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坝镇，是云南边陲的一个小镇，人囗也特别的多，南下贵州北往四川，属于一个枢纽之地，很多生意人部聚集在这个镇上，交换货物，买卖牛马等。你别看商贾众多，但大多都是远方人，本地人们生活清苦，许多青年为了改变命运，选择远去北上打工，就这样漂泊年华。
　　 镇不远有处有座山，唤作石灰窑梁子，山脚有一户人家。男人不务正业，只知道喝酒赌钱。女人患有精神病，每年四月，油菜花开的时候，疯疯癫癫的抽搐，什么都不晓得。
　　 山脚座落的那间茅草房，破旧不堪，摇摇欲坠，土墙上的木窗框被蚂蚁咬穿无数洞，漏进几丝阳光。此时一个约莫十岁的少年，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缓慢的从屋檐下走出来。朝阳照在他俊朗的脸上，轮廓分明。
　　 那个女孩正光着脚丫坐在村里的大坝子上哭，鼻子一呼一吸的，声音嘶哑得细过垭口上蟋蟀的叫声。那个男孩在坎坎上，手上举着一张风吹，嘴唇鼓得圆圆的，一边吹，一边口水不住地往地下流，得意之下让人有点想抽他几嘴巴。
　　 那时我正好走出黑色的七月，从北漂回来。路过村口，赶忙从身上斜挂着的皮包里抓出两颗大白兔奶糖，伸手递给那女孩，她抬起头来，小小的脸上，满是泪痕，好像野外流浪的小花猫，双眼水淋淋的，含着眼泪，像我家门前的那条小河里的水，是那么的清亮。
　　 我蹲下去，问她有名字吗？她很细地说了一声“我叫赵如……”好像是细针穿过青布的自语。
　　 话刚开始，坎坎上的男孩抢过话，“她叫赵如意，什么时候都如意，今年5岁；我叫赵幸福，什么时候都幸福，10岁了＂幸福得有点欠打。
　　 我也给了他两颗糖和一顿不好的眼光。并说：＂不准你欺负她，不然不给你糖＂。
　　 这时候，母亲在老房子前喊我吃饭。一路上朝我唠叨，“这两个娃，哎，可怜得很！”满是皱纹的脸上堆砌着叹息。
　　 晨曦中的石灰窑梁子，依旧是那么的苍老潮湿，树叶清绿。赵家的两个孩子挎着篮子，灵活地穿在刺笼里捡蘑菇、挖天麻，以便换些零钱交学费。回家了却被那赌钱的老子抢去输了，有时不拿还要着一顿毒打，那刚被皂角刺划伤的小脸，被泪水浸得好痛、好痛的……
　　 再次见到赵二妹的时候，那是我戴着刚买的表从大城市回到村口，她已经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穿着一身挂满补丁的花衣服，还是那么清秀的脸庞，水淋淋的大眼睛盯着我的手腕，此时，我从她的眼睛上认出了她，我说“小二妹嘛，长大了，都认不出了”。说完从她的目光下移开我的手表，她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那天的晚饭特别晚。吱吱的一声，堂屋的门被轻轻的推开，原来是赵家的两个娃儿。母亲招呼了一声，“老大、二妹，过来吃饭。”
　　 “吃了的，幺奶，我想过来看看我家幺叔。”说完后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男娃坐在土炉子的木凳子上，古铜色的脸像古天乐演饰的杨过那样玩世不恭。我甩了一支烟给他，他吃惊地推回来。
　　 “幺叔，我不吸烟的。”
　　 “是的，读书不要抽烟，不要学我。”
　　 我又要说些什么，可是父亲的咳嗽声把我的思绪打断了。
　　 听说他爸输钱喝醉酒后打死人被关进牢房枪毙了，他妈在石灰窑梁子上发疯时摔死了。
　　 赵家这两娃命不好，但是有出息，两个稚嫩的肩膀扛起一个家，读书还很得行。
　　 我在门背后呆愣着，对面石灰窑梁子上雀子也没有一点叫声。这时父亲又咳嗽了几声，我端着土瓷碗，一点味口也没有，母亲又往汤里加了些盐，期许我会多吃点。
　　 他一直盯着我的手表和包包，目光一蹭一蹭的。我警惕地挪了一挪。
