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知名度最大的文人，可能不是李白和苏轼，而是唐伯虎。
　　 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统计数据，我的理由是知道李白和苏轼的人肯定知道唐寅，但知道唐寅的人不一定就知道李白与苏轼。即便是目不识丁的人都有很多人知道有个唐伯虎，但你要说李白与苏轼的话，他们就一脸雾水了。倒不是唐寅比那两位的成就更高，而是因为唐伯虎的名字既流传于庙堂之上，更广泛传播于民间。评书，话本，小说，戏曲都有涉及，不火都难。
　　 懂诗善画的文人学者自然欣赏他的诗画，热衷谈资的人也喜欢罗列他的奇闻轶事，即便是个浪荡公子，也还都喜欢跟他套套近乎，算是附庸风雅。他的复杂在于他既是一个富有才情的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市井人物，他离一般老百姓很近，老百姓一边因为好奇而去了解他，因为了解而喜欢他，因为喜欢而放大他。
　　 他一不小心成了“风流才子”的代名词。
　　 而且，他还具备了跨越时空的魔力。四百年前，冯梦龙《三言二拍》让他走进评书话本，点秋香的故事从此家喻户晓。十几年前，周星驰再度演绎《唐伯虎点秋香》，并成为经典，依然继续传承着有关唐伯虎的魅力。
　　 他已然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他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唐伯虎缘何有这么大的魔力，真正的唐伯虎或者说较为真实的唐伯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
　　 他没那么幸运，他也只是一个在始终跟命运较劲的人。
　　 他的经历并不复杂，1470年二月份出生在一个相当于个体户的小老板家里，因为属虎，取名为唐寅，字伯虎。他家世代没有什么读书人，现在日子过得挺好，自然学而优则仕，对于他寄予了无限大的希望。再说，他也让家里觉得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自身条件挺好，相貌英俊，天资聪明，而且不是一般的聪明，按照祝枝山的说法，他是不喜欢八股的，可觉得也该遵从一下现实，学就学呗！于是几乎只花了一年时间就把时文做得挺好，不比很多人一辈子都摸不清路子科举总是铩羽而归的。此外，他还挺勤奋，学习非常上心，“闭门读书，不问生产”，“不识门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气（祝枝山语）。好一个胸怀天下的得意少年，似乎大好的将来正在向他迎面走来。
　　 情况正在按照他的预想逐步变成现实，16岁那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苏州府学，相当于现在的预科吧。开始小有名气，鲜花和掌声四面扑来，小性子也出来了，在府学里干了不少混账事，野史和传说多有记载，我们暂且搁置。到了二十九岁的时候，他在祝枝山的劝说下，参加了会试，又考了个第一，也就是解元，名震江南。他也挺得意，给自己刻了个图章“南京解元”。就等着一朝登龙门，谁料半路上冒出个徐经，他因为这次相遇被彻底地请出了仕途的康庄大道。
　　 事情也不复杂，他的名气太大，自然有人巴结他。只能是有钱或有名的人，我就说想巴结人家不也是看不上不是？这个人就是徐经，徐霞客的高祖，家里良田万顷，有的是票子。他也想考个功名，可是自己真要去的估计白给，于是就买通了当时的主考官程敏政，拿到了试题，并且请唐寅先做，也没明说试题的来源渠道。唐寅一来碍于情面，二来考试之前做点模拟试题也是常事儿，虽有怀疑，也就给做了。问题的另一面是程敏政这个人向来就买卖试题的，怕人家发现，现在都知道这唐寅是吴中才子，于是在考试之前就放风说，唐寅应该拿第一，这既是唐寅的光荣，也是给天子招了个英才。整件事谋划得挺完美，但是唐寅自己在酒后把做过试题的事情跟几个好朋友说出来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和他并别为吴中才子的都穆把整件事举报了，结果程敏政下狱，徐经下狱，唐伯虎下狱。唐寅连中三元的幻想破灭。
　　 这事有争议，争议体现在徐经究竟有没有买试题或者买到试题，程敏政有无贪腐，是否牵涉到官斗。但是结局是没有争议的，对于唐寅的致命一击是没有争议的。
　　 后来也有人觉得这事有点可惜，想着给他留条路，推荐他到某个地方当个小吏什么的，他觉得士可杀不可辱，没干。
