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咋听这广告意味极浓的句子，便知天地间的水色楼台不大平凡。不用说，响彻云霄的词儿出自明朝的魏允贞之口。经他这般无限制地拔高后，一代代的人不假思索跟着一路说下来，说得天花乱坠，云里雾里大放光彩。到如今听得太多了，耳朵都起茧了，快化脓了。好像人世间除了这方楼台水色，其他的统统黯淡无光，不值一提。不过话说回来，其声名也确实不小，至少誉满街河口，甚至我的老家中门李吧。
　　 最早听到岳阳楼这名字，不是在课本书上，而是洞庭湖边的街河口。确切地说，是1976年的国庆节。毫不夸张，那年的国庆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热闹阵势最大的一次，到处锣鼓喧天，爆竹齐鸣，密密麻麻的人群把大街小巷挤得装不下了。这样的阵势与欢天喜地的神色，简直千年不遇。其原因太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反正，头天下午，刚上小学的姐姐和我，由别人带着从40里开外的中门李爬货车来到街河口的姨父家。细伢儿上街头一回。一切的一切，新奇得很。那天下午，我们在街河口、油榨岭、南正街几个小地方溜达了一阵，一双眼睛左瞄右瞄，感觉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直看得眼花缭乱，兴奋不已。第二天一早，姨父说去看一下岳阳楼，读一读《岳阳楼记》。并一脸神气地问，听说过范仲淹吗？我们听了，马上心里一愣，以为范什么淹就是我们反背屋场的范眯子，一个大话盖天尽吹牛皮的家伙。岳阳楼呢，大概与我老家的皮楼没什么差别。至于《岳阳楼记》更不知是啥玩意，从来就没见过。不过，他这一问，反倒加大了我们的好奇心。
　　 岳阳楼在不远处召唤着我。而我，终于成了众多盲从者中的一个。
　　 好在那天并不太热，踏着洞庭湖的涛声，穿过南正街、桃花井，向北一路走来。入目的光景是：既没亮出魏允贞的招牌菜，也没有围墙，四通八达。既没警察站岗，也不要门票；既能从左边进，也能从右边进，好像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放开手脚大玩一通。那一刻，我觉得这样的公园才像个真正的公园，不管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读了书的还是没读书的都能进来，都能自由出入，没谁拦着你。因而，没了视觉和心灵的障碍。四下一望，长了不少杂草野蒿，微风一起，荡动摇曳。还有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正应了那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味道。无形中，给了人一分寥落。那座油漆驳落的木楼立在风中，一动不动，像在沉思，或在做梦，一副懒懒的傻傻的样子。哦，这就是魏允贞同志胡吹瞎吹得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岳阳楼么？游客还真不少。有人在破破烂烂的背景下朗读着墙壁上的诗句,仿佛一种如烟似雾的惆怅。也有人望着一湖的水发呆，好像在伤感那些随风流逝的岁月。那会儿，我没听见姨丈朗读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倒听见“南极潇湘”的牌坊下，有个老头在叙述着关于太白长庚的“虫二”旧事。还有一群大雁的尖叫带来了不少凉意。
　　 那年秋天，遭遇了岳阳楼，却没遭遇范老夫子和他的《岳阳楼记》，倒记住了那个天才诗人李白。
　　 多少年了。岳阳楼站在斜阳里，站成了一种意象，一个尘埃未定的悬念。
　　 秋风。木叶。如雨飘零。
　　 衔山。吞江。无际无涯。去国还乡。把酒临风。
　　 进也忧。退也忧。
　　 一个酒杯，装满太多的得失和悲喜。
　　 ……
　　 这一切都是真的么？
　　 或许，高处的楼台也在这样喃喃自语吧！
　　 然而，人与山水之间恍惚有一种约定。
　　 20多年后，我又宿命般地爬上了这座楼台。其时秋阳爽朗，天高地阔。这次的登临，是我阅览了太多世事之后。平心而论，登临后的感慨是：名楼不可不看，但绝不可多看；名篇不可不读，但绝不可多读。首先，就书法来说，我以为——如果说张照的《岳阳楼记》雕屏，是门户之作。那么，三楼之上李白所书“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对联，便是黄钟大吕了。道理太简单：其书法大气磅礴，气韵饱满，风神逼人，大有草圣张旭的神韵和气格，与“浩浩汤汤，衔山吞江”的洞庭湖，形成了某种精神性的呼应。