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湘军蔚然于上世纪80年代。1982年，莫应丰和古华联手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震惊文坛。这也说明，现在获奖作品的水准可能在提高，评奖的风气却变质了：还会有一届茅奖颁给同一省份两名作家的壮举吗？谁都没想到，首届茅奖竟然是湖南作家的“绝唱”，从此，茅奖就成了湖南作家和文化部门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和一块卸不掉的心病。其实，过于看重茅奖是政府打造文学政绩工程的极端表现，对文学本身毫无益处。这不，湖南作家虽然与茅奖渐行渐远，但文学创作依然繁花似锦。莫、古之后，韩少功、何立伟、残雪、蔡测海、叶蔚林、刘舰平等相继脱颖而出，姚红魏紫，一时争妍斗艳。当时有报纸列出六大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韩少功与何立伟分别高居“寻根派”和“意象派”的榜首。
　　 继沈从文之后，韩少功已成为湖南作家的标志性人物。韩少功这一文学高峰是建筑在一个又一个突出的矛盾上：他生活简单，但阅历丰富；僻处乡村海边，但视野开阔、心胸宽广；为人堪称东方圣贤，创作却融铸西方巨擘；身为“寻根派”领袖，却写出了最先锋、最富有实验意识的中长篇小说。他除了是作家，还是“译者”“杂志主编”和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个人认为，韩少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罕见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因为有实践做底子，他的思想便显得精锐而饱满，且更接地气。他的小说像一部部团得紧紧的寓言，随笔则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小说反映韩少功的性格，随笔显示韩少功的气质——外柔内刚，平中见奇，俯仰于世又独自成王，见惯大江大海却永远守着源头。
　　 韩少功与他同时代的顶尖作家贾平凹、莫言、余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轻技而重道。重道使他的创作很早就有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轻技却让他不太注重虚构和叙事，所以他讨不到茅奖的好。其实，韩少功是无需用茅奖来证明自己的作家，《马桥词典》因为一场无谓的争端而错失茅奖，这是茅奖的损失，而不是《马桥词典》的遗憾。我敢说，一百年后，80%的茅奖作品没人读了，但还会有人读《马桥词典》。
　　 论文学天分，何立伟毫不亚于韩少功。青年时同为“麓山七才子”，后来一直交情不错。他们的气场都很足，但气质大相径庭。韩少功是天生的领袖，平和中有一股超迈之气，到哪里就自成那里的核心。何立伟则是天生的玩家，板起脸孔也是一副名士派头，到哪里都会成为那里的中心。2014年10月，何立伟举办“文学艺术30周年”展览，广发英雄帖，韩少功也到场祝贺。我得到了消息，但没有去。我是深为何立伟惋惜的人。我至今记得当初读到《白色鸟》《小城无故事》《花非花》时的那种惊艳感。那时，在我们这帮小的眼里，韩少功是大作家，而何立伟被惊为“天人”。
　　 当然，我的惋惜或许正是何立伟的自得。他聪明绝顶，能写，会画，张口便是幽默。何立伟成名早，不蛮把名利当回事。他始终活在当下，在把雅事做俗之余，也把俗事做得极雅。人家有钱，他有才。你钱多，他才高，所以有钱人在他面前只是一只鸟。何立伟眼界高，不轻易认同人，但外冷心热，他推荐、帮助过不少作家，比如何顿。何立伟的创作一度想走何顿的路子，我觉得，这是他“早衰”的原因之一。“何立伟”是不可更改的，他自己也不行；换句话说，谁想做何立伟也做不了。这是独有的一份。
