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亚圣孟子的著名论断。该段文字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其内容为：“舜发于畎（quǎn）亩之中，傅说（yuè）举于版筑之间，胶鬲（g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áo）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fú）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zēng）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bì）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其中，“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早已成为千古名句，不但为人所知，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奋发有为之士。我反复研读此段文字，觉得有些地方并不好理解。但从常见的公开的资料看，很多地方的处理，似乎有些牵强，整体理解起来，较为粗糙和生硬。古人讲究为文脉络分明，特别是孟老夫子善养“吾浩然之气”，其论辩逻辑应该是环环相扣，严谨而周密。本人不才，想从字里行间揣摩一下圣人之意。阅读，本来是见仁见智。对圣贤的解读，也是一种学习和洗礼。不妥之处，还请高人指点，在此一并谢过。
　　 该文段开篇，气势恢宏。一下列举了我国历史上或传说中的，六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看似顺笔所致，其实有着极大的概括性。孟子从传说中的舜，到商代的傅说、胶鬲，再到春秋时的管仲、孙叔敖和百里奚，时间跨度几乎包孕了，其生活的战国时代以前很长一段。就空间上来说，从西面的秦到东面的齐，从南面的楚到北面的晋，大体上囊括了长江以北的黄河流域。要知道，这一片广大的区域，正好代表了当时的中华文明。再从人物所谓的职业来看，不但“士农工商”占全了，而且连下等的奴隶和遁世的隐士，也一律提及。而且，在写法上，六人构成两两对比，语言之简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小幅大规模的列举，既形象具体，又给人以巨大的画面和场面感。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生于忧患”，但圣人又没有急于点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一一道来，徐徐展开，衔接自然，犹如电影蒙太奇一般。“畎亩”，即为田野。有人说：“垄上曰亩，垄中曰畎。”传说中的舜，是我国古代的部落首领。他原本在历山耕田，三十岁时，被尧起用。发生、生发，“发”就是“生”的意思。田间劳作，不用说，既劳筋骨，又饿体肤。“版筑”是古代筑墙的一种方式。“版”是筑土的夹板。筑墙的时候，在两块夹板中间填土，用杵把土捣实。相传，傅说是在傅岩从事版筑的奴隶。“举”是推举、任用。是殷王武丁寻访发现了傅说，并以他为相。
　　 “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这里的“鱼盐”是指卖鱼和贩盐。胶鬲起初就是卖鱼贩盐的商人，是西伯侯发现了他。西伯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把胶鬲举荐给了殷纣王。后来，胶鬲才得以辅助周武王。“管夷吾举于士”，其中的“管夷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管仲。他原为齐国公子纠的臣子，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君位争夺中，公子纠失败了，他作为罪臣被押回齐国。齐桓公也就是先前的公子小白，知道他有才能，不计前嫌，以他为相。“士”，在古代多指有一技之长的人，管仲管夷吾是从监狱释放后被录用的。
　　 孙叔敖是一位隐士。楚庄王听说他有才能，便把他从海滨请来，让其做了楚国的令尹。令尹是当时楚国最高的官，掌管着军政大权。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虞灭亡后，被晋俘去，作为陪嫁由晋入秦。后来，逃往楚国，为楚人所获。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出来的，他的身份，实际上就是一个奴隶，秦穆公却让他做了大夫。文章用一个“发”和五个“举”，分别交代了他们成功前所处的环境，无论是“畎亩”、“版筑”、“鱼盐”，还是“士”、“海”、“市”，其境遇都是充满艰难和困苦的，而他们都最终被“发”或“举”，成就了一番伟业。孟子列举了这六人，就为下文的立论和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个“故”字，是因此或所以的意思，表示下文是对上文的总结。我国古老的文化，是所谓的“天命论”。“天”是大自然或造化，天子或国君代天行事。“命”是一个人的运气，我们一般叫它“机遇”。“发”或“举”是命，也是机遇。看似偶然，偶然中有其必然性。“天将降大任”，说开了，也就是造化“造”人。上天塑造人，它往往就是通过客观的自然环境，或者说，人所处的外在世界。而对于人来说，古人讲究生而为“气”。常言道：“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古老的文化，虽然认为精化气、气化神，但同时也特别强调“练气”。练气是练内功，也就是强化人的精神作用。“精神”，通常又被我们称作“意志”或“意志力”。
