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什么别字，就是糖僧，与念经取经的那个和尚不是一个人。
　　 那个唐僧知名度大许多。一来长得帅，妇女之友，从女妖精到女国王，见到他都挪不动脚步；再者质地好，谁吃一口他的肉，就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活着，性价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按照周星驰的表述，他心肠好，爱护小动物、保护环境、勤晒被子什么的；最后，人家背景也好，在天上是如来的转世，在地上是皇上的御弟，黑白两道通杀，羡煞众人。
　　 最不平衡的，就是他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愣是有几个能耐通天，死心塌地的徒弟。连摔孩子的戏都不需要演，就那么晃晃悠悠地成佛了。比那些妖精或凡人动辄要死多少次，经过多少世的轮回要利索多了。
　　 我说的这个糖僧，也是想过成就一番事业的，不过他的运气要差得多。
　　 当然，他也是僧人，而且，“糖僧”这个名头，也不是我为了替他和唐玄奘攀亲有意取的，他自号就叫“糖僧”。因为他牵涉到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文学史，所以，这个糖僧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他就是苏曼殊。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传奇。
　　 倒也不是他革命做得比别人毅然决绝，也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足以傲视群雄，尽管他是可以以革命者和文学家留名的。他的传奇在于他行为的另类，他实实在在是一个“畸”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复制的一个人。
　　 毕竟，这个社会存在着太多的至少看起来正常的人。
　　
　　 一
　　 他只活了三十五岁，到死也只是一个大龄青年。
　　 至于他在革命上的成就，很多时候只停留在想法上，并未有过多少的实际行动。即便是想法，也还形成不了理论，多半和那时的激进年轻人类似，提倡暴动、暗杀、行刺之类。不比汪兆铭，自己当真还埋过炸弹；也不比秋瑾徐锡麟，最终能以烈士报国。不过，他参与革命的确算早的，十五六岁在日本留学时，就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一九零二年春天，中国在日本的第一革命团体“青年会”成立，虽然响应者寥寥，但苏曼殊还是积极性挺高，“至为乐从”。到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旅日学生因为俄国对我国东北的领土野心昭然若揭，成立了“拒俄义勇队”，苏曼殊也是义无反顾。谁料到，清政府觉得这拨年轻人不大对劲，名为抗俄，实则抗清，一面要求日本政府解散这个团伙，另一方面密令政府官员，搜捕回国的青年。于是，团体分化，大部分退出，少部分继续，索性还就真反清了。“拒俄义勇队”改成了“军国民教育会”，宗旨明确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手段确定“鼓吹、起义和暗杀”。这个节奏，是摆明着跟清政府对着干，风险系数自然不言而喻。
　　 苏曼殊当时是依靠表兄的接济留学的，表兄林紫垣是个商人，图的是生意顺畅，反对苏曼殊这么干，并以断绝接济为要挟，强令苏曼殊回国。苏曼殊宁可挨饿，就是不愿意退出“军国民教育会”，还写了一封假遗书，上面写道：“今日黄浦投江死。”以诈死来表示反抗。
　　 当时，民族主义高涨，大家对于那些历史上的义士如鲁仲连、荆轲等，都是充满膜拜的，所以，对于蹈海而死，他觉得是舍生取义的壮举，比如比他大九岁写出《警世钟》《猛回头》的陈天华，后期就是在日本投海而亡的。他想到了这一出，估计也不是兴之所致，似乎之前也曾考量过，毕竟那么年轻轻的，真要是下海，也还是需要毅力的。
　　 他是摆脱不了世间的欢愉的。
　　 问题是他一个青年的革命者革命没出名，诈死却出名了，这个名出得有些尴尬，他也从此获得了“怪人”的称号，慢慢地从主流当中游离出来。
　　 不过，他的革命事业并未结束。回国之后，先是谋了个教书的生计，后直接到上海，热情高涨，耍起了革命的笔杆子，给宣传革命的报纸写写稿子，并与陈独秀、章士钊等等共事，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早期革命宣传家。无奈清政府随即查封他效力的《国民日日报》，他继续辗转于香港，借助于老同学冯自由的介绍信，找到了陈少白，供稿于陈少白主持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这本来是他延续影响力，乃至于逐渐成熟的非常好的舞台，然而，他却又与陈少白产生误会，某日忽然要求出家，陈少白知道他的性格，是留不住的，也就赠金送行。苏曼殊在花完这笔钱之后，在惠州敲开了一个叫做惠龙寺的破庙的庙门，让庙里唯一的老僧给他剃度，开始自己的僧人身份，时年虚岁二十。
