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或是在情与礼的尖锐矛盾冲突中，或是在情与理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展示了男女主人公先从灵的沟通再到肉的结合的完美爱情，是数百年来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赞歌；也是我国爱情剧发展中的两个坐标。两个戏剧都写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且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都出生贵族，男主人公张生和柳梦梅都是上京赶考的风流才子，他们都在维护爱情自由时表现出了叛逆精神，并且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两部戏剧又各具特色，笔者从三个方面对其不同之处进行了探索。
　　 一、戏剧的承传和建构不同。
　　 崔张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其爱情故事已颇为生动完备，但结局是一个始乱终弃的悲剧。此后出现了很多描写这个爱情故事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以崔张出走和最后的团圆代替了张生抛弃莺莺的悲剧结局，纠正了《莺莺传》认为莺莺是“尤物”和称许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为善补过的封建观点，明确提出了“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南吕宫?瑶台月》）的要求。王实甫继承了董解元《西厢》的题材、主题，并进行新的建构，提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民主思想，赢得了“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录鬼簿》）的美誉。《西厢记》因之也成为我古典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杰作。
　　 《牡丹亭》这一故事则来源于民间传说，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余稍更而演之。”这杜太守事实际就是现在还保留在《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①这篇话本小说的后半部虽比较简单，但前半部关于杜丽娘游园、寻梦、写像的描绘，已相当细致，并为《牡丹亭》所吸收。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的出现有它的历史根源，自干宝的《搜神记》出现以来，民间就流传着种种人鬼恋，甚至还魂投胎再生结为夫妇的故事。《牡丹亭》建构了一个充满个性解放而又富有浪漫色彩的人鬼恋故事，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
　　 二、斗争的对象不同。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因反“礼”而升华，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因反“理”而炫目。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封建婚姻制度完全抛弃了男女之间的爱情，封建礼教经过宋儒的发展，进一步把爱情作为必须扑灭的“人欲”加以限制，理学家那一套“男女大防”的戒律，给青年男女造成了严酷的精神禁锢。《西厢记》一开始就使他们的爱情具有反礼教的意义。莺莺重孝在身，但当遇见张生时，竟敢“只将花笑拈”，临别时竟“回顾觑末下”。按礼教规定，她不应该有表现爱情的行为，甚至连念头也不应该有，更何况她此时已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给了郑恒。此后，“隔墙酬韵”、“佛寺闹斋”、“酬简”等行为都是和礼教相违背的。最终，他们用实际行动－—“夜宿西厢”粉碎了封建礼教的枷锁，私下里结为夫妻。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无疑是最激烈的反抗方式，他们最终的结合体现了爱情对礼教的胜利。
　　 自主、平等，没有门第观念的婚姻在封建社会里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西厢记》里的老夫人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她时刻不忘自己的高贵门第，总是搬出“相国家谱”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莺莺并不因父母许配于门当户对的郑恒而认命，张生也并不因自己出生低微而对爱情怯步，他们大胆地向对方表达着自己的爱情，冲破了封建礼教门当户对的藩篱，实现了他们的爱情理想。《西厢记》因之也打破了“才子佳人”的俗套，升华了主题。
　　 杜丽娘和柳柳梦梅的爱情贯穿着“情”与“理”的矛盾的斗争，并展示了情在理的压抑下所喷发的强大命生命力。这儿的情是一种发自天性的，涌动在人内心深处的对于生命、自然、异性的情欲追求。作为情之化身的杜丽娘是一个有着纯净的精神境界，有着旺盛的生命活力的人。在《惊梦》、《寻梦》、《写真》等出里倾诉自己的美貌被埋没和爱美的个性不能表现的苦恼，带有个性解放的鲜明特征。她追求爱情的强烈与持久，甚至不达目的死不罢休，带有“现代的性爱”的性质。（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部分《家庭》）曲折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那是为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所没有的。其时，封建礼法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严苛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她在官衙里住了三年，连后花园都没到过。白天睡一会儿都是违反家教；裙子上绣一对花、一双鸟，都会引起母亲的大惊小怪，认为跃出了理的范畴。
