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绥芬河市，从市里的大小领导到最基层的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不知道王金阁先生这个人的，可见当时的王金阁先生的确很是个人物。
　　 我与王金阁先生的相识，起因于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期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机关刊物《党的生活》那一期的封三上，登载了一帧获得一等奖的摄影作品，作品名字叫做《一生》，正是王金阁先生的大作。我所感兴趣的不是摄影作品的获得一等奖，而是作品的内涵。其实内容很简单，不过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伏案工作在鲜艳的党旗下。那摄影的构思，那作品的命名，都颇具匠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其时，我也正迷恋着摄影而不能自拔，因此，关注王金阁先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忘记了是在期间的第二年还是就在当年，反正是一九八九年的深秋，我有幸调到绥芬河市的北寒乡政府工作。我是一个性格绝对内向的人，心里向往的事物往往并不刻意追求，所以也并没有拜望王金阁先生的意思。未料第二年的初春，正是河里的冰凌要化而又未能全化之时，我却与王金阁先生不期而遇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王金阁先生带着两位年轻女性，要在北寒葱河的桥上拍摄一张开化以后的捕鱼作品，寒葱河大桥距离我们乡政府只有至多二三十米的距离，我站在乡政府的院子里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拿着照相机和三脚架在桥面上比比划划。于是我便好奇心顿生，立刻跑过去看个仔细。王金阁先生看我是从乡政府院子里过去的，大概猜到我有可能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管熟悉不熟悉，就让我帮他在乡政府找一张桌子用，因为三脚架的高度不够，没法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我立时很慷慨地答应下来——和他交往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然而，当他帮我把桌子搬回乡政府之时，我的同事们几乎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俩。王金阁先生离开之后，和我关系最好的那位副书记直截了当地问我：“你是怎么和王金阁认识的？”疑惑之外，似乎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外味道在。我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原委，这位副书记便给我介绍起王金阁先生的往事轶闻来。
　　 王金阁先生原是东宁县农村的一位农民。其实七五年之前的绥芬河也就是东宁县的一个公社，七五年才升格为绥芬河市，而且级别比东宁县还要高半格——是属于牡丹江地区代管的副厅级单位——省计划单列市。作为十年动乱被埋没了的人才，王金阁先生以自学自习家具玻璃画和烙铁画而谋生，经常走街串巷，出入于绥芬河市的各个村屯为农家画家具画，我们乡政府还有一位他当时的同行呢。王金阁先生后来又从事农村照相，亦复走村串巷。因此，每个村的大人小孩几乎都认识他。改革开放以后，绥芬河市成立了群众艺术馆，鉴于他的才华，便被调去做了摄影和绘画辅导员了。然而以后的境况却并不佳，他赶潮流拍摄过人体艺术照，又往往见了漂亮的女孩就央求着给人家拍张好看的照片，便时不时有真真假假的绯闻流传出来。他又为人处事过于率直，说话口无遮拦，无论是多大干部的办公室，他都随便进出，随便发言，不但招致别人反感，同时也得罪了一些人，假如不是他的才华，市里大小会议都需要他跟随拍摄照片的话，他大有被重新发配回农村的可能。
　　 听过副书记关于王金阁先生的一番介绍，心中不免疑疑惑惑。要不相信吧，副书记说得有鼻子有眼，再看乡政府的多位同事的态度，几乎是众口一词，很难辨别是否是众口铄金。他又的确是带着两位年轻女性一起来拍照的。要相信吧，看他的穿着打扮，实在是比我还更加不修边幅和邋遢成性。一身不伦不类皱巴巴的西装，歪歪斜斜，给人的印象就是永远扣错着扣子。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像是三五个月都没洗过。灰呛呛的一张脸，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跟几天几夜没睡过觉一样。这样的一副装束和相貌，实在是不大可能和绯闻联系在一起。以后交往的次数多了才知道，他为人处事率直认真和心直口快确是真的，拍摄过人体艺术照，并且拿到北京去搞个人摄影展，而且获过奖也是真的。至于绯闻大半是别人的臆想和猜测，我就亲眼见过他缠着给一位陌生女孩拍照，而且答应可以免费送女孩几张照片，前提是女孩要同意他有照片的使用权，比如展出什么的。那些所谓绯闻，无非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不同表现而已。