然而，更重要的是，那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将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和岁月沉浮，抒写得浩阔无边，呼之欲出。似乎，一个湖的精神气象，被他写尽了，写绝了。你想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八个字更有气魄、内蕴和概括力的呢？没有。当然没有。你从字里行间嗅到的不只是一种飘飘洒洒的逸气，更有一种绝尘的仙气，还有声震广宇的豪迈。这么说吧，如果没有李白那气势浩大的对联，洞庭湖和岳阳楼便会变得黯淡无光，甚至只是个空壳——毫无意义。同时，也很难出现后来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顿悟。
　　 稍有智识的人，一定对李白不陌生。这个疏狂不已的家伙不单是个天才书家，其书师承草圣张旭，传世墨迹《上阳台帖》开阔浑厚，姿媚跃出，气韵飞扬，风轨洒脱。同时，更是个天才诗人，酒杯一端，激昂青云，江河增色，仅一首《将进酒》便足以撑起一个风华大唐。然而最最最重要的是，他崇尚的不是儒家，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老庄的道家思想。“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仅此一句，便将狂放不羁的性情表达得一览无余。这种人格的特立独行，使其笔墨超凡脱俗，有了浩浩荡荡的仙逸之气。我们知道，国中最伟大的哲学，是道家哲学；最高的文学，是充满道家思想的文学。从老子的《道德经》到庄子的《秋水》《逍遥游》《望洋兴叹》《庖丁解牛》等等，哪一处又不张扬人的个性呢？哪一处又不凸显人的性情呢？神象相融，物我一体，耳得者为声，目遇者成色。此刻，人在天地中神游，人的神思与宇宙合而为一了。哪里还有什么个人的小得小失、小悲小喜呢？有的只是自我的大写，气格的呈现，个性的张扬。有的只是对生命的追问和天地宇宙的呐喊。
　　 与之相反的范仲淹，崇尚的恰恰是儒家，是孔孟的道统和礼法。儒家是什么？简言之，即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即循规蹈矩仰他人的鼻息。一句话：完全彻底失却个性与自我。由此看来，范仲淹乘坐着的这架马车，无论学术还是政治的轨道上，与道家思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因而，李白走的一极是出世，范仲淹走的是另一极——入世。这一出一入，便决定了两种生命状态和价值取向。前者，为自我而活着，永远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后者，心为形役，为俗世所累。想想也是，范仲淹要在那种科举取士的体制下生存与发展，不可避免地成为封建道统大流中济身而上的一个。而且，他从娘肚子里一出来，接受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钢铁般牢不可破的伦常教育，以至于小小年纪便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这样的志，称得上鸿鹄之志，鲲鹏之志，较之如今沉溺“麻将”“斗地主”不知强多少倍。然而话说回来，那时候的国是老百姓的国吗？天下是大家伙的天下吗？非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几乎成了历代帝王的口头禅或他们的家训。这个道理，连李逵那样的莽夫听了也火冒八十丈，反了那个鸟朝廷，由哥哥宋江取而代之。可是，范仲淹偏偏遵循其道，在封建道统的怪圈里孜孜以求，左冲右突。其言其行，足见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极重，每个毛孔和血管里都弥漫着浓烈的入世思想。说穿了，也就是同千千万万个文人士子一样——一心想建功立业，极力向“王道”靠拢。所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便是这个理。
