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一楼的水泵没关，“哐——吃、哐——吃”的声音搅得我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晨，打扫卫生的老朱见我说，没睡好？我说，这里面什么东西响了一夜？他说，水泵。我说，什么水泵？他说，就是水泵。我说，这东西响了一夜你们没听到？他说，你住六楼怎么能听到？
　　 我才知道，原来是那天晚上工人忘了关了。
　　 这个水泵的声音不太大，白天，一般情况下走到三楼的位置，很多人就听不到了。它在一楼的一个隐蔽的小房间里，可是我听得真切。水泵的振动声顺着墙壁传到六楼，我躺在床上，无论耳朵里塞满什么都无济于事。上班后，我问同住六楼的同事是否听到了，都说没有，我们住六楼，不可能听到。
　　 去年，我住在另一个地方，四楼，阳面。我喜欢光线足的地方。唯一不足就是在前方大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另一家工厂的门卫养了两条狗。这狗是养大了当肉狗卖的，每年都养两条，平时就用食堂的剩饭剩菜来喂。这两条拴着的狗，每天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叫，从早到晚，几乎不停。晚上，路上过一辆汽车，它们也要叫一阵。白天工作的时候我不太在意，工作又累又忙。到了晚上，尤其凌晨，叫声特别刺耳。可是同事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整整一年，我在这两条狗的叫声中度过，可以说受尽煎熬。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别人听不到，或者根本不在意。
　　 前年，我的楼上住着一位爱美的女士，我只见过她的背影。有一段时间，从秋天开始，大约有四五个月，她每天晚上十二点左右回来，穿着高跟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每天晚上，我是说每天晚上，她在房间里穿着那双舍不得脱下来的高跟鞋走上至少一个小时。她还经常往地上掉金属一样坚硬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有几次我怀疑是戒指或者汤勺，我听得非常清楚，就像在耳边一样。我一直怀疑她非常贫穷，加班到很晚，回来又没有一双拖鞋可以换，一如我刚出来打工时那样。这样想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她。可是在大约两个月后，我终于知道她是一家工厂的老板娘，开的是进口捷豹。我当然很生气，在她的门上贴了一张纸，上面非常委婉地告诉她，楼下的人需要安静之类的话，可她仍旧我行我素。
　　 我不知从何时起，对声音的敏感远远超过周围的人，我几乎能听到常人听不到或者不在意的声音。我曾试着解开这个迷。这不是病，只是听觉比较灵敏。后来我发现这虽然不是病，却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失眠已经是小事了。由于失眠而健康每况愈下，听觉更加敏感，从此恶性循环。
　　 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彻底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从半夜恶魔一般的高跟鞋，还是从那两条早知命运劫数只能终日狂叫的狗。差不多十五年前，有那么一两年，我对脏的东西特别在意，严重的时候不敢进公共洗手间。也许老天看不过去，在病情发展到无药可救之前通知了我。当然，洁癖很好治。也许这一切与我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有关，我一直喜欢安静整洁的环境。我讨厌任何由人类发出的种种不该有的声音，梦呓，吵架，高音喇叭，目空一切的高谈阔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听得了清晨的鸟叫，拍岸的惊涛，松林呼啸，还有夜晚的蛙鸣，却难以接受同类制造的噪音，因为它并非发自生命的本能，而是由于贪欲的驱使。
　　 当然，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由于欲望的驱使。人们想看看月亮上有什么，于是有了阿波罗登月，人们想知道身体到底什么结构，于是有了现代解剖学。可是欲望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不好的，也有度的问题。人终归是动物，许多欲望与生俱来，所以世上成佛的少之又少。我们凡人，绝大多数都在个体的欲望里打滚，浑浑噩噩，终其一生不知所为。季羡林在《阅世心语》里说：“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在一楼的那个“水泵”，我能肯定不是自来水的加压水泵，我怀疑是个排污的什么水泵。这个院子里有几家工厂，有的还是污染严重企业。当然，民不举，官不究，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虽然“水泵”的声音严重干扰了我休息，可仅此一点我也无权过问太多。我是一个人，一个听力有点敏感的普通人，不是所有人。即便所有人都能听到，也不一定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有些事，不是你我说了算。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我骨子里的小农意识。
　　 再说养狗和高跟鞋，对他人造成了影响和伤害，这种“爱好”也是贪欲的一种。我能怎么样呢？没有任何办法。就在我写这些字的时候，窗外对面的工厂里还有两条狗在叫。现代的工厂，门卫要养狗？
　　 写这篇小说《我能听见细小的声音》，几乎是一时冲动的结果。明眼人已经看出标题是模仿雷蒙特·卡佛的短篇小说《我能看见细小的东西》。写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艰难，主要是因为我对行文本身和对情节安排的驾驭能力不足。我是对声音敏感，但从来没想过要把它写出来变成故事，况且这不算什么好故事。网上，人们喜欢看冒险与玄幻、总裁与美女、后宫与抗战，我不会编这样的故事，那些对我来说太远。我写过的小说和故事，或多或少地都有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我非常赞同卡佛的观点，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我觉得纯文学小说里的事，就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小事，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清小事背后的事，如果你不能，你就只是讲了件小事。而简单地讲一件小事，并不是小说家——当然我不是小说家——的任务。
