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穿红色棉袄的女人是谁？”我问刘福贵。刘福贵正在挖芦苇，脚上的解放鞋裹着一层黄泥垢。他嘿嘿地笑。我发了一根烟给他。他用锄头柄撑着下巴，他说，傅总，你真不知道她是谁。我说我哪会知道呢？我才来上班一个月，单位一百多号职工还有很多没见过面呢？尤其是后勤员工。穿红棉袄的女人在围墙另一头给桂花施肥，把桶里的鸡屎肥用小铁铲铲到根部的小洞里。刘福贵说，那女人是我老婆呢！我也嘿嘿地笑。他说：“你怎么都没见过呢？”我又说，你把这块凹地里的芦苇全挖了，种到东边斜坡里，明年春天发芽生根，能保持水土，不让它流失。
　　 接连几天的下午，我都到那块凹地去走走。刘福贵用板车把芦苇兜拉到斜坡去种。他老婆在后边推。隔几天，他老婆就换新样式的衣服，不是大红就是粉红，要么浅红。
　　 有几次，晚饭后，我在河边的石滩上散步，刘福贵也来。我发烟给他，他马上掏烟，说，抽我的。我说，抽我的，好日子先过吧。他堵住我的手，把他自己的烟叼到嘴巴上。我说，你这样就是分彼此了。他连忙接过烟，说，好好好，不分不分。每次都这样。烟抽了一半，他手机响了。也不是响，而是音乐：我是美蛾，你在哪儿。他接了，声音很大，说，我陪领导散步。我说，这音乐是谁刻录下载的，别致又好听。他说，我女儿，读高二了，可聪明了，什么都会，就是成绩差。我说，美蛾是你老婆吧，是不是怕你外出找相好，盯着你。他又嘿嘿笑起来，说，我老婆怕我在外面找女人，蚂蝗一样盯着我。“谁叫你长得帅，女人不找你找谁，你可不能责怪你老婆。”我说，“你肯定有过很多女人。”刘福贵连忙摆手，说，没，没，不过，以前有几个，都说我人好呢。
　　 凹地有十几亩，芦苇茂密，一蓬蓬，叶子有些衰黄，间杂地长了苦竹和漆树，麻雀和画眉鸟在芦苇和苦竹里，飞来飞去，唧唧喳喳，偶尔蛇不动声色地溜滑而过，冷不丁地吓人一跳。两边是山梁，斜斜的山梁往两边披垂下去。山梁种满了山油茶。正是山油茶开花时节，白白艳艳，细腰的黄蜂嗡嗡嗡，使冷寂的山野显得更加冷寂。这是一个荒废空寂的山野，村庄在两华里之外。凹地下面，是收割之后的田野，白白的稻茬和茵茵草色铺展，给冷秋平添了几分素练静和。我是想把凹地平整出来，移栽一些茶花、三角梅、木荷、杨梅，修建几条鹅卵石小径，种上迎春、葱兰、月季、菊花，筑两条弯弯水沟，养几条锦鲤。说是去走走，倒不如说是去看刘福贵干活，也可以把我的想法和他深度勾兑一下。刘福贵是单位里的杂工，水电活，木匠活，水泥活，锅里活，他都能干，且有一身力气，更主要的是不惜力气。有一次，宿舍里的窨井堵塞了，污物四处流溢。刘福贵穿一件连裤的皮衣，用锄头挖窨井四周的泥巴，挖了一天，才挖到排污管。排污管埋在地下有三米多深。我责怪管后勤的汪主任，说，这么深，土方量大，你应该叫挖掘机来，省这几个钱有意思吗？汪主任说，以前都是这样挖的，挖掘机会把水泥路压坏的。“过度消耗体力，会使人受内伤，这是基本的医学常识，你怎么不知道呢？”我说。汪主任诺诺地说，是是。刘福贵浑身泥浆，站在泥坑下，土堆把他整个人都挡住了。我说，富贵，明天再干，别累坏了。他说，不行的，臭臭的，大家睡不好觉。我对汪主任说，临时请两个民工来，加夜班，清了污，把土填起来。晚上十点多，我打开仓库，提了两瓶全粮液和两条烟，去看刘福贵。刘福贵刚刚洗了澡，靠在床架上抽烟。她老婆在洗衣服。房间只有二十六平米，包括外阳台。外阳台设计成一个洗手间和一个洗衣池，内间摆了四张铁架子床。两张床铺了棉被，一张放箱子泥刀铁锤木锯喷雾器等物什，另一张摆了小方桌，可供两人吃饭。中间过道拉了一根铁丝，挂满了衣物。刘福贵站起来，搓着手，说，这么晚了，你还来看我，我承受不起。他老婆从挂着的衣物里扒开，露出一个头，说，坐，坐。她把小方桌移了移，说，找个地方坐一下都难，房间太小，你将就一下吧。我说，这是我失职，没能给职工安排更好的生活。“不敢这样讲，你能看看我们，都已经让我们很感谢了。”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看见刘福贵的老婆。她说话有一种沿海山区的口音，第一个字和最后一字有很重的前鼻音。她四十多岁，穿厚厚的棉袄一样的睡衣。她的鼻子很挺，鼻翼饱满。她从睡衣口袋里摸出一盒七匹狼，说，傅总，来一颗。我说，抽我的。她说，你是客人嘛，别嫌弃。我点了烟，她也点了。刘福贵又点了一根，说，你在老板面前也敢抽烟。我说，富贵，你很有福气，老婆这么漂亮，工作还积极。刘福贵呵呵地傻笑，说，单位就是我的家，我们一定好好干的。