　　 孟子所说的“必先苦其心志”，一个“必”字，明显有强调的意味，它充分肯定了外在环境对内在精神的强化作用；一个“先”字，进一步强调，“心志”也就是人的内在精神，是最重要的。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五行”一般正对“五脏”和“无味”。其中“火”，对应的正好就是“心”与“苦”。环境的困苦，正体现在内心的艰苦上。“苦”对于“心”，正是一种磨砺；而“志气”就是在这种砥砺中的升华。一颗心，经过苦难的浸泡，才会变得坚韧起来。我们说“心太软”，难成大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劳其筋骨”，筋骨是人体的支架，也是精神的寄托。筋中的血脉，骨中的骨髓，都是人体中的精，它是用来化气的。一个“劳”字，有“使动”的意味。在这里是说“劳能使筋骨坚固、强壮”，而不是像有些人，直接把他理解成了“劳累”。大家都知道，劳动是一种锻炼，坚持劳动不仅是美德，还会对人体骨骼的发育及健壮有很大帮助。“饿其体肤”，“体肤”是身体和肌肤，与“饿”搭配，也决不是“面黄肌瘦”，更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肠胃”。过去，养生或练功之人，通常不吃太饱，也不食太精。它不完全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练肌肉，似乎还有纳气运气的作用。
　　 至于“空乏其身”，我以为，不是说自身贫穷得什么都没有，更不是说没有衣服穿，而是除了遮体防寒维持生命之外，没有其他的要求。即深处忧患之中，内心并不患得患失。“行拂乱其所为”这句，我以为，“行”和后面的“为”相呼应。它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不因外在环境的纷乱而失了方寸。以上五句，从心志、筋骨、体肤、一直到身和行为，这中间的“其”都指“是人”；苦、劳、饿、空乏和“拂乱”，都是使动用法，都是造化的手段。而环境则是造化本身，人是造化的对象。
　　 人们一定会问，环境通常是特定的，可“生”与“死”则是截然相反的，为何对比如此鲜明呢？仔细想想，亚圣老夫子已经说得明白，这“生”与“死”的关键，并不在或不完全在外在的客观环境，造化也只是一部分。人的态度，也就是“忧患”和“安乐”，才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亚圣的这句经典名言。“生于忧患”，应该就是说人在“忧患”中生存。常言道：人有“七情六欲”。关于什么是“七情”和“六欲”，历来说法不一。
　　 “七情”，《礼记·礼运》中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佛家讲“喜、怒、忧、惧、爱、憎、欲”七种情愫，中医理论中的“七情”，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佛家和中医理论中，都有一个“忧”字，而没有“患”字；但《礼记》和佛家的的说法中，都有一个“惧”字。“惧”也就是是“怕”，“怕”有“担心”的意味，而“担心”不就是“患”吗？我们不是常说“患得患失”吗？更何况中医理论中的“思”，与佛家和《礼记》中的“惧”，基本上也是一个意思。
　　 那么，什么是“六欲”呢？《吕氏春秋·贵生》中说：“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根据东汉哲人高诱的注释：“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可见，“六欲”泛指人的生理需求或欲望。爱生恶死，嘴吃、舌尝、眼观、耳听、鼻闻，是人先天的欲望，与生俱来。后有人把它概括为“见欲、听欲、香欲、味欲、触欲、意欲”。当然，这与佛家《大智度论》里的说法相去甚远。佛教所谓的六欲，“色欲、形貌欲、威仪姿态欲、言语音声欲、细滑欲、人想欲”，它基本定位于俗人对异性天生的六种欲望，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常说的“情欲”。
　　 从“情”和“欲”的差别来看，“情”主要是指人的情感表现，它属于人的心理活动的范畴；而“欲”则主要是指人生存和享受的需要，属于生理活动的范畴。有谚语云：情太切伤心，欲太烈伤身。这就说明了“情与欲”分别属于“心”和“身”，它们是既联系密切，而又是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情”和“欲”是可以互动互补、相辅相成的。“情”可生“欲”，“欲”也可生“情”。“欲”的满足，常常需要感情的投入；而“情”的愉悦，也时常有赖于“欲”的实现。物质和精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种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忧”和“惧”或者说“思”和“虑”，正像“过筛子”一样，是一层阻隔，也是一道阀门。
