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城里人蜗居在高楼大厦中，彼此缺少交往，一个楼栋中的人，互不相识、形同路人的并不鲜见。在乡村，人们丰衣足食，手机趋于普及、电视自不必说，经常猫在家里，人际交往也少了许多。人与人之间似乎有着一层隔膜，人情友情也淡薄了许多。更有甚者，老人倒地好心人扶起却屡遭讹诈，“拍照后扶人”竟成了一种无奈的做人智慧，每每想到这些，真是让人惋惜，让人心痛。面对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悲哀，而祖辈们那一代人乐善好施、“低借高还”的传统美德，倒是让人感到十分留恋，十分怀念。
　　 我的曾老祖父在乡间是一位与人为善、修桥补路的好人。村中庙宇颓废多年，村人望而生畏，他毅然不辞艰辛，作为推选的工长，带领村人重修寺院，“越岁，庙宇巍峨，焕然一新”，当村民答谢时，他“不虑金钱，掷者君挽”，去世后人们为他立碑纪念，当地有名的书法家张尚谦老先生亲自撰写碑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到了我们的父辈这一代人，依然秉承了勤俭耕读、和睦邻里的良好家风。上世纪50年代是我的幼年时期，虽然生活并不富足，但村风淳朴，老一辈平等相待和睦相处的点点滴滴小事耳濡目染，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个时期，人爱人、人敬人；“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是做人的基本信念。生活并不富足，邻里之间免不了经常借珍子借面，这些跑腿的活路，就成了我们这些小孩的专利。每逢这时，母亲总是小碗借，大碗还，低升子（一种盛面的量具）借，高升子还，总要叮咛我们：“低借高还，再借不难”。
　　 70年代，我家细粮经常接济不上，一到二三月上顿下顿都以玉米作为主食，生活甚是恓惶。那时，我的一个战友家中粮食相对充裕，每年春节后我就去他家借上100斤小麦，以度春荒。到了夏收后，家里总是要还上120斤小麦，方觉心安理得。还粮时，战友家中往往不肯接受，为此经常闹得面红耳赤。
　　 “难时人家帮咱一口，胜过有时别人给咱一斗，咱不能忘了人家的恩情”——父亲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看，那个时代的人，就这么淳朴，就这么实诚，就这么较真。
　　 那时，邻里之间关系融洽，互相帮衬，亲如一家。谁家做了一顿好饭，总要给邻居家的老人、小孩端上一碗。如果使用了别人家的板车、自行车，归还时总要捎上一把诸如蔬菜之类的东西，以示感谢。那时，人们生活上穷是穷了一些，但他们精神上却格外富足，重视的是“礼尚往来，低借高还”！低借高还——这是一种心底无私、宽于待人的奉献精神，是一种朴素而又高贵的传统美德！
　　 那时，人爱人、人帮人是做人的起码道德。村上来了补锅、拾掇背篓、箍弄盆瓮的人，虽然素不相识，但谁家都会给他一碗饭吃，晚上都会无偿地给他安排住处。看到乞讨要饭的，都要给他抓上一把面，递上半个馍，这在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
　　 一家有难，全村帮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记得有一年，恰逢大年初一，村中一个姑娘农药中毒，性命危在旦夕。闻讯后，村中十余人不约而同闻声而动，轮换着抬起简易担架，狂奔几里路赶到附近的火车站前，硬是拦住了刚刚启动了的火车，将病人送往西安救治，从死神手中挽回了一条年轻的生命。这样生动的事例，多不胜数、举不胜举。
　　 谈起这些家长里短，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不足挂齿；但一滴水能够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些小事上，最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出一代人的思想素质。
　　 纵观现今，经济开放后人们的钱袋子是鼓起来了，但传承了几千年的社会公德、美德却遭到了全面挑战，道德缺失、信仰危机成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远的不说，就拿“四川达州3名儿童搀扶倒地老人被讹”、“浙江金华八旬老人倒地市民无人敢扶”等一连串社会问题来说，实在令人发指。马年春晚演出的《扶不扶》小品中“人倒了,还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道出了人们对现实的高度担忧！对此，我们不得不深思，不得不反省。这段小品针砭时弊，抨击了社会的丑恶现象；也弘扬了社会正能量，另人深感欣慰。
　　 “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枝头万木春”。相信经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随着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雷锋精神必定能够绽放出新的光芒，“低借高还”的传统美德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但愿“拍照再扶人”的无奈之举，将会淡出我们的视野，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