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找一个比较契合的词汇，来形容这个角落，一寻三十年，直到它静静地消失在我的面前……
　　
　　 一
　　 在北方，角落被人们称之为犄角旮旯。我的出生地，就是被这座城里的人们，称作犄角旮旯的地方。它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名字，叫“哑巴楼”。2000年，在城市建设改造中，哑巴楼轰然倒下，不复存在了。一夜之间，流年的风，把它湮没在老人的记忆里，把它吹落在松花江的浪尖上……
　　 这座城，与我，并不陌生。可它却不是我的故乡，我的户口簿上，祖籍写着山东泰安。这就应了外公的那句话，我们是“外来户”。
　　 解放前，外公因家庭变故，跟随着最后一批迁徙的山东人来闯关东。一路艰辛，来到里这座被人们称作东方小巴黎的城市。几经辗转，他和外婆带着母亲，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安家落户了。经过了这次搬迁，外公终于摆脱了地主的帽子，在户口簿上填写上了贫农。
　　 哑巴楼，因为楼里只剩下两个哑巴而得名。它曾经是一位大地主的宅院，主人姓夏。哑巴楼是一栋三层红砖小楼，红砖的外墙，一扇对开的漆黑色的大木门，一对黄铜门铃，显示着主人曾经的富贵。外公搬来时，这里大多还是姓夏的居民，他们都是地主家的长工或短工。在这座城市解放前夕，夏家的主人们，都逃离去了台湾，据说，这两个哑巴只是他们的远亲，给他们看家护院的。
　　 因为聋哑，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减少了很多皮肉之苦。他们安静地待在小院里，看着院子里搬进搬出的居民，从不反对，从不质疑，当然，他们也从未发出过一个声音。
　　 儿时的我，经常会坐在小板凳上，听外公讲哑巴楼的故事。它在我眼里，有着蒙纱的神秘，有着它极为特殊的位置。
　　 外公，一直说自己是个外来户。他操着一口乡音，有着山东大汉的本质，耿直而豪爽。不过，外公也有着他特有的号召力。大院里陆续搬来了一些山东老乡，炊烟里飘荡起了浓浓的鲁香味儿，最浓的就是杨奶奶家的煎饼香味儿，带着香甜，沾满了思念，牵起了一抹淡淡的乡愁。
　　 听着外公讲的故事，我渐渐地成长着，记忆也在这一刻涌入我的脑海。
　　 很多人最早的记忆，会在三岁左右，或者更早。可我，或许是因为外公外婆过多的溺爱，性格有点大条。我的记忆，是被一阵阵哀乐唤醒的。那一年，一个个开国元勋离开了我们，收音机里总是放着让人哀伤的乐曲。我茫然地看着大人们手臂上的黑纱，还有用手不停地擦着泪水的母亲，“妈妈，是爸爸不听话吗？等我长大了，我来帮你！”我稚嫩的童音，并没有打断他们的泪水，母亲抱起我，紧紧地抱着我，继续呜咽。那一年，就是1976年。那一年，我五岁。
　　 在灰色中撕开记忆的闸门，老宅周围的街道上，布满了我行走的痕迹。或许，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在大悲中沉默，又在沉默中爆发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大潮。
　　 外公老宅的胡同没有名字，但是，门前的道路扩宽了，挂上了南园二道街的标识。它南北贯通，北侧是我就读的小学，南侧的坡上，是现在依旧美丽的古梨园，那时候，它的名字是太平苗圃。那座看似神秘的哑巴楼，再一次回到了夏家人手中，它带着斑驳的旧墙，立在我们胡同口的对面。原来在里面生活的八户居民，全部迁走，小楼再一次恢复了它的宁静。两位哑巴老人很少出门，也很少与外界交流沟通，他们唯一的爱好是饲养鸽子。洁白的鸽子，总是栖息在小红楼的楼顶，无论飞出去多远，都会再一次飞回来。
　　 文革结束以后，哑巴楼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当然，不是因为它的美丽，也不是因为它的历史，而是这里聚居了一些，在文革中参与批斗的激进分子，还有一些借机做小偷小摸的无业游民，他们选择了哑巴楼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是为了继续生存，更是为了掩饰自己在运动中的身份。
　　 虽然，在那场彻底清查文革运动的反动分子的活动中抓起了一批人，但是，争强好斗的作风，却留在了这里，成了一些年轻人相互追捧的习惯。
　　 外公在他最后的日子，一直不停地唠叨着，敦促母亲去选新宅。做了四十年的建筑工人的外公，手上虽然挂上了老茧，脸上依旧带着书卷气。他想离开这里，可是，那时候的他，已经病入膏肓，没有了再一次选择的权利。1978年，外公在一场春雪中，永远地走了。那一年，庭院里的沙果树开了花，却没有结果。第二年，因为失去外公的精心照料，枯死了。
　　 母亲因为要等待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违背了外公的遗愿，一直居住在老宅里。因为父亲的叔叔，也在这条街上居住，他们需要母亲的照顾。
