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读书了，你给我治病吧。”
　　 她近乎绝望地哀求那个被称之为父亲的男人。
　　 她记得初三那年，他去山里看过妹妹回来后的那一晚，坐于饭桌前，依然是一碗酒、一碟花生，依然是那么强硬的语气：“你初中毕业后就跟我们去芙城工作，好好赚钱以后给你妹妹读书。”
　　 五岁那年，母亲在外公家邻村的小诊所里偷偷地生下了妹妹，两个月后，妹妹被送去了据说海拔六百多米的山上，那是二姑的主意，以及其他人的默许。妹妹的去留，似乎没有人能够决定，妹妹被二姑抱走的那天，母亲在外公家哭得死去活来。她只能看着母亲，默默地流下眼泪，她知道他们还会让母亲再生个弟弟，而母亲的宿命，从来不过是生个儿子而已。在封建社会的重压下，母亲无力挣扎，谁也无法挣扎。
　　 后来，她中考失利没有如期考上县一中，而他在人前人后骂了她整个夏天，她只能低头不语，否则只会换来更恶劣的待遇，她早已学会了和母亲一样逆来顺受。
　　 因为不放心弟弟的缘故，他依然在家务农，没有去芙城，而她也理所当然地去了二中。学校要求带户籍本报名，而她只能捏着一纸通知书和爷爷去二中报到，她看着年迈的爷爷在缴费窗口和人家费心解释的样子，无能为力。
　　 一直以来，她都是黑户，母亲的户籍没有转来这个乡，也早就被原来那个镇销户，而身份证也已丢失不见。乡派出所说，得有母亲的户口才能给小孩上户，弟弟在学校已统一办了身份证，那时候她在外公家读书，所有的同学都在排队照相，而她，老师说办不了。
　　 似乎也是自那时起，大家才意识到户口的重要性。也是自那时起，他和母亲之间的争吵又多了个理由，几乎每次有她的场面，他都在怪母亲把身份证弄丢了，却从不反思自己十几年来从未想过要将妻子的户籍转过来。
　　 那么自然，也是母亲，前托人后求人，到处寻求哪怕一点点可能的帮助，不记得送了多少礼，说了多少话，终于找到了伯母的朋友——乡派出所的所长，只记得后来将她的初中毕业证送了过去，而后终于才拿着所长给的单子去办理了户籍。
　　 前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和母亲争吵了无数次，母亲除了自责还是自责，他除了凶骂还是凶骂，而她，在这个看不到明天的家里，早已麻木。
　　 那是个下雨天，她和母亲推着单车，后座绑着一个蛇皮袋，里面是一只母鸡和一些鸡蛋，送给乡派出所所长的。雨点滂沱，沾湿的衣襟早已毫不在意，她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和母亲脱离魔咒，可是长路漫漫，她的双脚如灌满了铅，似有千斤重，她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
　　
　　 他终是没有说任何反对的话，母亲和她去了县一院，科主任说需要住院手术。其实去年也看过了一次的，同样的医生，同样的话，只不过治疗费用有点贵，于是象征性地买了几盒药，随后不了了之。
　　 住院之后，需要输液几日再手术，手术之前，他和母亲都来了，科主任说：“你们女儿的情况有些复杂，建议你们最好去省会城市手术，我会给你们介绍合作的专科医院，不过，在这里也可以，只是技术没那么完善。”
　　 省会城市那所专科医院的治疗费用翻了两倍，所以科主任的话，也只是说说而已。按原计划麻醉、入手术室，没多久后她又被推了出来。科主任无能为力，她们还是得收拾行装带着科主任给的地址和电话，去那所专科医院找一位姓杨的医生。
　　 所幸学校每年都会要求学生买保险，治疗费可以报销一大半，只是等待报销的时间比较久，而关乎于保险，她们初次涉及，直到报销的费用终于领到了手上才舒了一口气。
　　 到专科医院的第二天进行手术，三天后拆线，前后住了一周便出院。
　　 她没有权利哭哭啼啼地和母亲诉说手术的痛楚，更多的也许是没有力气。她只记得在半睡半醒间，那些坚硬的手术工具敲在身上，而被麻醉的身体无法动弹，哪怕是眼睛也无法睁开，于是她就这样忍受着，忍受着，而后没了知觉。
　　 她知道，相比于母亲一周来不眠不休的照顾，她这点痛算不了什么。
　　 那几天，母亲格外温柔，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动不动就生气了说让她去学校别回来。她看着母亲买来一碗一碗的黑鱼汤，母亲说黑鱼汤对愈合伤口是最好的，一口一口地喂她，可是她喝不下，只能躺在病床上，等着护士一次次来量体温，输液。
