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答道：小学时的傻时光。
　　 一年级时，我有两怕：一怕过河。当年我们的教室在河西岸的大队院里，这个院子是毛爷爷时代留下来的，是当年农业合作社时期全村人开会或大队负责人办公的地方。院子比较大，中间有一排土瓦房，包产到户之后它就成了我们的教室。
　　 我每天上学最担心的是过河，我们家住在河的东岸，去学校时必须要经过一条小河。由于河上没有桥，大人们搬来几块垫脚石便于东西两岸行人的往来。河水平和的季节，我可以踩着石头慢慢行走，可到了下雨的时候，河水上涨淹没了石头，就只能挽起裤腿从水里蹚过去。面对湍急的流水，真的很害怕，大人们忙农活没人顾及小孩，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有时是脱掉鞋子，有时是穿着鞋子直接蹚水，因为下雨天过河布鞋脱不脱都一样，布鞋里全是湿透的泥水，走起路来发出“吱吱”的响声。对于只有一双鞋的我来说，老天下几天雨，就得穿几天冒水的鞋子，雨停了也只能靠自身脚的温度来烘干鞋子。
　　 二怕写字。那时我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入学之前没接触过书本和笔，所以不知道怎么握笔，只记得当时笔说什么也不听我的话。第一节语文课上王老师教我们写“a，o，e”不管我怎么用心都写不好，一周下来，其他同学都已经写得非常规范美观了，只有我写不好。我请求同桌帮我写，但她不理我，我伤心极了，趴在桌子上“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为了学习而哭的唯一一次。
　　 二年级时，我很傻。告别了一年级的胆怯，高兴地搬到河东岸的新学校。教室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土房子，没有桌椅，老师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用土块和泥巴堆砌几个方形的柱子，然后把长长的木板放在高一点的柱子上当作桌子，那么低一点的柱子上放好木板则成为凳子，最后把木板两头用泥巴固定稳当，这就是我们那时理想的桌凳。一长排过去可以坐八九个人，这样的座位便于我们一起学习玩耍。期末考试到了，数学要考珠算，我对算盘还没有熟练掌控，所以很担心。考试那天，我们按照平时的座位坐在一起，王老师读题，让我们快速拨动珠子，说出答案。这下可乐翻了全班同学，我们同排的人齐心协力，对老师出的每一道题都能以最快的速度在算盘上显示出来。我最没有信心的珠算在大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好成绩，其他的科目是我的强项。那次期末考试我考得很好，本以为领手册时会得到老师的表扬，但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王老师发完所有的手册，当我正在为自己的成绩感到沾沾自喜时，他突然点了我和其他三位学生的名字，他让我们四位站到黑板前来作检讨。我当时只感觉一阵眩晕，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听到老师生气地说道：“你们四个连上课都不积极回答问题，平时话又少，为什么叫我们班的一名同学为“寡妇”呢？我真看错你们几个了……”
　　 哦，我终于明白了。我们班有一名女班霸，她经常欺负班里的同学，所以全班同学都得听她的话，尤其像我这样个头小又胆小的更应该听她的话。每天早晨上学时，我们班的女生首先到班霸家里去等候。我们站在她家院子里，静悄悄地等着她慢腾腾地起床，洗嗽。完毕之后才前呼后拥地围着她去上学，下课时各自拿出早餐送给她，看她喜欢不喜欢吃。这样做都是为了少挨骂，少挨打。