　　 千万不要以为他从此潜心礼佛了。和尚做了不到两个月，他偷走了老僧仅有的二角银元，离开了师傅和破庙，再度找到陈少白，成了一个披着袈裟的革命者。大概觉得老是赚“吆喝”太过乏味，忽然提出要想刺杀康有为，被陈少白劝阻，又赌气离开。在这之后，虽然参与谋划过起义，也尝试过和鲁迅办杂志，也都没有成功。即便是辛亥革命之后，他也只是短暂地狂热了一段时间而已，继续着自己的漂泊，直到“晚年”凄惨地病死。
　　 他只是一个革命的时常参与者，一个情绪化的革命人，离真正意义上强大坚定执着的革命家距离甚远。
　　 不过，他毕竟为革命做出了一些贡的献，他的名气和他的才气，还是影响了一批人，比如那首：“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看起来就似曾相识，因为年轻的周恩来也写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当然不是巧合。
　　
　　 二
　　 他的文学成就呢？
　　 百度上的介绍是“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评价相当高。我们不能诋毁逝者，但这更像是他的文学范围。他写过几篇小说，百首律诗，翻译过一些名著，都是事实。但是，他的诗歌虽然“清艳明秀”，但多是感怀之作，多半也就是感怀身世，绕来绕去，离不开自己以及自己的那高得离谱的情商；小说也是套路化的，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无非男女青年追求爱情而不得的概况，当时影响不小，但也只限于当时；至于翻译，也就是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拜伦的一些诗歌而已，至于能否堪称翻译家，也实在是说不清的。
　　 文学作品肯定不是以数量来衡量的。前几年，一个诗人一年只写一首诗，并不影响他获诺贝尔文学奖，问题是苏曼殊一来写的数量不多，二来能流传下来经受时间检验的也不多，所以，单就文学乃至于学术成就来讲，并没有超过他的那一帮同学。
　　 比如章太炎，公认的国学大师，国宝级的人物。再比如冯自由，为孙中山担任了多年的机要秘书，晚年还写了多部史书，以当事人的身份，还原了大量的史实，是对于正史的很好补充，相关人物一网打尽。其中《革命逸史》影响很大，乃至于我现在查的苏曼殊的资料，主要还是来源于它，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革命轶史》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这几乎是肯定的。
　　 还有陈独秀，一方面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家，另一方面还主持过北大文学院，也是很少有人能望其项背的，而那时，苏曼殊已死。
　　 苏的才气是圈内公认的，他就是一个天才，他总是能用很少的时间，学会很复杂的事情，无论是写诗写小说，他几乎信手写来，浑然天成。据冯自由讲，其实，苏曼殊才去日本的时候，文字并不好，当时西学东渐，翻译一些西方的著作，一般是不愁退稿的，还能挣点补贴，苏曼殊只一年时间，就从水平较低的乙班升到甲班，并且翻译得像模像样。而且在翻译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意译，而且还掺杂了大量的自己的东西，甚至直接改写。他翻译的《悲惨世界》，大约只有开头和结尾与雨果仿佛了，中间的全是自己的发挥所致，那个作品应该介乎原创和翻译之间。
　　 他无论是在写作还是翻译的时候，玩了一些小技巧，就是利用起了谐音。他的作品里有人名为范桶，有人名为吴耻，还有人名叫满周苟。你要是说这是创新吧，也不见得，太过直白了，没多少技术含量，但在当时，的确也能引起人会心地一笑。
　　 他学得快，不仅仅体验在文学与语言上，也体现在绘画上。冯自由谨慎地赞同他的文学成就，但是，对于他的绘画天赋，倒是赞不绝口，他俩是三年的同学，冯的判断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
　　 南怀瑾的评价可能是中肯的：“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好事者又冠以大师之名，使人淄素不辨，世人就误以为僧，群举与太虚、弘一等法师相提并论，实为民国以来僧史上的畸人。虽然，曼殊亦性情中人也。”
　　 他只是一个极富才情的“畸”人，与大师相去甚远。
　　
　　 三
　　 “性情中人”和“畸人”，看起来是矛盾的，南怀瑾把这两个词搁在一起，我们或许会误解。
　　 其实不然，大多数人都想由着性子来，尺度把握得好，就叫性情中人，尺度过了就是畸形了。
　　 比如吃糖吧，为了避免糖尿病之类，一点不吃就叫克制，知道吃点没事也就吃了，就叫性情中人，然后坚决吃，一直吃到肚子痛，那就叫畸形了。我说的不是假想的例子，而是苏曼殊的实事。他素来贪吃，对于糖类嗜好成癖，这也是“糖僧”的由来。根据回忆，其“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如故”。