　　 母亲总是说：“你睡吧，药没了我帮你喊护士，放心啊。”一向马虎的母亲，就真的没有落过一次在输液瓶快要见底时，传唤护士来换瓶。
　　
　　 数月之后，常规休假返校的一天，依然是下雨的天气。一年四季，除了夏季，便只剩雨季，就像那痛苦不堪却又转瞬即逝的十七岁，除了雨季，还是雨季。
　　 她找学校门卫处给班主任老师打电话，办理退学手续。不多时，老师骑着电动车过来接她去他家，师母在书房陪小孩写作业，她有些不好意思，也仍随了老师坐在沙发区。一坐便是一上午，老师苦口婆心地不停说话，只盼她能够回心转意，而她只能一声一声听着，可心里却在不停地滴血。
　　 她又何尝不明白老师的苦心，去县一院买药的时候是老师帮她借的医保卡，被医保局发现冻结医保卡后是老师找同学帮忙解决的，办理手术治疗费报销时也是老师帮她找的相关人员，交不起资料费时是老师先垫付的，后来的贫困生补助名额也是老师帮她争取的……
　　 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世间总有那么些事让人无能为力，既然无能为力，便要学会安然接受，也免了挣扎之苦，也无需抱怨含恨。
　　 老师见拗不过她，只能叹了气，让她先吃饭再送她去学校。餐桌上只有她和老师的小孩，快幼儿园毕业的年岁，小小的右手不那么稳当的地握着一双筷子，一边扒着碗里的饭，一双圆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初次见面的陌生姐姐，看着这位小朋友，她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
　　 很奇怪的是，无论她遇见多么难过的事，总能毫无理由地笑出来，不是强颜欢笑，也不是振作之后的笑，那些值得让人欢笑的事就像欢笑本身一样没有什么依据，想笑便笑了。而哭，显然不同，总要等到心里积满了千般苦万般苦，那些眼泪才会如天上的雨水，哗啦啦地决堤。
　　 午饭过后，雨还在下，忽大忽小，她披着雨衣坐在电动车后座，望着一路上的行人，他们神色匆匆，是要去往何方。而今日之后，她又将去往何方。
　　 去了教师办公室，见她决定未改，老师又忍不住说了起来，她立在一旁仔细听着，今日这些话于她来说，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教育，她倍感珍惜。
　　 墙上的壁钟里，时针一点点的移动，不知不觉天快黑了，晚自习快要开始，而她似乎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照常上课，照常放学。
　　 回到家里，谁也没有说什么。也许，是老师给父母打了电话也未可知。
　　
　　 年后正月十六，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夜晚，只有村里人家的灯火明明灭灭，没了春节的喧闹，家里，是死一般的寂静。
　　 学校开学了，今日已开始上晚自习，天黑前她已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次日一早她就要随父母去芙城，电话那端没有阻拦，没有劝解，只有一声好。
　　 她感激老师的理解，她不用再一次难为情地和老师说着不一样的话，她不用再一次拒绝老师的好意，这一次，大家都沉默着接受了。
　　 母亲唤她去房间，而他，坐在床上看电视，室内的气压让她喘不过气来，如果可以，无需一秒她就会逃离出这个房间，以及这个生无可恋的家。
　　 “末末，你想读书吗？”母亲柔声问她。
　　 “想。”尽管次日一早她就要离开家乡，远赴他方，可她依然想回到学校，无时无刻。
　　 然后，便是毫无征兆地，传来他的怒吼：
　　 “想，还想！你再读，我们一家人都要跟着你去死！！”
　　 她没想到的是，就连母亲也哀求她：“末末，和我们一起去芙城吧。”
　　 母亲一边说一边抹眼泪，自从嫁到这个家里以来，连自己都无法安好，更遑论护着子女。
　　 她起身离开，跑回楼上的房间把自己淹没在被窝里，下一秒，眼泪再也抑制不住的肆意横流……
　　 不知何时，祖父祖母，二祖父和二祖母，还有一位同学的父母，都来了。
　　 楼下传来他们的声音，一人一句的劝说那个男人，二祖母说：“你没钱，那我借钱给你，你让末儿回学校，这么小的年纪，都未成年，你让她去芙城做什么？”
　　 夜已深，众人散去，空荡荡的屋子里又恢复了最初的安静。