　　 “二妹，等我凑够钱，帮你买一个书包和一块电子表，以后你就不用抱着书和估不准时间，也就不会迟到了”。离开我家老房子的时候我听到他在嘀咕着。
　　 那时候恰是十月份左右，夜晚有月光，轻轻覆盖在山村，犹如一块薄冰。我提起门背后的煤油灯，穿过父亲的咳嗽声，山路像受寒了那样，一阵颤抖得凉了起来。
　　 第二天，我又要走了。我特意绕到了赵家去。一进门，茅草房檐低低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土炉子，两张烂木床和一张烂木桌子。清贫的土墙上贴满奖状。
　　 两娃见我来了，怯羞羞地让我坐。我哪有坐的心情，这或许连一个家也不算……
　　 我把那个包和手表放在桌子上，转身走了。
　　 男娃追出来喊了几声：“幺叔，以后我赚着钱一定还给你。”
　　 “老子好歹也是你的幺叔，不差你这几个小钱。好好读书哦，别学老子……”我连回头的勇气也没有。
　　 时间如鼻沟上的青春痘，明明刚刚都还鼓起白胀胀的一大颗，可是轻轻的一挤，就瘪得只剩下一小点雀斑。日子平静的过很多年，许多事情在不经意间滑落，谁也没有去记起，也用不着谁去记起。
　　 北方多风沙，夏天燥热。阳光像水泵那样，似乎要抽完田里仅剩的一滴水分。我开着空调，和陌生人聊着玩笑。
　　 这时电视里传来声音，好像在讲一个熟悉的地方的一个考试冒名顶替的故事。
　　 我赶紧打电话回家，母亲才给我讲是赵家两个娃娃的事情。
　　 这两娃很努力，学习也很认真。可是中考时就是没有考上中师。两兄妹抱头痛哭一场，锁上门到远处去打工。
　　 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尽干重活、苦活，某一个工地收留了他们，总算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然而，季节的更替就像尿失禁那样，挡都挡不住。明明刚刚还是阳光烈烈，可弹指间，雪瓣就从指缝里漏下。
　　 某一天男孩顶着风雪使劲干活，突然出现撕裂样的头痛，到医院行DSA检查，诊断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急诊行了开颅手术治疗。术后第二天并发了瘫痪、昏迷，一直到出院，虽然命救过来了，但是人却呈植物生存状态。
　　 工地老板因为建筑不合格而跑路了，申请工伤理赔无望，这一病花光了两娃的苦力钱。最后只有返回石灰窑梁子下破烂的茅草房里，苦渡日子。
　　 山村还是那个山村，小河还是那条小河。土地依然贫瘠，父老乡亲依然喊着憨憨的乡音。
　　 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着，直到有一天这两个娃的名字出现在某个领导的户口本上，而且还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此时，这个山村动了起来，婆婆大娘们茶余饭后有了聊不完的猜想。
　　 “哥哥，我们考上了，我们考上了……”
　　 石灰窑梁子下，一个女孩举着举着一张泡桐叶疯跑着，她的脸上再也没有痛苦和希望，尽管还有很多的怨恨未曾兑现。
　　 晚秋。
　　 薄暮。
　　 石灰窑梁子上是那么的清萧。
　　 山下的那条小河如一弯月光，略带些清冷。
　　 柳絮飘坠，秋叶乱飞，竹林里一只寒鸦在阅读岁月，夕阳落下断崖，勾画了一抹忧伤的色彩……
　　 村口的坝子处，似乎又飘来一块稚嫩的声音，穿过黄昏斜阳，令人一阵疼痛。
　　 “我叫赵幸福，什么时候都幸福……”
　　
　　
　　 备注：这段故事在场坝有些年月了，各种版本和方言都有流传，再次编写，更换了姓名，看一纸荒唐言语，流一把辛酸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