　　 “所以动心忍性”，其中的“所以”，在古汉语中有两种用法，一是表原因，如诸葛亮《出师表》里“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二是表方式，可以翻译成“用来”或“以之用来”，如韩愈《师说》里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动心”相当于心灵的触动，“忍性”就是心志的磨砺。一个“忍”字，“心”上一把“刀”，风刀霜剑严相逼。我以为，这“动心忍性”就是“忧”与“患”。“曾益其所不能”中的“曾”，是一个通假字。它同“增”和“益”，都是“增加”的意思。“其”，仍然指的“是人”。“所不能”，是说原本不能或有潜力，而未显示出来的。
　　 “人恒过”中的“恒”字，不太好理解。绝大部分材料中，都将其解释成了“常常”，而把“过”直接说成了“过错”或“错误”。我觉得这与文理不通，逻辑上也有说不过去的地方。试想，正说“忧患”呢，扯什么“过错”？我以为“恒”是“恒常”，也就是持之以恒，是心“恒”，是面对艰难困苦不变心，反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心。正如苏轼的《留候传》中所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这里的“过”字，就是“经过”、“经历”或“遭遇”，具体应该是指那些艰难险恶的处境。“然后能改”中“然”是“这样”，能做到这样的“心恒”，身处逆境而坚韧，客观环境也会发生变化，一旦有变，一切就会随之而变。“改”应该是“变”的意思。接下来的两句话，我以为，说的就是具体的变化过程。“困于心”三字，让我想起了“困兽犹斗”一词。被围困的野兽，还要做最后的挣扎。比喻人在绝境中，还要对抗到底。兽如此，人更是如此。越是艰难的环境，越能激发人的斗志。“困于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斗争，是人战胜自我的过程，是从“小我”到“大我”的飞跃，是一种自我“创造”。
　　 关于“衡于虑”。人们常说：“人心是杆秤。”“衡”是平衡，是心的平衡。说白了，就是反复的思虑，以求的心理的平衡。它是“人心”与“环境”的抗争，也是自我的奋争。当然，也可看作“虑”的结果，也是“忧患”的意思。“而后作”中的“而”字，表示一种顺承关系，相当于现在的“接下来”，是一种自然而然。“作”是“立”起来，站成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声色是表征，是“气”的外现。“喻”是清楚明白、顺畅通达之意。这句话是说，人到了这个时候，“声色俱厉”，气色和发声，有别于平常。大英雄，则有大气象。“天将降大任”或造化之力，显而易见。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入与出，是一对反义词，在这里应该是指“对内”与“对外”。“家”与“国”，最初分别是指“大夫”和“诸侯”的封地。“法家拂士”我以为是说“正直而坚守道义的贤臣”，“敌国外患”说的是“实力相当、足以抗衡的国家。”二者是家国或君主的“忧患”，国君的行为怕诤臣，“敌国”或“对手”，是潜在的威胁，也是“忧患”。这句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就很难生存下来。“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文章由一个人，说到一个国家，其道理是相通的。我们不妨用苏轼《晁错论》中的话，作以总结。“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而“才”与“志”，都是由“忧患”而生。所以，我们说“生于忧患”。
　　 孟子的此段文字，重点论述了“生于忧患”。但生与死是相对的，忧与乐是相对的，患与安也是相对的。孟子有“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居安思危”，“思”就有“患”的意思。文章谈清了“生于忧患”，与之相对的“死于安乐”，也就不言自明。古圣先贤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而现实中多少“死于安乐”者，却成为了铁证。
　　 读古书，想今事，我更觉有分析理解这段文字的必要；明事理，做警示，圣贤的教诲，我们永远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论是说一个人，一个家族，还可以用到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上。“人恒过”，“国恒亡”。猛然间，我又想起了北宋文章大家，欧阳修《伶官传序》中的那句话：“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名言与至理，作为现代人，我们还应当时刻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