　　 这还想不想活啊！
　　 他的轶事还有很多。出家之后，没钱就继续披起袈裟寄宿寺庙，有钱就穿起西装纵情挥霍；没钱的时候，敲掉金牙换饭吃，有钱的时候，一甩手给为他做布衲的妇人十金。
　　 他经常对人说，自己就喜欢住高级旅馆，几天不住，浑身筋骨不舒坦。想说明什么呢？
　　 像这样的僧人，当然不会远离爱情的。
　　 事实上，据说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喜欢过一个姑娘，不过人家父母不乐意，姑娘自杀了。这件事应该对他的打击不小，也可能影响了他的爱情观，既怕伤害自己，也怕伤害别人，毕竟袈裟一穿，是不需要成家立业的。可是这样一来，他也只能在青楼里厮混了，不过，看得出他是挺会享受的。
　　 “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
　　 湘弦洒遍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
　　
　　 “小楼春尽雨丝丝，孤负添香对语时。
　　 宝镜有尘难见面，妆台红粉画谁眉？”
　　 写得都是情思绵绵啊，不过真是好诗，看不出半个假字，柳亚子说：其哀在心，其艳在骨，编是编不出来的。
　　 《本事诗》比较长，挑几句吧：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春水难量旧恨盈，桃腮檀口坐吹笙。
　　 华严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爱我情。”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属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张籍《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曾记否？哈哈，和尚动了真情了。
　　 情僧也，诗僧也！
　　
　　 四
　　 百年过后，当人们偶尔谈及他的轶事的时候，总是非常兴奋。言语之间，敬佩他的才气，欣赏他的狂狷，羡慕他的特立独行，夸大他的成就，恨不得给他树一座个性解放的牌坊。
　　 除了他的天资的确聪颖之外，至于他的言行举止，我甚至觉得，他就是一个病人，或者说是一个孩子。
　　 据冯自由的朋友林广仁说，在日本时，他就患过精神病。林广仁举的例子，是深更半夜的时候，苏曼殊赤身裸体，跑到刘师培夫妇的卧室，指着洋油灯大骂，搞得人家两口子莫名其妙。
　　 他的出格言行，真要是用精神病来解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不过像在刘师培卧室里的那个情形，毕竟只是偶尔，所以，我们姑且不认为他是病人吧，或者说程度还未到。所谓畸形，自然是指发育不良，他要么没有长大，要么就是没有长好，这个说法要准确一些。
　　 很多时候，他所谓特立独行的表现，只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是为了表示着自己的存在感。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为了节省油费，他不用油灯。别人很诧异，他说读书一遍不就记住了，再默诵几遍就行了。这固然说明他的智力超群，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都不需要灯火了，那你直接闭着眼睛睡床上默念不就得了，干嘛还要那么正襟危坐呢？
　　 他用诈死来对抗表兄，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真要是热心革命，何至于此？他回国之后，已经成年，应该能够养活自己了。周边也不乏真心革命之人，直接撇开林紫垣，想干嘛就干嘛呗！写那么个遗书干什么呢？这只能让人想到站在客厅里的小孩，一边拼命抹眼泪，说自己要吃糖，另一方面却在手指缝里露出眼睛的余光，等待你的反应。
　　 包括他在陈少白那儿，嚷嚷着要刺杀康有为。人还没杀，已经广为知晓了，报纸上都开始登了，有这样刺杀的吗？最多只能是恐吓而已。陈少白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莽撞。可他呢？又是失望又是心灰意懒，并直接出家。这与他思想深处受到佛家的影响有关，但我始终认为，他依然有一种最为表面化的狂热在起作用，他更想做的，恐怕是以标新立异之举，广为天下礼赞吧！
　　 我甚至怀疑，陈少白要是同意的话，他会不会就当真去刺杀？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时候，没跟人打招呼的，几枪也就结束了。真要是杀康有为，应该比刺杀日本首相容易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