　　 在这种环境之下，杜丽娘和柳梦梅既不可能是花前月下调情通款的崔莺莺、张生，更不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黛玉、宝玉，他们只能是一对在梦中相会的陌生男女。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所说的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不是她与某一个具体对象的特定爱情，而是她作为一个健全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对于情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正因如此，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相好。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更多地是出于自然天性的欲求，第一次把淹没在神圣庄严的封建礼教模式中的个人的情欲作为一种合理的存在，提升到了可令人正视，令人崇尚，令人反省的高度。《牡丹亭》成为人性解放的赞歌。
　　 三、爱情的审美效果不同。
　　 两部戏剧因为特殊的时代特征和主人公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心理、行动，具有了不同的审美效果。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因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反复不定，产生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曲折缠绵的美感。
　　 崔莺莺和张生一见钟情后，张生便进行了热烈的追求，想尽了一切办法，如赁居西厢、借故搭斋、月下吟诗等，他为了崔莺莺寝食忘餐，宁愿抛弃功名，甚至身染沉疴。他的深情和弱点都呈露在外面，而崔莺莺虽然也对张生一见倾心，但尽可能地把追求幸福的热情埋藏在内心深处。这一方面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观念对她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其个性使然。孙飞虎兵困普救寺，老夫人当众许婚，张生临危挺身而出，这使得他们的爱情合法化，崔莺莺心中暗自欢喜；然而老夫人食言赖婚，要崔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这让崔莺莺苦不堪言，咒骂她为“狠毒娘”，开始了内心的反抗，但并未付诸行动。直到张生以琴相挑时，她才情潮高涨，本能的冲动使她暂时忘记了礼教的束缚，写诗约张生来相会。当她看到张生的回信时，又忽地向红娘发起脾气了来，叫张生“下次休是这般”，寄去的却又是约张生月夜私会的诗笺。张生依约而来，她又翻脸不认账。从“赖简”到“酬简”，她的性格有巨大的变化发展，赖简是她动摇性最大的一次表现，而酬简表明她克服了内心剧烈的斗争，决心追求合乎自己心意的爱情。情欲终于烧毁了“天理”的藩篱，“夜宿西厢”，实现了灵与肉的全方位结合。崔莺莺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表现出的摇摆不定，彷徨犹豫，使其爱情获得了一种曲折缠绵的审美效果。
　　 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因为男女双方的深情忘我、热烈执着而绽放出了性解放的光芒和瑰丽奇异的浪漫主义的异彩。
　　 杜丽娘的处境比崔莺莺更为难堪，她生活在“理”的层层包围之中，没有半点的自由可言。在“情与理”的尖锐冲突中，她的爱情呈现出个森严的封建礼教和特殊的家庭环境，她无法遇到一个青年男子，像《西厢记》里的张君瑞，《拜月亭》里的蒋世隆那样，老师陈最良是她在父亲以外唯一可以接触到的男子，却是个老学究。然而《诗经》中的爱情诗唤醒了她的青春，后花园中姹紫嫣红的明媚春光也刺激了她要求身心解放的强烈感情。她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却找不到出路。这样她把理想寄托于偶然出现在梦中的书生，甚至为他缠绵枕席，埋骨幽泉，而“一灵儿咬住”始终不放。在阴间大胆地向判官陈述自己的死因，并询问她梦中的情人姓梅还是姓柳。正如明人王思任在《牡丹亭序》中说的：“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官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儿咬住，必不肯使劫灰消失。”在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种种有约束后，她果然找到了梦中的书生，主动向他表示爱情。柳梦梅也不负佳人深情，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表现了同样的执着、热烈和忘我。这是以生命为代价向“理”做出的庄严挑战。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牡丹亭题词》）。杜丽娘正是至情的化身，她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的热烈执著，使其爱情呈现出一种瑰丽奇异的浪漫主。
　　 如果说《长生殿》描写的是理想中的现实爱情，那么《西厢记》、《牡丹亭》描写的是现实中的理想爱情，它们在肯定情欲的基础上，达到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不论是崔莺莺和张的爱，还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都如雪中吐芳的梅花，都经过了不断的磨砺，方得馥郁的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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