　　 大部分时候，我和职工一起用餐，在食堂里，两个大桌。有几个职工，中晚餐都爱喝点酒，天热喝啤酒，天冷喝谷烧或水酒。啤酒一块三毛钱一瓶，酒瓶退一毛。谷烧七块钱一斤，塑料壶满壶十斤，是县城谷烧称来的，壶退一个三块钱。水酒则是自家酿的，糯米蒸熟，放白酒曲，用破棉絮焐半个月，可以饮用了，时间焐的越长酒越烈，若是煮热了喝，绵柔，微甜，不知不觉人就醉了，眼眶发热，口干，头疼，想吐吐不出来。刘福贵见了我，热情地说，喝酒喝酒，酒好喝。我笑笑。他老婆，美蛾，站起来，说，一起来，热闹热闹。她的眉间有两道眉笔留下来的青黑色。她的脸驼色，鼓鼓的。她喝一杯，刘福贵也喝一杯。她斟酒，也一人一杯。有空闲，比如早晨或傍晚，她去溪里摸一些螺蛳，去山里捡拾一些板栗，去田边采摘一些水芹，做下酒菜，他们酒也多喝一杯。我说，你两个谁酒量大呀。美蛾笑起来。刘福贵说，那肯定是我呀。美蛾说，你哪是我对手呀。礼拜六，刘福贵早早起床，骑上破摩托，带上美蛾去城了。摩托发动时，呜——呜——呜——呜——，排气管一阵黑烟。问刘福贵，去哪儿呀。去城里吃酒，她姐妹那里，要好好喝喝。刘福贵说。有一两次，他把美蛾的姐妹约到单位来，吃吃喝喝。后来，我制止了，对刘福贵说，我们单位比较特殊，不适合和社会上的人，尤其是有复杂社会背景的人，交朋友，真朋友交心，不在于吃喝。
　　 有时，我在外打包回来的如野猪肉、卤水鸡爪猪耳朵等，给刘福贵下酒。有时也特意带几个菜给他们下酒。美蛾把煤气灶打开，回锅，放一大把的辣椒，浇两圈酱油下去。每个月，刘福贵都要喝醉一两次，喝醉了，就找人吵架，谁也劝不住。他脖子涨得粗粗，太阳穴的青筋暴出来，满脸猪肝色。大家知道他脾气，避开他，他找汪主任，说，这个活没法干了，你看看，我上午拉了二十多趟土，捡垃圾的老张也不帮我推推，上宿舍右边的斜坡，他空手晃来晃去，也不搭把手，汪主任，你说说，明天你安排他拉土，我捡垃圾，你说，水电，木工，泥瓦匠，哪样我不会干，凭什么我干最重的活。汪主任递上烟，没安慰几句，刘福贵扑在桌子上睡着了，涎水流得桌面水亮亮的。更多的时候，他找美蛾吵架。他指着她鼻子，说，你是什么东西，离婚，现在就离婚，你把我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像你，你女儿才十七岁，不回家，和那个镇里的同学上床，还用我钱，一个星期一百多，唵，唵，不离婚你就滚，马上滚，你看看，我会用绳子拴住你吧。主管老马，拉住刘福贵，说，马尿就那么好喝？不喝不会死吧，丢人现眼，快回到房间睡去。他拉住老马衣角，说，不骂老婆骂谁？你说说，我忍她好久了，一直忍，现在我不忍了，再忍，我眼睛会喷火。老马拽着美蛾，说，我们走，他是个酒疯子，别当真。美蛾嗯嗯嗯地哽咽。
　　 一觉醒来，刘福贵啥也不知道。别人取笑他，说那些傻话干啥，多伤人呀。他呵呵地笑，说，你骗人，我怎么会说那样的话呢？
　　 是的呀，你怎么会说那样的话呢？你和美蛾多般配呀，你拔草她浇水，你挖地她搬土，你喝酒她添酒，你们美死多少人你都不知道。
　　 那是。那是。
　　 刘福贵做事去了，拉上板车。板车上放着锄头，砍刀，木锯，粪萁。车把上挂着鲜橙多大号瓶装的凉开水。
　　 到了签发工资的时候，我逐个签核。我把汪主任叫来，问：“老汪呀，刘福贵工资怎么才一千八百六十五块，是不是低了点，你的工资标准是怎么核定的呢？”我又说，无论哪个部门的员工工资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工作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绩效、晋薪制度、基本底线，都要全盘考虑，工资制度相当于企业的宪法，一个企业能否长期发展，一个好的工资制度就是巨大的内动力。汪主任一边泡茶，一边说，刘福贵还有一千块钱以领条形式领取出去，没上工资册。我说，为什么？所有的工资都要上册，白条子违背财务制度。汪主任说，他是半路夫妻，他老婆很会花钱，他工资都归老婆管，白条部分，他给他嫂子管。“这是谁的主意，他四十多岁的人，还管不来自己的钱？以后钱弄错了，你又多出一桩事。”汪主任说，不会的，刘福贵交钱给他嫂子，我在场，支钱，我也在场，我用本子记着。我说，怎么这样复杂。“你不知道，他老婆厉害，他们结婚才一年，刘福贵两万多存款没了，他嫂子急，又不好明说，叫我出主意，那我只有这样了，他还有三千多放他嫂子那儿。”汪主任把头低下来，轻轻地说，好多事你不知道，他老婆以前干那个事的。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你能不能堂堂亮亮说话。我说。“你以后知道的，会知道的。”汪主任边说边出了门。