　　 万千宠爱的唐寅不但没有考上，还进了大狱，回到家里，从天堂掉到了地狱。老婆吵架，离他而去，兄弟分家，他断了经济来源，也就只有自谋生路。好在有一门绘画的手艺，也就在苏州桃花坞建了一个桃花庵，专以卖画为生。当然他的画非常好卖，所以过日子和喝酒的钱是有的。他索性成天就邀几个知己好友，喝酒画画，自我感觉像个神仙，画是画的越好，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再到后来，南昌的宁王欣赏他的名气，重金网罗到帐下，待遇挺高，可聪明的唐寅发现宁王不对劲，便装疯卖傻，不穿衣服在街上乱跑，宁王无奈只好放他回家。而他的预判精准无比，宁王随后造反，唐寅荒诞的举动让自己逃离了虎口，得以保全。不过，在那之后，他更进一步感受到官场的险恶与自己的无助，才算真正彻底地告别仕途。
　　 从南昌回来之后，他身体也跨下了，画也画不了，日子过得清贫无比，只能靠毕生的好友祝枝山和文征明接济，最后在凄凉中死去。
　　 他死的时候，五十四岁。
　　
　　 二
　　 这一生概括得很简单。
　　 谁的一生都可以简单地概括，就像人们写墓志铭：来到，爱过，死了。
　　 但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来讲，每一个人生都有无限的隐语藏在语言和文字的背后。即便是可以浓缩成几段，每一个阶段也都是一个分水岭，每一个分水岭之下都有着波澜壮阔的心理动态。
　　 唐寅的分水岭还算清晰，十六岁进府学；二十五岁父母妻子相继而亡；二十九岁考中解元，三十岁科场案下狱，后回家，老婆出走，兄弟分家；三十六岁建桃花庵，达到了艺术上的鼎盛期，四十三岁被宁王请去，后装疯回到苏州；十一年之后在贫病交困中辞世。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少年的春风得意；中年的满腹冤屈，随后的浪荡不羁；晚年的凄凉落寞。每一个阶段，对他的影响都很大，每一个阶段都是构成他复杂人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而且，从这个脉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寅的应变能力，他总是能在应对，在思考，在调整，在追求自认为最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他清晰的生活轨迹相比较，他的精神世界尤为丰富、强大。直到现在，人们之于他并不是什么诗文书画，而是他据说的狂放潇洒。
　　 年轻时，出生名门且长他十岁的祝枝山登门拜访，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不予理睬，最后还是因为文章的互相欣赏而走到一起的，并将这种友谊持续终生。
　　 祝允明是唐寅一生的贵人，他老成持重且才华横溢，心胸宽广能竭尽包容。年少的唐寅目中无人的时候，他告诉他“万物转高转细，未闻华峰可建都聚；惟天极峻且无外，故为万物宗”，在他的劝说之下，唐寅虽然看不上诗文，可还是在大量统揽古文的情形下顺带演习了八股文，没有八股文的学习，他不会有后来的曲折，可是没有古文的练习，那么他的文章也只能流于俗品。
　　 祝枝山自己也是古文运动的提倡者，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应该有个功名。
　　 唐寅可以和祝枝山他们几个在雪夜里扮叫花子讨钱买酒，也可以赤身在戏水，但是，该考试的时候，他们都不曾马虎。祝枝山做过县令，唐伯虎虽然没有做过官，但毕生都有个属于官场的梦幻滋扰他，他虽然有点不屑，但不代表他不渴望。即便是皇帝让永无出头之日之后，在他的老年时代，他还凄凉地写过几次梦境，都是与科举有关的。晚年，他凄凉地写道：
　　 “二十年来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
　　 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一辈子都绕不过的劫儿！人这个物种对于那些已成结论性的生活艺术总是非得通过自身体验才能再次信服，就像要注意身体，珍爱亲人，然后与人为善，淡泊名利什么的，都知道，但都在自己碰壁之后才能体会。唐寅也是，但他永无出头之日了，不如索性放到一边上去，另外也可能是他原本就不是传统上读死书的酸儒，他不大可能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他虽然能进得去，但也能出的来，每时每刻都在调整。
　　 二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亲人依次离去，他竟然白发早生，开始有了生命的困惑和死亡的恐惧，年轻轻的就写出了诸如“人生苦短、去日苦多、及时行乐秉烛夜游”之类的歌行文字。而到了他当着考了个第一的时候，又迅速快乐起来，又是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又是“领解皇都第一名”。可是一场大狱之后，家人既然不待见他，那就一个人过。老婆兄弟你看不起，你爱干嘛干嘛去。至于所谓的事业心，他觉得立不世之功估计告吹了，那就立言吧，著述文字藏诸深山，像司马迁那样也成。可真要是做学问，他大约也沉不下那个心，人这一生就那么几十年，干嘛那么累？我既然过不了你们所认为的那种生活，那为何不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既然不能立言垂世，何不“自适”？还是过着自己想过的日子吧，于是有开始了喝酒画画并落个风流的名号。
