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母亲说，在早，咱吃粮不定量，随便到哪家粮店，相中哪一袋，伙计就给扛送到家。有一回，她买回一袋面粉，发了一盆面，做饭时一看，面粉没发醇，原封不动，母亲马上打了个电话，粮店立即派来伙计，检验后，连说对不起，是加工面粉时机器过热，把麦子弄熟了，当天给另换回一袋好的。
　　 我诧异地问，是新社会吗？
　　 母亲答，怎么不是，你都挺大了。
　　 我不太相信有这等事？粮店的人凶得很呢，把购粮证写完，拿夹子往铁丝上一夹，嗖地甩到称粮那边，你就等着吆喝你名字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谁给你往家送，等着吧。
　　 然而，这样的好景也不长。1959年，粮食供应品种开始单调，小豆特多，我一年吃了九个月的豆包。接着，市场突然一下子就没了吃的，居委会几天一开会，号召市民节省粮食，先是半斤，后来到了一斤半。说是动员，你同不同意它照样扣，成年人每月好像是25斤供应粮，最后扣成了23斤半了。
　　 我正读小学三年级，哪知道为国分忧这大道理，就知道饿！粮食少点本来是无所谓的，要命的是副食品全从市场上消失，别说萝卜、青菜、豆腐，就是鱼、肉、饼干、蛋糕这些平时买不起的东西，一眨眼想买也找不见了！政府的应对措施是限量供应。
　　 青岛市民一片恐慌，说了不得了，要饿死人啦。管事的急忙追查造谣生事者，戴上顶配合蒋匪反攻大陆的帽子就给抓起来。
　　 母亲睁开眼就打听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海带！青岛海带多，买回来泡软了，裹上点豆面蒸着吃，也省粮食哩。谁知道，连一个星期不到，海带也没了影儿，前海的礁石上碎海带多的是，母亲赶紧带我们去捡，嘿，人比海带多！缺油，有人出招，去药店里乳状鱼肝油炒菜吃，这经验还没普及，鱼肝油也脱了销。百万人口的城市张开嘴，那形势无比恐怖，旋风般地把一座城市舔得干干净净，连垃圾箱里也找不见一片青菜叶子甚至白菜疙瘩。
　　 这时，黑板报、大字报派上了用场，孜孜不倦地介绍省粮经验。印象颇深的有两件，一是玉米面多放水，装在容器里蒸，成品可大出通常的一两倍，二是白菜疙瘩含有丰富的营养。现在想，头一件经验是自欺欺人，蒸出的“发糕”其实就是稠些的粥。后一件是废话，没有哪家舍得把白菜疙瘩扔掉，都是放在锅里煮烂了，啃光了皮儿，再嚼吸纤维里的汁液，宛如今天的品尝骨髓……有一件好像实惠，如果肯把粮食改成生晒的地瓜干，每斤可以多给二两，忽拉一下子，市民们对曾经闻之色变的地瓜干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大约一两个月，地瓜干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换了。
　　 父亲动手制作了一杆秤，全家的口粮要每顿称着下锅。吃饭时，按碗量，每人分得多少，吃完了，不许再要。父亲严禁我们做体育活动，疯闹也不许可，消耗热能。不准我们吃生萝卜，因为萝卜助消化。吃过晚饭，必须老实躺着，可越是这样，越睡不着，尤其到了下半夜，那肚子连咕噜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酷爱喝茶，过去说，离了茶活不成，饥饿来临，她的茶壶长了毛，喝茶刷肠子，了得！就改喝生啤酒，我记得总共替她打过两回生啤酒，再就没闻过啤酒味，声势浩大的民众摧枯拉朽，恰似蝗虫过野，寸草不生！
　　 我也竖起耳朵打听，这世上什么能当粮吃，那可就立了大功。有点空闲，便跟着大人们挖野菜。有一回，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马路边的杨树叶子可以吃，好家伙，不知道哪位走漏了消息，几乎在一个黄昏，我们附近的杨树全都成了“和尚树”！我兴高采烈地背回半面袋树叶，放在锅里，拼命拉风箱，哪想到树叶越煮越硬，入口苦涩无比，就这样，没敢轻易扔掉，次日，反复核实，异想天开地以为我们煮错了哪个环节，企盼有纠正的可能。
　　 很快，父亲强制我休学。父亲写了一个请假条儿，说我要去原籍探亲，请一个月的假，让我找个同学捎给老师。第二天，我就拿上一条面袋子，跟随一位邻居去了市郊东镇一个叫浮山所的地方。邻居有约在先，我就是领你认认地方，以后，咱各走各的，饥饿年代，父子不顾，人见了人，本能地仇恨、排斥，这已经不错了。