　　 不知道是不是受何立伟撇开写作玩漫画的影响，长沙很多弄出了点声响的作家都不写了。弄漫画需要天分，不是喊玩就玩得了的，于是，他们去玩摄影、练书法……小说语言出神入化的王平、小说技艺炉火纯青的宋元、待人热忱似火的散文家叶梦，等等，纷纷堕入此道。还有诗人彭国梁，与何立伟多次搭档出书，何画，彭写，他写着写着也画将起来，竟独树钢笔画一格，如今已成为收藏家的新宠。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湖南作家容易放弃，另一方面也看出他们的淡泊与通达。他们并不是很在乎文学，或许这真的是一个无需在乎文学的年代。宋元的一句名言是：“感受生活远远比描述生活更重要。”
　　 残雪长期僻处长沙市一条小巷里，以裁缝为业，我曾跟随国梁兄去她家，看过她踩缝纫机的样子。莫言获诺奖之前，残雪在西方文学圈的名气比莫言大得多。她的名篇《苍老的浮云》《黄泥街》曾改变过我的文学观。残雪是中国最早的不为读者写作的作家，她只面对自己的灵魂和困境。她的文字是一口深井。所有路过者都容易忽视它，但如果你偶尔趴在井口，往里面看，就会奇妙地看到自己略显晦涩的面孔，你会怀疑那是不是你。然而，井的深度一定是有限度的。无限的深，就只能让人看不到自己。过于内视，使残雪的后期作品对我不太有吸引力。
　　 薛忆沩被誉为“迷人的异类”。他和残雪都是十分“西化”的作家，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路数截然两样。与残雪不同，薛忆沩的神韵依然是中国的。他将自己所学的计算机理论、高等数学、西方哲学，全部当作了文学武器，因而他的小说具有计算机一般的精妙结构、数学那样的精准和哲学式的精深。这种写作对文字有极高的要求。可贵的是，通过一二十年的坐冷板凳、啃冷馍头，薛忆沩对“完美”的追求形成了自己在语言上洁癖，他因此能向读者展示一种既富含西方元素，又非常优美好读的小说，并一跃成为中国当代最好的中短篇小说写作者之一。略微遗憾的是，写中短篇的卓越才华似乎对薛忆沩的长篇写作形成了一种束缚。如果说残雪的创作像一口井，那薛忆沩的创作则像一汪湖泊，很容易吸引行人的目光，人们都愿意在湖边走走，欣赏赞叹四周的美景，但可能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自己映在湖里的影子。
　　 就在顶尖作家或出走或放弃的同时，文学的火种依然在湖湘大地上生生不息。不可思议的是，刚进入新世纪，湖南文学在全国轰然炸响的是一枚被称作“官场小说”的炮弹！王跃文，原是湘西北溆浦县政府办一名公务员，因擅写官样文章，得以调进省城长沙。2000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国画》甫一问世，三月内重印五次，盗版蜂起，不计其数。我后来到定王台书市买了送给外地朋友的，全是盗版。王跃文看在老朋友面子上，才被迫签上大名。新时期以来，以官场为题材的作品在《国画》之前也有，甚至不少，但不得不说，是王跃文将官场题材的创作提升到了文学的高度。但又不得不说，“《国画》热”不是读者对文学的热情，而是他们对官场的热情。《国画》的成功，大大刺激了湖南本土作家的神经，名利双收的王跃文成为了年轻写作者的一根标杆。于是，湖南出现了专门进行官场小说创作的作家，一些诗人、散文家也趋之若鹜。他们当然无法像王跃文那样“爆”得大名，但炮制出来的类似官场百科全书那样的玩意儿，市场却不小，照样赚得盆满钵满。我很理解王跃文讨厌别人将他的作品贴上“官场小说”的标签，因为这种类型的小说太滥，也太烂了。就像谢宗玉讨厌别人说他是“乡土散文”的代表作家一样。乡土散文被国内一大群寻常、庸俗、肉麻作手写成了狗屎，要他“代表”这一类别，岂不是佛头著粪，明珠暗投？
　　 王跃文毫无疑问是一名优秀作家，而绝不是一个靠抖露官场潜规则发迹的人。他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自己。《梅次故事》《苍黄》之后，他相继推出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和爱情小说《爱历元年》。他201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漫水》我最为喜欢，曾撰文赞誉为“拱璧”。我之所以如此说，除了小说本身写得好之外，更看重的是王跃文所选取的方向。王跃文现在的压力真不小，作为中生代的骨干作家，他肩负着为本省夺取茅奖的重任。王跃文的创作实力没有问题，他是这一代湖南小说家中语言能力最强的，写长篇的经验也足够。我觉得，王跃文要真正写出竞争茅奖的作品，可能得“回去”，回到湘西北去，回到故乡那片神奇的土地，汲取足够的营养和力量，沉潜数年，然后可以气贯长虹。