　　 一次，我在办公室午睡，门咚咚响起来。我开门一看，是美蛾。她穿一条绿裤子和浅紫的棉袄，裤脚上黏了许多苍耳子。她眼睛红红的，脸也是红红的。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我说，什么事这么急呢，你喝酒了。她低着头，坐下来，我给她一根烟，说，受什么委屈了？讲讲。她不说话，一口接一口地抽烟，抽完了，又抽了一支。她说，我不想在这里干了。我说，是不是工资待遇没达到你要求呢？我们是定岗定薪的。她说，不是，反正不想干了。我说，刘福贵欺负你了？她说，不是。她呜呜地哭了起来，头伏在我办公桌上，说，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说，这样吧，你回去考虑成熟了，明天再沟通沟通吧，我们一起去克服困难，怎么样？到了晚上，我把办公室小吴叫来，说，你提两瓶酒去美蛾那里坐坐，她好像情绪波动很大。小吴说，她经常这样的，一两个月，都会爆发一下。我说，你还是去看看吧，心里不痛快做事也不会痛快。
　　 第二天早上，小吴回复我，说，美蛾被老张骂了，骂得很难听，说她是卖X的，刘福贵扇了老张两个耳光。
　　 哪个老张？我问。
　　 “就是那个扫垃圾的，瘸腿的那个。”小吴说。
　　 他们怎么会有矛盾呢？
　　 老张住美蛾楼上，卫生间滴漏，美蛾叫他修修，老张不修，两人争吵起来，老张骂她卖X，她哪受得了。
　　 汪主任没去处理？
　　 汪主任去了，劝了几句，美蛾一直哭。
　　 “老张侮辱人，处分肯定是要的，卫生间滴漏，后勤部门没及时维修，也要处分，刘福贵也要挨批评，你把汪主任叫上来。”我对小吴说。
　　 汪主任来了，说，我工作没做好，接受处分，但是我冤枉呀。汪主任又说，你看着，他们要不了三天，又和兄弟一样喝酒，他们就这副德行。
　　 就你德行好，你要去化解他们矛盾，不要产生积怨。我说。
　　 其实，我来这里上班一个月，我就知道美蛾了，只是没见过面，听人说，美蛾有一段不堪的生活，在南门街住过比较长的时间。南门街是一个让人鄙视的地方，相当于下水道吧。
　　 一天晚上，特意去了一趟县城。去了一趟南门街。我想看看南门街是什么样子的。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去两次县城，公事或会客，但没去过南门街。县城像一个烤面饼。一刀切下去，面饼一分为二。一南一北，中间是一条溪。南岸临溪的街叫南门街。这是一条挺有名的街。街有两百来米长，临溪的樟树婆娑，街灯灰暗，街道窄窄，路面是碎裂的水泥路。街面只有三类，洗头城、小招待所、茶楼。粉红或暗红的灯光，多多少少有些暧昧。小招待所住着县城几个中学的学生，和刚刚被学校开除的辍学生，男男女女，他们骑摩托车去临近的县或乡下，打架斗殴，唔唔唔，一辆摩托车坐四个人，个个手拿铁棍、钢筋、木棍，手臂上是彩色的纹身。他们之间也打架哎，分中学或乡镇为派别，各自为阵。我就见过一个这样的家长，当着他女儿面下跪，说：“救救我女儿，她两年都没回过家，整天外出打架。”他说，他去上海做小生意，赚了点钱，可他女儿留给奶奶带，带了半年，不成人样了。他女儿剃平头，手腕上戴了一条黑色的檀木珠链，牙齿很白，脸长但饱满，穿一套藏青色牛仔服。她还在读九年级，但膝盖骨摔裂过两次，坐摩托车去乡下打架，翻车。她站在我面前，抽着烟，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神情。南门街住了很多这样来自乡下的学生，招待所的房间睡七八个人。很多人说，这里的学生妹很便宜，一个晚上只需要捌拾元。洗头城则是外来的女人，一般是四十岁以上，五十块钱做一次，接的客人一般是农民工，宰鸡场工人，皮革厂洗皮工，三轮车夫，还有一些寡居的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