　　 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孩子，一直觉得这里是快乐的天堂。
　　
　　 二
　　 邻居杨奶奶的煎饼香，一直让我垂涎。每天上学前，我都会挑上两个大大的土豆，偷偷地放进杨奶奶做煎饼的炉膛下边，那就是最美的午餐。每天放学后，和大院里的小朋友跳皮筋、打口袋，晚上吃上一顿外婆做的、美美的晚餐，生活真的是轻松又惬意。外婆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看着哥哥，不让他与哑巴楼后院的那些“野孩子”玩耍。幸好，我是女孩子，除了学习，没有太多的约束。
　　 那几年，大院里总会发生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先是孙叔叔家的婶婶，被一个经常来这里打牌的南方人拐跑了，她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儿女，跟着这个南方人私奔了，一去就没了音讯。孙婶是个典型的北方女人，高挑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孙叔叔因为娶了他，一直骄傲地挺着身板，干起活来有了使不完的力气。孙婶走了，孙叔变得十分的邋遢，总是醉醺醺的。两个孩子还没有读书，整天灰头土脸的，房间里有了发霉的味道。大院里的曹奶奶，是居委会主任，她多次去哑巴楼的后院去打听，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了。
　　 孙婶离家出走的风波还未平息，杨奶奶家的大妞，要嫁给设赌局的张家的大儿子，大院里又是一片混乱。
　　 “大妞，你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同意你嫁进张家的！”对门杨奶奶的大声疾呼，引来了一胡同的围观者。
　　 “娘，他和他家人不一样的。除了会打牌，其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执拗的大妞，和杨奶奶辩论着。她们娘俩的声音，一直焦灼在一起，让那个夏天的气温，显得更加闷热。
　　 杨奶奶嘴里的张家，就是文革后期搬进哑巴楼后院的。他家是那些散户的主心骨，而且，是远近有名的打牌场所。文革前，在哑巴楼附近居住的都是老实的农户，或者是一群像外公一样的外乡人，他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曾经，这里每隔几户，就有一个五好家庭。
　　 母亲下班时，杨奶奶家里，已经是热火朝天的局势了。因为张家人来送彩礼，屋里已经乱作一团了。母亲虽然是同辈人中最受尊敬的，但是，面对着大妞选择幸福的执着，她也无能为力了。
　　 “桂珍啊！我看我们要尽快找房子搬离这里。毕竟都是孩子，和这些人混居在这里，好多事躲不开的。大妞，我怎么也没想到啊？那张家是什么人家，嫁过去就得随了人家。放赌去啊！！”外婆第一次说出了心里的担忧。母亲锁着眉头，看着窗外，沉默了许久。
　　 其实，母亲早已清楚，这里，不再是一处幽静的宅邸了。她是为了父亲，还有父亲的亲人们，始终坚持着。
　　 八十年代的哑巴楼附近，没有了安静与和谐。行人在这条街上走路，总是行色匆匆，步履也显得有几分凌乱。因为一些年轻人，受到那些讲哥们义气的、善于打架的人的指使，经常会做出一些越格的事情。没有任何原因，只为告诉行走的人怎么走路，才是哑巴楼的人欢迎的。他们会大打出手，直到对方屈服。经常会有人进警局，经常会有人去警局去“救人”。这种“闻名”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始蔓延，形成了一个密密实实的网。
　　 此时的哑巴楼，周边已经没有原有的地貌。到处是平房接出来的偏厦子，到处是租住煤棚子的外来客。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多了一户人家，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本就缺少绿化的街道，更显得拥挤不堪。泔水窖子的腥臭味儿，旱厕的恶臭味儿交织着，一些必经的人，每天要捂着嘴和鼻子，走过一段难行的路，才能回到家中。
　　 当然，这里也有让人留恋的地方。那就是近邻们的热情，只要有事大家帮的传统，依旧在延续着。
　　 大妞姨出嫁后，大院里看似安静了很多。那一年，刘婶家的华姐参加高考，居然考上了一个大专院校。她是母亲看好的孩子，家境虽然贫寒，华姐的刻苦，母亲一直是称赞的。那一天，母亲和外婆聊天聊到了深夜。第二天，外婆作为大院最年长的老人去了刘婶家，她拿出了自己的积蓄，支持华姐继续她的求学之路。那一年，已经是一个初中生的我，被外婆这个没有读过书的老人感动着。