　　 个体行为的目的不一定都是明确的，有时候是盲从的，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但小说家肯定不会有这种行为，对小说家来说，这种行为几乎是在“断送”自己的前程。小说里的事，表面上讲一个故事，背后一定另有其事。人物的动作、语言，甚至包括叙述部分的欲言又止，声东击西，不止纸面儿上那点事，这是小说家的本事。哈罗德·布鲁姆在《如何读，为什么读》里说：“短篇小说偏爱默契，它们迫使读者调动积极性，分辨作家所回避的解释。”这也解释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和卡佛的“极简主义”。直白一点说，没明说的部分是留给读者思考回味的部分，也是读者“掩卷沉思”的原因。
　　 很遗憾，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笔力，因为我只是写出了一件件普通的小事，并且是一件件我已经看清背后的小事。我当然不会说背后到底是什么。我只能像在《我能听见细小的声音》里说的那样，我希望我的小说写得“离奇一点，又真实一点，就像我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一样”。
　　 我在小说《一个真实的故事》里说，生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圆，这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的。有人会立马反驳，说我昨天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甚至想的，今天和昨天不一样，明天更不一样，我觉得这话没有争论的必要。我们之所以喜欢生活的圆，并不是吃穿住都一样，而是因为那里面有安全感，它排除了对明天不确定性的恐惧，这是本能。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的时间不是循环转动的，而是直线前进。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他又说，生活是一条直线，我们往往以为已经进了天堂，可当那扇门关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身处地狱。
　　 人终归是肉身和思想结合的动物。我们有意识无意识的动作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这是作者读者应该去想的问题。卡佛说：“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对方说些什么，什么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什么是他们正在谈论但却没有去做的，什么是他们正在做而没有到处宣扬的。说到底，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有人不理解卡佛的极简主义，认为只做简单描述就可以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她）忘记了作者的小说背后还有一道不能打开的门，门的背后很可能是非常恐怖而真实的世界。
　　 在《我能听见细小的声音》里，“我”一心想成为小说家，辞去工作，住进一栋几乎与世隔绝的烂楼里写作，这本身就是无法被现实理解的，并且“我”也十分清楚这种行为本身，可“我”还是要这么做。周围的人，包括挚友都劝“我”回到现实中去。普通打工者辞去工作想成为小说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想脱离现实——无法掌控的现实；一是冲动。脱离也好，冲动也罢，就不可能有真实可靠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决不是主观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客观的“两条狗”的侵扰。我相信这在现实中有大把的实例。他们背负理想的包袱在城市里艰难生存，大多数人的人生结果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可是没有人会甘心，于是在现实与所谓的理想之间不断徘徊。他们很可能没有任何能力到过任何彼岸，这种徘徊足以毁掉他们的一生——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不得不徘徊。
　　 “我”不得不放弃理想，回到温暖的现实。“我”在拆二代朋友的“衣食无忧”的家里暂住，那里温暖，“与世无争”，有母亲（物质保障者）和大姨（精神保障者），那里能提供国庆假期一样的安闲与舒适（外面的真实世界一直在下雨），可即使是菩提树，也有子落叶黄的时候。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生活开始)，“我”不得不再次走进那个真正世界寻找真实的自我。另一方面，“我”不想抛弃原来的理想，“我”暂时放下小说家之梦并不是对现实俯首称臣，“我”只是在等待机会罢了。“我”深知温暖的现实不会使理想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只会使它在黑暗的泥土中腐烂。可是面对陌生的突然出现的小狗，似乎“噩梦”再次归来。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怪圈，“我”又回到了小说的开头。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的一生，理想与现实并不能相辅相成。
　　 这也是小说《我能听见细小的声音》采取环形结构的原因。当然，我对此不能驾轻就熟，只能试探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