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果树上结满了愤怒的果实，
　　 那是我父亲流泪的结晶，
　　 也是我二哥因贫穷失学的根源
　　 ——题记
　　
　　 我父亲生于1942年10月，他经历过新旧中国交替的难忘岁月，而在这些日子里，有过流泪的往事。这些往事叠加起来，就成了他打了结的生活之藤。
　　 我爷爷曾对我父亲说过，在民国期间，有很多苛捐杂税，让老百姓无法接受，也无法活下去。家里的树长高一尺，也的收税，房上添加一片瓦，也的收税。那种日子，就是在当时政府的万税中艰难地煎熬着。而那些税，名字他们都叫不完，那种生活过得没有滋味。留下的只有痛苦让人难忘。
　　 我爷爷在1942年前，从四川合江就举家搬迁到赤水河边，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开始，更希望摆脱刘湘部队的扰民。那时我爷爷的家也简单：用一旦箩筐就当起我二伯和三伯，我奶奶背一扇石磨搬家。当然，我爷爷搬家的另一个原因是躲避我三伯公，那时他也任刘湘部队步兵旅的旅长。
　　 我爷爷在赤水河边，就靠他祖辈几代人的妆银匠民间艺人的手艺维持生计，我奶奶就租种别人的地养活一家人。后来他们家里增加了我几个姑姑和几个叔叔，一家人都生活在社会夹缝中，依旧逃不出贫穷命运。土匪与国民政府双重剥削。我爷爷做的那种手艺，是必须通当地的袍哥，否则就会被他们杀或扰民。
　　 我父亲就生在旧中国，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也长在那颗流泪的树下。
　　 1985年的夏天，我家里的荔枝树上挂满了果，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因为它挂了果，就挂了我们的希望，特别是二哥上大学的学费就有了盼头，那个暑假，我们都有了快乐的假期，可快乐没多久，它都让我们合家流泪。
　　 乡政府工作队里带了一批人下乡收农业税，还带了治安联防队，那种气势不亚于计划生育工作队进村。
　　 计划生育工作队进村的记忆，我都很熟悉。他们工作队一进村，那种气氛很紧张，好多大人和小孩都不敢说话，深怕说错了话或说漏了话，就会招来来麻烦。记得我姑姑儿子表哥犯了计划生育之事，让我难忘，而计划生育工作队进村更让我无法忘怀。
　　 我表哥有了一个女儿，那时才三岁。他就想再有一个儿子，为的是继他家的香火，可生了第二个依旧是女儿，他有生不到儿子不罢休的决心。可这就犯了计划生育，与他们工作队就是对着干，与他们工作队过不去。
　　 本来我表哥有第二个女儿，也犯了计划生育被罚款，他家的过年猪被工作队的人抬走。
　　 后来有了第三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可这样就惹恼了计划生育工作队，他们也要杀鸡给猴看，让村民知道犯计划生育的下场，让他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最好。他们也是这么做的。收回两个大人的责任地，留两个小孩的土地，秋收时，工作队就来强收他们家的粮食。并且还要算他们的工资，而那种工资越算越多。直至最后工作队撤了他的瓦房卖给村民，作为他犯计划生育的全部罚款。可他们一家五口人成了无家可归，就住大山里的石岩洞，城了新世纪的山顶洞人，过着现代人的生活。
　　 我表哥其实不用去犯计划生育，可那时农村重男轻女观念严重，家中没有男人或男孩，就认为他们家绝了后或段了香火，就是他们祖祖辈辈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缺德事。并且死后以无法跟自己祖祖辈辈先人交代。古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表哥犯了计划生育之后，就进行结扎手术。农村田里和地理，好多重体活他做不了，村里好多男人就笑他，说看到他们一家人的下场。就连他媳妇都鄙视他，说他为了儿子走到生活绝路，有时房事不如意就怪我表哥进行结扎手术的后遗症。最后表嫂用剪刀剪掉表哥男根，她犯了故意伤害罪判了15年刑，她出狱之后远嫁了。掉了男根的表哥自杀了。留下三个孤儿孩子。那时的计划生育是政治挂帅，一切为了少生优生。而那些计划生育工作队，是乡里和村里干部组建的，他们都以不同名义搞创收。当然，后来国家领导人知道这些伤老百姓的计划生育事后，就没有计划生育工作队了，扎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有专业领导管理。可类似的工作队依然存在，比如治安联防队撤了又有治安队，我家遇上的农业税收税工作队中，就有与收税不相关的治安联防人员。他们说乡里财政空虚，税收大于一切，并且那一个工作队收的多，就业奖励或工作转正。而那些治安联防队人员是很希望能靠这些政治任务，工作转正吃上国家皇粮。