　　 一个文人，靠着卖画养活自己，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
　　 “不练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
　　 这可以当作是市民精神觉醒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也可以认为是他自己个性成长的最终定型。其实，这活儿很多人都干过，只不是人家扭扭捏捏，碍于文人情面，总觉得有那么点不好意思，这叫自己给自己下套。
　　 陶渊明自己拎着锄头上山了，为中国人的精神多开辟了另外一个后花园。唐寅建起了桃花庵，又让一堆文人重新走回了市井街巷。
　　 就像如今的大学生或者学者教授什么的，清高都是自封的，这个不能干，那个不愿干，活在一个世界上，都是一个型号的，你以为你是谁？
　　 且看唐伯虎的潇洒，我像我们最多喜欢的还是那首桃花诗：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过的，他过着别人想过但是不敢过抑或是不能过的日子。毕竟，没那个精钢钻也揽不到瓷器活儿。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羡煞众人啊！
　　
　　 三
　　 环境与际遇可以影响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自身的天性也是个体性格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向来繁华富庶，工商业发展的较早，市民气息很重。明朝的那些画本，评弹之所以站得住脚是因为市场的因素，《金瓶梅》能出来，《三言二拍》能流传，说到底还是因为有人爱看，爱听，花钱都行。而市民文化的繁荣也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像唐寅本身就是一个市民，所以，对这些文化是很能适应的。
　　 因此，他读书的时候不喜欢死读书，写的诗文也是白话，朗朗上口，书法写的飘逸温润，绘画业没什么禁忌所在，连春宫图都画得挺好，卖的也挺好。
　　 当然，我们承认他的天分，但如果他要是在诗歌、散文、绘画，书法等等某一个领域内一头扎进去，出不来的话，他该多单调啊。
　　 那样，你可能会说，他的成就会更大。可能如此，但是，那很重要吗？中国的文化不缺乏顶级的诗书画大师，缺乏的倒真是如他一般觉醒的人。
　　 即便是苏东坡，很多人都认为，苏东坡的为人，为政，思想深度其实比他的散文词章对人更有启示。
　　 毕竟，阅读人生，考量生活才是最大的学问。
　　 他的市民出生让他接触到真实的市民生活，没有所谓的家学让他自觉地带起紧箍咒，家人的宠爱对于他个性的成长也多有纵容。他没有那么多三纲五常之类的忌讳，倒是活色生香的市民生活让他感受到了率性的喜悦。他和张灵戏水图的是过瘾，他和祝枝山扮叫花子图的是刺激，如果点秋香的故事属实的话，说明他不想违心，听从内心的声音，喜欢就追，这就是那个故事的结论。
　　 秋香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有说有的，不过比唐寅大，有说没有的，原型是沈九娘等等，这个没有考证的必要。
　　 因为叫什么名字根本不重要，唐寅的生命不会因为有没有秋香这么一个人有丝毫的不同。
　　 他那样的生活方式和性格没有几个红颜知己是不大可能的。而他的率真和才气估计也颇有女人缘，就像话本写的拐走秋香的时候，分文不动，连衣服都服服帖帖在那儿摆着，这当然不会招人厌的。
　　 再者，他既然一再顿悟出人生在世需要及时行乐，那么倚红卧翠的事情就比较难免，他写道：
　　 “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哥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耻。”
　　 文征明说他：“高楼大叫秋殇月，深幄微酣夜拥花”
　　 大概就这么个情形，别人有的也那样，可别人含蓄，遮掩，他倒好，直白，自恋。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也就因为这个缘故，才引得市民围观，仰望，向往。他也就因此成了风流才子的造型，便成为各种关乎风流的故事的主人公以及虚构对象。不过，很显然，大家都挺喜欢他，实在让道学家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