　　 哑巴楼的主人，也是在那一年更换的，据说是夏家的远房亲戚，据说她们来自于台湾，她们是两个打扮精致的女人。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叫霍花的女孩。她不姓夏，跟夏家应该是外孙女之类的关系。霍花比我大两岁，她的衣着讲究，大大的眼睛，微微弯曲的头发，在额前卷了几个弯，像一个瓷娃娃。她的到来，打破了孩子们对素衣的审美。她总是穿着艳丽的花裙子，冬天的大衣，也和大家的黑蓝不同，是艳艳的玫粉色。我也是看着她，想起了妖娆这个词的。看着她，更能想到的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这句话，在那一刻，是无比真实的感受。她几乎吸引了前院后院所有年轻人的目光，尤其是男孩子，看到她，眼球就会随着她的身影在移动。
　　 生活在哑巴楼的人们，终于懂得了什么是时尚。霍花也就成了时尚的代言人。
　　 不知道是不是生长环境的差异，我们只差两岁，但是，我看上去还是个乖孩子，而她，却是别人眼里的女人了。她的妈妈也是个大美女，虽已中年，仍化着淡淡的妆容，穿着合体的旗袍，看上去，就像电影里优雅的贵妇。
　　 哑巴楼的女人们，开始懂得美了，开始穿一些碎花外衣，在脸上涂着各色的“涂料”。偶尔，会让人觉得有几分滑稽，但是，女人们依旧坚持着。
　　 哑巴楼里的两个女人，成了前后大院的宠儿。霍花的妈妈会打牌，时间不久，就已经和后院的张家一团和气了。霍花成了插班生，她经常会来大院，找她的同班同学一起学习。没人会拒绝美丽，更何况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那一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男孩子们经常打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霍花。
　　
　　 三
　　 八十年代后期，城市的改革进程加快了。哑巴楼不再是这条街上唯一的楼房了。在这条街的南侧，建起了两栋水泵厂的宿舍，七层高，火柴盒式的设计，不过，也是用的红色砖墙。厂区建设的加入，再一次改变了哑巴楼区域的生活格局。一些工人干部搬迁来到这里，街道开始变得规整，两侧修了一个个水泥的花坛，种上了一簇簇丁香花儿。
　　 或许是因为长大了的原因，感觉胡同口的路变短了，我经常会去河西边的菜市场帮外婆买菜，几分钟就会在这条街上走个来回。外婆有了担心，经常会敦促母亲，尽快搬离这里。因为，她闻到了哥哥身上有了淡淡的烟草的味道，当然，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这里的环境不适合女孩子成长”。母亲轻轻地点着头，然后安慰着外婆：“娘，再等等。”
　　 父亲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地方，这让母亲看到了希望。那一年，我考上了中专。虽然我自己很茫然（因为我的成绩，可以就读重点高中的），但是，母亲很高兴。因为身体的原因，母亲一直反对我读高中，说我的健康状况，不能承受高考的学习强度。能上中专，她很欣慰。看着和我一样成绩的同学背着书包，走进了高中的校园，我的情绪低到了零点。不过，父亲单位分了房子，而且，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这个好消息，很快冲淡了我低落的心情。
　　 第一次告别哑巴楼，是在我去中专报到的第一天。
　　 晨曦中，老宅在炊烟中变得越来越远了。可能对于十六岁的我来讲，还体会不到分别的忧伤。我高高兴兴地出门，母亲眼睛红红的，告诉我：“放学后，直接回新家吧。”我是哼着小曲离开的，就像一只要起飞的小燕子，完全忘了昨夜外婆低泣的声音。
　　 新居是崭新的楼房，白色瓷砖的厨房，白色瓷砖的洗手间，房间里有母亲精心装饰的华丽板的围墙，三室的住宅，我和外婆住在一个房间里。虽然，墙面和屋顶还是粉刷的白色，但是与老宅相比，有着太多的不同。第一时间，我就爱上了这里。
　　 搬离老宅，变化最大的是外婆。本就少言寡语的外婆，更加沉默了。她总是安静地站在阳台上，向老宅的方向眺望着。
　　 母亲经常会在周末，接老宅的杨奶奶来家里做客。杨奶奶一进门，就开始说着哑巴楼那里发生的事，很快地，我会听到外婆嗤嗤的笑声。那一刻，我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个词——想念；那一刻，我知道了，外婆对哑巴楼特有的情感，是一缕刻入心底的惦念。
　　 外婆走了，带走了她对哑巴楼的依恋。好像有几年的时间，没有人跟我提及哑巴楼和那里的人或事。再一次回到哑巴楼，我成了这里的客人，也可以说是半个客人。
　　 我们搬走后，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父亲成了他们兄弟中的长者，每年都是叔叔们赶去我家过年，我没有回来过。这一次，是因为叔叔家的弟弟得了骨癌，为了照顾弟弟，我第一次回到这里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