　　 治安联防队为首的工作人员说我家的荔枝有上百斤收获，要收两百元农业税，果木税，在当时的两百元钱，可以顶一头大肥猪的价格，要是没有钱缴税，就抬我家喂的肥猪，那头肥猪是我家二哥上大学的学杂费，可我妈妈说，我家的荔枝也没有上百斤的收获，并且荔枝还在树上，怎么就来收税了呢？那批收农业税的人，包括治安联防队的人，说我妈妈抗税，就用手铐锁了我妈，带回了乡公所，关在“鸡圏”里，或我们当时认为是“黑卡”的黑屋里反思，当时的治安联防队又如何有手铐（刑具），他们又如何有背景，在当时进了办法班房（牢房）就是犯了法，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
　　 我父亲在家里急火攻心，认为错在于那棵荔枝树，以及荔枝树上挂的果实，要是没有挂果，收税的人没不会收税，我妈妈也不会顶闯那些人，因为我妈知道，不是逼急了，她已不敢说出那些她认为对的，而那些治安联防队认为抗税法的话语，落下被治安拘留……
　　 我父亲知道，那棵荔枝树上挂的果，最多不过20多斤，以市场价格而论，当时市价7元/斤，也就是140元，并且我相信我家也舍不得吃荔枝，7元/斤荔枝，那是天价，当时我家没有电灯，用煤油照明，5元钱的煤油都是奢侈，需花我家几只母鸡的鸡蛋价值，至于盐巴，没有钱的日子，就没有吃盐，那时才知穷的滋味，那些日子，生活过得如没有盐……农村的鸡蛋进入市场，那得缴工商税和市场准入费，我怕知道了那是必须缴的。
　　 我们家八口人，有6人读书，其中小学、初中、有高中，我二哥那一年（1985年）高中毕业，同年参加了高考，因为那棵荔枝树，我哥没有读上大学。
　　 我妈妈在乡公所关了几天，治安联防队我家的肥猪，有的就开始搬我家的家具，说是罚款和他们的工钱，这一下急坏了我的父亲，他一直生活在乡下农村，胆小怕事，不敢与他们这群人（强盗）论理，但他作出惊人的举动，举刀砍向那棵荔枝树……
　　 因我父亲砍了自家的荔枝树，作毁坏果林和果树为由，我父亲已被联防队抓去关黑屋反思，后来他出来后，就病了，如果疯了一般，见人就说是那棵荔枝惹了祸。
　　 当年夏天，我二哥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可我们全家都高兴不起来，家里的肥猪没有了，荔枝树没有了。父母亲病倒了。我二哥上不成大学急得离家出走，半年后被一个好心人把他送回来，他多次看那棵荔枝树桩痛苦，也许是他认为自家的命运不公而痛苦，也许是为自己学那么多知识而不能为父亲流泪而痛哭，有更多知识有何用呢，他不能为我们家所遭受的苦难而分忧，何况当时也没有那份经济为他读大学提供援助。
　　 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春，县里招工到东莞进厂，二哥有高中毕业证，他先离开了那个让他伤心落泪的地方，第二个月，我二哥寄回了四百元钱，那时我们乡里干部工资还不到300元，我爸说我哥的工资高过干部收入，也许在工厂里，我哥的官大过乡干部呢，其实我二哥那时干做厂里的文员。
　　 我二哥那时400元/月，让父亲明白了知识就是力量，有了钱就有了希望和未来。后来才有我们弟妹都是高中毕业生，当然，后来他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高等教育，我妹在市一中读书，她与市委书记的女儿同桌，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了1985年夏天流泪的荔枝树故事，感动了同桌的好友，好友的父亲邀我妹去他家作客，从我妹的口中知道我家中荔枝树流泪的故事，让那个乡在换届选举中选下那个一把手，撤掉了那个流氓团伙的联防队，那个书记写了信给我二哥，说他工作上出了错，伤害了我们一家，也毁了我二哥的前程，要我二哥好好工作，闯一翻自己的事业，其实那时我家二哥也学会了坚强，那是他外出打工的第三年，他已在那家外资企业当上了主管，并且完成了经管自修专业。
　　 我妹妹大学毕业，没有进入政府工作，别人说她很傻，有市委书记叔叔帮忙，找好单位，但她坚持认为，我家里的那棵流泪的荔枝树教育我们：“做公仆要做到百姓的心中去，否则会伤到百姓的心，没有民心会没有一切，”她说农民工就是到资本家的工厂去改造、去学习和锻炼，是金子都会发亮。
　　 1985年到如今，虽然23年过去啦，那棵流泪的荔枝树没让我忘记那段我家所遭受的耻辱，背井离乡的日子，不管有多少血和泪堆积我人生奋斗故事，都写成了我走上众信集团总裁宝座历程，唯有自己才是谱写人生乐章的主人。
　　 我没有忘记那棵流泪的荔枝树，特别是别人请我吃荔枝时。每当荔枝丰收上市时，我都情不自禁想到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那棵流泪的荔枝树桩，后来，我们家里人，从不吃荔枝，也可以不吃荔枝，那是一段很伤痛的往事。
　　 今年我父亲65岁了，他也不吃荔枝，也许跟那棵流泪的荔枝树有关，如今，他也不明白，是那棵荔枝树惹的祸，还是他们自己惹的祸，伤心往事，不提亦罢，正如那棵流泪的荔枝树桩！
　　 （备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不要罢故事中的人物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