　　 再后来，由于绥芬河市的三乡合并成立郊区，我的工作地点进了市区，可以经常出入于群众艺术馆了，因此对王金阁先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原来他是一位极富事业感和同情心的人。他所在的群众艺术馆的绘画摄影辅导部，担负着发现和培养新人才以及负责市里各种会议活动照片的拍摄任务，所以他一个人很难忙得过来。馆里领导同意雇用一名临时工，但是又拿不出工资来。王金阁先生只好通过业余为学校毕业生和其他人群照相来解决这位临时工的工资。他又跑市领导，跑人事、劳动等部门，终于争取到一个临时编制。他不惜一切发现和提携绘画和摄影方面的新人才，在多所中小学建立了业余绘画和摄影活动圈。有多个中小学生参加过省市以至于全国范围的绘画和摄影比赛，而且拿到过奖项。当时绥芬河市一中的刘江辉同学还在他的疏导和举荐之下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摄影系。这在当时震动很大，从绥芬河高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进入高等学府那时简直是比凤毛麟角还要凤毛麟角的。
　　 王金阁先生与我交往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从我第一次接触他，到他不幸遇难仅仅两年的时间。但他让我参与他的摄影活动，比如在暗室里洗印黑白照片，协助他拍摄《出嫁之时》的艺术照，把我在镜泊湖上游拍摄的渔船捕鱼的照片剪辑以期发表等等。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九九一年的春节期间，他让他夫人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单独请我一个人，着实让我吃惊。因为其时的春节吃请大都是一起请许多人，既节省人力物力，也节省时间。像他这样单独请一个人，如果不是疏于交往，那肯定是绝无仅有的。而他交往接触的人那么多，绝对不会只有我一个值得他宴请的。或许他知道我性格内向腼腆，讷于言辞，怕我在陌生的许多人面前羞于动筷吃不饱吧？他知道我来到绥芬河市的的时间很短，还赁居于他人的屋檐下，便提议让我在他的院子里盖一栋房子居住。他的院子虽然很大，但是他还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怎么可能忍心去挤占他们的宅基地呢！只能够婉言谢绝了。但是他那份真实诚意委实是令我无比感动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王金阁先生去牡丹江洗印彩色照片，竟然会把性命丢在那里！那是一九九二年的早春，他拍了一些会议照和学生们的毕业照，还给我捎带两卷胶片一起去洗印，我的两卷之中，有一卷是我的朋友的，因为到牡丹江洗印的照片价钱便宜，质量又好。王金阁先生是在牡丹江市的解放路——爱民电影院附近的彩色图片洗印社洗印的。去的当天把照片洗印好了，但是只能在牡丹江住一宿，因为没有回绥芬河的车了，要赶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的火车回来。不幸的事就发生在第二天清晨。王金阁先生背着一大包鼓鼓囊囊的照片往火车站赶，抢劫者还以为他背的包里是一叠一叠的钞票呢，于是便把他的背包抢走了。而王金阁先生又舍命去追，他是个很看重艺术作品和很重信誉的人。可能一直追赶到西海林街，天也渐渐亮了，那个劫贼一看摆脱不了了，又转回来把他给打死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要不然火车站在天桥南，王金阁先生怎么会死在天桥北的西海林街呢？五六年以后那个劫贼才被捉到，具体的供词也没公开，真实的情况我当然也不会知道。
　　 王金阁先生的追悼会我是参加了的，参加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市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市长参加并主持了追悼会，可见对王金阁先生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那天，刘江辉的父亲和我谈起王金阁先生生前的为人处事来，我感觉很愧疚。王金阁先生生前托我为他写一篇关于他的事迹的报道材料，是准备评定职称作为参考用的，我却没有在他生前完成。为了弥补这个不可补救的欠缺，我写了一篇悼念他的短文，想在绥芬河广播电台里播出，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哀思，也是对自己良心上的一种慰籍。然而不幸的是，电台的领导却不肯播出。我见过那位分管的台长，他告诉我，文章写得倒是很好，但是没有播出此类悼念文章的先例，只能够付之阙如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台长和王金阁先生生前有所龃龉，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报复吧。但是“死者长已矣”，有多大的干戈不能够化解呢？我之所以要写这一篇，也算是对王金阁先生的在天之灵的一种晚来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