　　 和跃文一起肩负茅奖使命的，还有阎真。阎真同样是一名拥有粉丝无数的优秀作家。《沧浪之水》《曾在天涯》都写得好，卖得也好。前些年他本想封笔，由于封笔之作《因为女人》倍受争议，因此有了2015年在茅奖名落孙山的《活着之上》。茅奖五个，排名第六。这个名次真让人不甘心。阎真还会不会再写下去呢？我不知道。看他在媒体上发布建议茅奖评选采取实名制的“书生气”建议，觉得他还会有下一部。
　　 阎真高个，俊雅，他不写小说都是人群中最打眼的，何况名满天下。但他始终话不高声，低调谦和。有次在毛泽东文学院的长篇小说研讨班上，他作为老师给学员讲课，课后有些学员批评他的小说，出语颇苛，他侧耳倾听，耐心讲解，其从容淡定让我肃然起敬。阎真很少中短篇小说的训练，较少接触诗歌、散文，我觉得这可能是其软肋。他的长篇小说结构、细节都出色，但诗性稍欠。生活中的阎真俏皮、有趣，时常现出可爱的孩子气。这股孩子气在他的小说中见得不多。写小说的时候，他更像是真气充沛的“阎老师”。
　　 还要提两位作家，何顿和姜贻斌。“湖南骡子”何顿学的是美术专业，做过装修，他的小说可以用“横空出世”四字来形容。何顿是一位有气场、有野心的作家，他的作品想法好，劲道足，读起来过瘾，但窃以为，得之于粗犷，失之于粗糙，出世不难，欲要流传于世，还得下些功夫。姜贻斌是湖南少数几位在三十多年创作中始终保持状态的作家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不追求“写”之外的任何福利，写作本身能给他带来足够的快乐和自在。所以即使不愠不火，这位前煤矿工人也把写字当作挖矿一样，默默耕耘。姜贻斌数十年如一日，上午睡觉、下午写作、晚上喝酒K歌，开玩笑不设界限，他成功地将长沙一大拨脸皮薄的女文学爱好者培养得厚颜起来。但他是典型的嘴巴上调皮，他这辈子的全部时间除开挖了几年煤，当过几年编辑，就是写作。他的文风亦如讲话那般跳脱有味。三十年来，他打电话给我或者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十有八九是：“你那篇文章写得好啊，硬是没发现一个错别字！”
　　 抱歉的是，我生于60年代，却对这个年代的湖南作家（诗人除外）最陌生。比较熟悉的该数散文家王开林了。开林兄是北大才子，早慧亦早成，伴随着井喷般的创作业绩，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作协副主席。在散文领域高歌猛进的同时，开林试图去开发小说的地盘。他写小说并不如写散文得心应手，尤其一部《文人秀》让他受到不小的“内伤”。现在，他蜗居书房，撰写了大批文化散文和杂感随笔。开林兄才华横溢，这些年的挫折又在砥砺其心志、博大其胸襟，祝愿开林兄的创作有更大的气象。
　　 往后一代，《芙蓉》前主编颜家文老师炮制了一个响彻全国的“湘军五少将”：谢宗玉、马笑泉、沈念、田耳、于怀岸。于怀岸我从未见过面，田耳在饭桌上见过两次，笑泉、沈念是我的好朋友，交情最深的是谢宗玉：好朋友加老朋友。应当说，这五个人基本反映了除诗歌之外的新湘军水准。
　　 去年，我写了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忧郁王子谢宗玉》。“忧郁”无疑是谢宗玉身上最为突出的特点。忧郁是他探讨人性的武器，也是他自我保护的盔甲。他的忧郁，不像杜甫老爷子那样怀百世之忧，更不像范仲淹将军那样忧乐关乎整个天下；他的忧郁有点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忧时伤逝的意味，但更多的是三闾大夫屈原那种“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的本能的、天然的悲悯。宗玉的忧郁，是一种不自觉却又最自觉不过的审美，由此，他也毫不做作却又一如既往地，缔造着自己在忧郁和洁净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美”的人格。