　　 范仲淹宦海一生，其生命的轨迹是坎坷的。一会儿升，一会儿落，这曲曲折折的生命线完全取决于皇帝老儿的心情，真个是“天意难测”了。但终其一生，不管他做过什么样的大官小官，充其量只是皇帝手里的一枚棋子，或一个打工仔，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算炒你的鱿鱼甚至剁你的脑壳，你能怎样，敢放半个屁吗？！而千百年来，作为臣子，无论范仲淹，还是别人，哪怕才智超人的王安石、苏东坡等，也摆脱不了棋子的命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多智而近妖的诸葛孔明早在《隆中对》一文中抖出了封建君臣间生命秩序的谜底。在这样的生命秩序和伦理纲常下，似乎每个臣子都心甘情愿做皇帝老儿手里的那枚棋子，指东打东，指西打西，充满无穷的快乐，并使尽浑身解数为君分忧，不遗余力“建功立业”，像一枝枝上升的花朵，大写着人生的光焰和辉煌。然而，透过表象看本质，这种所谓的“建功立业”，其实只是想体现一下个体的“小我”——自身的才能和生命价值。而况历来所谓的“救世“，都是在救自己——名垂青史，或扬名立万、光宗耀祖。然而，对范仲淹来说前途并不那么美好。他在仕途上一路过关斩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当上宰相，可谓一人之下、亿人之上了。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的一场“庆历新政”流产后，被皇帝老儿一旨贬到河南邓州（今延安）的不毛之地戍边去了。官场如战场，升沉浮落，生死存亡，全在眨眼之间。世事无常，太无常了，还有什么比这天上人间的变化更难受的呢？因此，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矛盾重重，左右为难，内心说不清有几多悲苦与忧愁，也有无法排解的孤独与彷徨。万般无奈，只好转入那种“宠辱不惊、顺其自然”的道的境界,以迎合专制法统下的政治秩序和官场大流。否则，就会淘汰出局。显然，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灵解脱，是没有办法的精神自慰。照直说，也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当然在无形中，一不小心，其精神境界也得到了提升。但与李白的精神气象一比，那种小境界以及小觉小悟，又算个啥呢？啥也算不上。说穿了，《岳阳楼记》不是什么千古绝唱，实则是他写给皇帝老儿的另一种形式的表功信，乞求得到重新重用。是教人怎么学会缺失个性与人性，怎么学会做奴才而心安理得的范本。这作法，也就是鲁迅说的“做稳了奴隶的一代”。
　　 我们的文学，需要的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真性情和真文字。呈现出来的，是人间的大痛，大悲，大爱或大悟，是用血浇灌而成的文字。显然，这样的文字在古文观止里屡见不鲜。《归去来兮辞》《兰亭集序》《吊古战场文》《小石潭记》《醉翁亭记》《前赤壁赋》《五人墓碑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等等，哪一篇又不发乎情，出乎声呢？！这些文字，无疑是血与魂的融合，是生命的呐喊与追问，更是水土上长出来的精神。其喜怒哀乐、爱恨恩仇，直指人的心魂，直抵人的内心。或许，文学的不朽性，往往源出于此。
　　 从文学意义上来看，《岳阳楼记》里所宣扬的那种忧乐，在数千年国中士大夫的生命价值与情趣里，却是普遍性的，庸常性的，甚至是最起码的底线知觉。比如说，早在他一千多年前的屈原同志，就已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换句话说，范仲淹主张的那种忧乐，其实是一种人间常态，没什么特殊性，不值得惊讶与激赏。肯定还有不少人说，《楼记》之所以流传千载，大放光芒，最大的价值和精神魅力在于字里行间充溢出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博大的忧乐情怀。啊，啊，神圣的纯粹的人间文学艺术一旦与政治绑在一起，或成为政治的附庸，便玩完了。要不，成了犬儒主义。要不，成了政治的“裹脚布”。这样的文字，已然没了最基本的人间真情和带血的生命体验。窃以为，这种失真的文字，不宜多读，甚至根本不要读，读多了有害无益。更糟糕的是，到如今，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所谓名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错位，成了太多别有用心的人挂在嘴边一句空洞的口号，甚至一句广告词。表面上大肆渲染，而背地里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想来，古人的“忧乐”，沦落至此，岂不悲哉。试问，自宋以降，谁又真正对芸芸众生先忧后乐了呢？自上而下，几乎没有，没有。忧来忧去的，怕只有自己了，苦心经营着各自的“一亩三分田”。反过来说，先乐后忧的，倒不在少数——极尽丑恶贪婪之能事，把欢乐与狞笑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艺术，应该说真话，最彻底的真话。否则，便是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