　　 他依然恶狠狠地说：“我把学费给了你祖父，他明天早上送你乡里去坐车，借来的钱到时候还不是让我来还。”
　　 说完，就各自转身。但愿，再也不见。
　　
　　 数月后，她照例放学回家去祖父家里吃饭。
　　 夕阳西下，肥牛瘦马，门前是大片的庄稼，还有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的乡亲，和牵着牛绳有一搭没一搭小跑着的放牛娃，她忽然觉得这才是生活。
　　 “你父亲过一阵就要回来了，他说芙城最近没什么活儿干，也赚不到钱，正好赶上季节回来种地。”年迈多病的祖父靠着椅背，就像平日里闲话家常一样，一字一句说了出来。
　　 她苦笑，“赚不到钱，那我就没钱读书了吧？”
　　 她记得中考的时候，唯有祖父欢欢喜喜地待她，在他眼里，二中也很不赖。在父母都要求她去芙城的时候，也唯有祖父希望她能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只是他仍然帮不了她。
　　 那个黄昏，她和祖父达成了共识。时不与我，去也奈何，不如接受命运的安排。
　　 于是，祖父给她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一段比她惨痛得多的过去。
　　 祖父是学校年纪最小且成绩最优的学生，被任命为学生会主席，老师家访时都会带着他，作为学生榜样给各位家长们看。而祖父说，那时候最开心的是家访有饭吃，平日里带去学校的米，中午煮出来的饭只能吃一半，留一半带回来再和着青菜煮一锅稀饭，便是全家人的晚餐。若逢下雪天，没有鞋子只能光脚去上学。饿也好，冷也罢，能去学校都是好的。
　　 只是，祖父十三岁那年，曾祖母去世，留下四岁的二祖父，和祖父两兄弟孤苦伶仃。学校的匡校长听说后特地去了曾祖母的坟前哭拜，而后他建议祖父将房子卖了，好好读书。祖父年幼没有说话权，族里的长辈不同意，此事便没得商量。
　　 好在，学校管理食堂的教导主任让祖父以后不必带米去学校，二祖父也一起去学校食堂吃饭，祖父上课的时候，二祖父被另一位年轻的女支教老师照看着。
　　 就这样撑了一年，在那个年代，除了最严重的吃饭，也许还有很多的问题，祖父终究是退学了。十四岁便跟着村里的盖房队伍打杂，后来当村干部，再后来四处漂泊，其间给报社写过文，最后回了老家安顿，逢年过节时给娶亲的人家贴对联，平日里便和祖母一起信奉基督教，每逢周日就有人来一起祷告。祖父常常用复写纸把圣经上的祷告词一页页地抄写下来，分发在各人手中，然后教他们祷告。那些人和祖父一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病痛，而似乎那些病痛只有墙壁上那个鲜红的十字架才可以解救。
　　 也许时日已久，也许早已认命，祖父只说了一句：“如果当年听了匡校长的，把房子卖了，也许后来的一切都会不一样。”
　　 她不知道有没有如果，她只知道，这一次，真的无路可走。
　　
　　 她终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父母已回家，她自然去不了芙城，于是去投奔南方可靠的亲戚。
　　 列车启动的那一刹那，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既然，迟早都得面对，不如早些到来吧，至少，从此不必再时刻担心这一天的到来。前方只是一片迷雾，但好过身后的那条深渊，总之，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列车广播里，台湾女歌手张韶涵的声音随风响起：
　　 每一次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
　　 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泪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带我飞
　　 飞过绝望
　　 ……
　　 窗外夜色朦胧，远处的星火触不可及，所有的风景转瞬间就已消逝，列车在疾驰，永远也无法预料下一秒眼前会出现什么。她靠着车窗，透过迷雾看着远方，那个她即将到达的远方。而心里忍不住和广播里的声音一同唱起来：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