　　 我写这篇文章不唯表扬宗玉，还有另一重意思，就是想告诉他，他不能只满足于当一名王子，他是可以去做皇帝的。宗玉有文采，有见识，有情怀，但他少了点狠劲。他的文章有时过于内敛，情感浓缩有如重拳，刀刀剑剑往自己身上抹，读来让人心疼。可喜的是，谢宗玉散文里的忧郁气质，那种湿漉漉的感性、深陷其间的困顿，在其电影随笔中一扫殆尽，他摇身变成一个冷静、理性、睿智的旁观者：双眼犹如一道X光线，光影声色中的尘世万象纷纷委地，藏在电影深处的、本质的东西尽显无遗。这些力量充盈、思辨骀荡的文字让他拥有了一个真正思想者的身份。我在想，倘若谢宗玉拿了这些东西再回到散文和小说创作中来，会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认识的四人中最有狠劲的，是来自邵阳的马笑泉。笑泉具备诸多优势，是五少将中唯一有家学渊源的（母亲是诗人），唯一的综合型作家（小说、散文、诗歌都能写）；而且他有很大的阅读量，还很年轻（1978年生）。
　　 我和笑泉时常交流，我喜欢听他谈阅读，谈写作，甚至谈习武。他的作品，无论哪种体裁，都充满了力量。他前期的作品力量比较外显，近些年，功力增强，力量渐渐内化，文字日趋冲淡，特别是短篇小说，震撼力反而更强。笑泉心气很高，而且取法乎上，他的小说写法非常先进，倘若能在传统和先锋间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前途不可限量。
　　 沈念是五少将中最年少的，笑泉次之。他们的性情也相映成趣：一个是宝庆剑客，一个是云梦书生；一个强壮沉毅，一个机敏灵秀；一个观多言少，一个生动活泼。
　　 我读过沈念的诸多散文和一本小说集，他的文字绵延隽永，像风景区里起伏的群山，极有姿致，读起来满口噙香。他的文体比较淡化，常常将散文的节奏运用到小说上，引人入胜。如果在重要节点和关键时候，能猛地来那么一榔头或者一棒子，那就更有劲道了。沈念的散文尤其值得期许。散文无须太多的戏剧性，以沈念清拔秀挺的笔力，他完全可以取效风骚，追踪韩柳，达到刘禹锡在《洞庭湖》一诗中所写的“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的高远境界。
　　 犹记得多年前和田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他圆头大耳，面貌朴拙，在湖南乡下，这是富贵之相。田耳早已名动江湖，成为同代作家中的翘楚，却谦卑低调，洵洵儒雅，殊为难得。更早的时候，我在网上读到他的短篇小说《衣钵》，不禁叹服之至。如果要我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排出给我印象最深的新时期的短篇小说，《衣钵》能跻身前五。田耳大约不写诗，我也没读过他的散文，但他仅凭小说一项，即可傲视群雄。田耳是湘西凤凰人，所以我们也不奇怪，那里可是出过沈从文、黄永玉叔侄的。听到田耳迁居广西的消息，我怅然良久。前辈中，韩少功、叶蔚林、蒋子丹去了海南，肖建国去了广州，残雪去了北京；同辈中，薛忆沩先落户深圳，后移民加拿大……几乎将湘军的脊梁骨抽光。后生里面，郑小驴去了海南，向迅去了江苏，田耳去了广西。少壮派刚刚成型，却又被“出走”搅局。湖南，真是一片充满惊奇、期待，又让人黯然神伤之地。让我隐隐然担心的是，田耳写得最好的小说无不与湘西一地的风物人情有关，一旦离开这片土地，他能否像当年的韩少功那样，不仅另有开辟，鸿图大展，而且让自己的文学之树更加根深叶茂，繁花似锦？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坦率地说，我对“文学湘军”这个团队并不算熟悉，阅读量也有限。上述文字纯属凭感觉写下的一己之见，不讲究学术上的缜密和人情上的圆融。若有不当处，敬请“文学湘军”的将士们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