这是谁办的，相副大队长告诉他是那个叫许建胜的区队长写的、画的，并趁机好好把我吹嘘了一番，给田政委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某个星期天，田政委到澡堂洗澡“顺便”溜达到学员大队，与我拉了一会家常。此时，我才知道田政委原来是山东老乡，老家是临沂地区，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出来参军入伍的，人非常和蔼。自此，在路上遇到田政委，我们总要站下来说会儿话。到年底，大队招安政委告诉我，后勤部想调我到部办公室当干事，问我是否愿意。我当然愿意。
　　
　　 此时，政治部戴副主任正带领干部科陈仕辉副科长在学员大队蹲点。听到后勤部欲调我，陈副科长就对戴副主任说：这个小伙子提干时是我考察的，非常优秀，区队长又干得很突出，何不把他调到咱部里去？我们科正好缺人。戴副主任当即表示同意，让陈副科长给主任汇报一下。
　　
　　 干部科就是具体管干部工作的，要调动一个小排级干部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我认为这回儿我肯定会去政治部了。可过了不久，招政委又告诉我可能要调到理论训练处当飞行原理教员。我一听就急了。那时候，虽然人们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总结出“司令部天天拔正步，政治部年年有进步，后勤部一年一个万元户”的顺口溜，但在政治部职务上会进步快、在后勤部生活上会更方便的事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理训处，大家都说那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好处不说，而且不管是谁，一旦进了理训处，只能三年一职、三年一职地熬年头了。作为当时上进心极强、虚荣心也很强的我来说，当然是一百个不愿意去理训处。
　　
　　 1980年元旦后的一天，校分管地面训练的王贵清副校长来到学员大队亲自找我谈话。王副校长是东北老航校毕业的老飞，与著名战斗英雄张积慧是同学，并且一直在飞，前不久才从空军昆明指挥所调到十二航校任副校长。王副校长操着一口地道的蓬莱话问道：“小许啊，听说调你到理训处你还不愿意，为什么？”当时，真实的想法我当然不能直接讲，只能强调点别的理由。我说：“理训处、特别是飞行原理的教员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而我只是一个高中生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我肯定胜任不了”。王副校长说：“这好说。你还年轻，将来有机会一定送你上大学深造。还有别的吗？”我回答“没有了” 。王副校长说：“什么政治部啊、后勤部啊，我们是学校，一切都服务于教学、服从于教学，既然是教学第一线需要你，就要毫不犹豫地到第一线去。现在，马上，立即，收拾行李，打背包，跟我到理训处报到去！”
　　
　　 就这样，我从学员大队调到了理训处。
　　
　　 就这样，我由一名区队长变成了一名航理教员。
　　
　　 在后来的岁月里，有时自己也会想：那一年，如果我去了后勤部……那一年，如果我去了政治部……那一年，如果，我哪里也不去，就留在学员大队……那么，我后来的轨迹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然而，生活中只有现实，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