　　 那个时候，无论你穿着讲究还是破烂，肚子一律是空的。大家见面，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哪有吃的。我踩了一次“点儿”后，自己就独立行动了，那地方有座湛山寺，挺高的塔，在父亲的日记上中国著名风景插页上看到过的，而今成了我的参照物，怕迷路啊。中午，是没有东西吃的，直到饿得前腔贴后背了，才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家。母亲发我一角钱，说，去时走，回来没力气了，可以坐公共汽车。我想省下那点钱租书看，就只能步行。从四方路到浮山所，15里路总有吧，我每天至少要走30里路，还不算采野菜的过程！
　　 记忆中，当时家家都弄些罐头瓶子，里面晒海水，晒得黑绿，说是就产生“小球藻”了，可以发馒头吃。母亲怕有毒，到底没晒。乡下人那阵子吃香了，就有故事传说，哪家天棚顶上无意扔着两麻袋地瓜叶，这回，给儿子娶了个媳妇！我家住的是扁“口”字形楼，对面有家叫林国强的，兄弟姐妹都特别能吃，相互间都吃红眼了，经常为吃的吵架。春节每人发半斤肉票，家人自己领自己的，一小块一小块，除夕舀大半锅水，把肉煮熟，全家把自己的那块肉盛在碗里，接下来是抢着喝汤……饺子，想也别想，没有那顿多余的年夜饭。如此说来，我家能吃上饺子，还算是温饱型的。
　　 浮山所公社可能是种菜供市民吃的吧，地里主要是大头菜，那地收拾得才叫干净，平时，社员拿镐把看守，声称谁敢走近，打死勿论！到了收获季节，老天，别说黄叶子，连疙瘩根也见不到……也有成年人豁出去挨打，抢上把菜叶后逃之天夭的，像我这样的弱小分子，只有漫山遍野地给残存的野草“相面”，看哪一棵疑似能吃，就弄回去。比较常见的是蒿，往锅里一煮，恶味扑鼻，真是下咽艰难啊，所幸的是家里没有人中毒。
　　 饥饿让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往腿上一按，挺深的一个坑，半天不能复原，我好几个同学因为肝炎而休学，这些都与缺乏营养有关。为了多得几斤劳动补助，好多机关干部要求下基层干体力活，据说煤矿下井的，娶媳妇特别容易，因为井下有粮食补助。
　　 饥饿能让人变成魔鬼。青岛枪毙一个叫韩春万的死囚，法院的布告我读过多遍，如同当今的故事，案情说得很详细：此人杀掉前妻，居然把心肝炒了吃，搞得满楼道飘香，邻居以为他当着蔬菜部经理，能走“后门”，就央求他帮自己搞一点，他还敷衍：“下次的。”还有一回在市场上，见到一妇女花一元五买到一只小馒头，刚转身，冷不防斜刺里钻出一个孩子，劈手把馒头抢了去，那妇女急忙拿菜篮子边追边打，而孩子大约三四口，就将馒头全部塞入口中……“万福临”副食品店琳琅满目的糕点已成昨日，几种饼干凭票供应，比鞋底都硬。有个老汉不知想什么方法夜入其内，偷吃了四包。逮住后，他恳求给点水喝，胃里的饼干遇水膨胀，小偷很快就胀死了。这也许是那几年唯一的“饱死鬼”吧。
　　 与饥饿相伴而来的是物资奇缺。另一种新生事物得到了空前的繁荣，那就是票证。除了粮票、油票、肉票、豆腐票、布票、线票、棉花票、什么烟票、鞋票、火柴票，甚至打火机火石票……在我的记忆中，自来水之外，差不多没有不限量的，连钉盖帘的大号针，也无处讨弄去。逆境出人才呀，人们就打起了红领巾和鞋带的主意，两条红领巾对缝起来，就是一条裤衩儿；鞋带抽成线，可以织衣服穿。当然。很快就缝不成了织不得了，因为，红领巾和鞋带也不是按需分配。那个年代，谁没户口，谁就只有死路一条！
　　 浮山所叫东镇，有个自由市场，星期天逢集，我就花7角5分一盒的高价，买 “高级烟”拆开，在市场里边走边吆喝“谁要烟，谁要烟”，5分钱一枝。成年人上来瘾，就买一枝点上……谁口袋里装一整盒烟，那得多大的干部！
　　 市场乱了套，许多物资不在商店出售，说不定从哪个毫不相干的店铺冒出可出售的东西，只要是把人民币花出去，市民来者不拒。常常看见马路边站成长排，你站就可以了，家里的那点钱，全揣在口袋里，能抢购的绝不手软。我就穿着父亲的大衣排队挨号，冻了两个通宵，才买到10斤生炉子的劈柴。我们的老师比我运气更差，清早起来，遇见某家店铺门前站着几个人，大喜，这回可算抢在了前面，就赶紧站排。一个小时过去，身后至少排了上百人。正当她沾沾自喜时，店铺门开了，前头几个人进去，老师好不丧气，敢情这是家棺材铺，前面那几位来订做棺材！
　　 直到1962年秋，我们全家搬到东北，在火车上，供应硬得跟鞋底似的饼干，我还异想天开，若是长年坐火车，可就饿不着了。
　　 那是一场漫长的恶梦。侥幸醒过来的，真应当珍惜今天这真正的温饱生活。如今，我年近10万元的收入，算个小康之家吧，看到老婆孩子丢弃饭菜，我仍然心里堵得慌。他们嘲笑我，值几个钱。你这边让剩饭吃坏了肚子，再去买药，哪头划算？
　　 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心有余悸啊，怕是算不明白这笔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