　　 不知道为什么，班霸让我们把另外一名女生叫“寡妇”。我由于年龄小，不知道寡妇是什么意思。当时也是除了课本外，没看过任何课外书，没看过电视，没听过广播，更不知道“寡妇”一词用在小孩身上是一种恶劣行为，所以也跟着大家天天叫那位“寡妇”。忍无可忍的她向老师告了状，老师向班霸了解情况，班霸自然把罪责推到我们四个弱小的人身上，我们只能一声不肯地承认错误，而“寡妇”这个词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三年级时，我喜欢上了做手工。可能是受母亲的影响，我对针线活比较感兴趣，看到大人织毛衣，就非常羡慕。于是自己从扫帚上找来两根均匀笔直的竹子当作针，再搜集一些大人不用了的毛线头，坐在大人旁边学习针法。我坚持不懈的精神终于打动了母亲，她给了一团毛线让我学织毛袜子。这样一来，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大人学针织。放学回家一有时间，我就拿起半成品的毛袜子一边请教一边织。几个月之后我的第一件手织品终于完工了，母亲也很高兴，见人就开始夸奖我，那双毛袜子也温暖了我的好几个冬天。
　　 手工毛蛋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女生中间流行了，下课铃一响，女生便围在一起拿出各自的毛线立即行动。先找一张硬皮纸，用铅笔在上面画一个大圆，里面再套一个小圆，再用剪刀裁剪出大圆的模样，然后剪掉里面的小圆，就做成了一个圆环。这时可以兴奋地拿出自己喜欢的毛线，红的、绿的、黄的、紫的……搭配引线。固定好线头，顺着圆环一直绕线，绕线时手法要均匀，直到里面的空心圆被毛线填满为止。争分夺秒终于到了最后一道工序，用剪刀沿着大圆的边剪开绕好的毛线，以硬皮纸为界限朝两边分开，接着用毛线剩余的部分顺着硬皮纸所在部位用力的捆好，然后把剪开的一根一根的毛线拉均匀，一个完美的毛蛋蛋便制作好了。
　　 那时我最喜欢黄色，于是费尽心思给自己做了两个，它们是双胞胎，非常漂亮。我带到学校害怕别人偷去，便把它挂在了房间墙角的一颗钉子上，看着它我的心里就暖暖的。
　　 那是一个剥玉米皮的季节，我最好的朋友来我家给我们帮忙剥玉米皮。我的毛蛋蛋可能是掉到玉米皮里被扔掉了，而我却误认为是朋友拿走了，朋友一气之下哭着回家去，从此我们俩的关系疏远了。
　　 四年级时，我有了爱美意识。时常有意无意地注意周围人的服饰和发型，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因此爱美的心也无法阻挡社会女性涂指甲这一潮流对我们的影响，女生们又开始秘密忙乎了。回家的路上或者周末，几位要好的同路人便合作涂指甲。当时没有指甲油，但我们有自己的土办法，而且效果非常好。先把石灰和固体红颜料按比例用水搅拌好，再涂在指甲上，等待涂料完全变干，把手放到水里洗一洗，会看到红而发亮的指甲。
　　 每当下课时，女生们凑在一起不是讨论如何涂指甲便是比较谁的指甲颜色好。这件事被老师知道了，一次语文课上王老师让全班女生都把双手伸直正面放在桌子上，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便乖乖地按照老师说的去做。老师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所看到的女生们的指甲全是纯一色的大红。王老师生气极了，首先朝我们的手心狠狠的两板子，然后说道：“明天让你们的指甲回到原来的模样，如其不然，不要再来学校了……”
　　 第二天我们都用刀子刮掉了指甲上红红的一层颜料，当王老师让我们再次伸出手时，他也大吃一惊，因为他没有发现一个红指甲，看到的全是正常的手指。
　　 四年级我就是这样的爱美，不仅如此，我还特别在意自己的头发。母亲说我的头发太少了，连一个蝴蝶结都支撑不住，她看到县城的女孩子留有一种发型，不但好看而且有助于长出新的头发。她执意要给我剪那样的发型，我也同意了。母亲拿起剪刀在我头上忙乎了一阵子，可当我对着镜子看自己时，我大声哭了起来。我不敢直视自己的头发，以前虽然少，但也可以扎一个马尾巴。现在倒好被她剪得只有一两寸长，在我们的小村子哪有像我这么大的女孩有如此发型的，我简直就是当地的一个怪物。不管我怎么哭怎么闹，我的头发还是那么短。无奈之下，我只能用头巾把头裹起来。更惨的是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我是哑铃队的队员。
　　 每天训练时，我都戴着头巾，王老师让我把它摘下来，我就是不听。其中有一位同学在我不注意时，摘掉了我的头巾，我双手抱着头哭了很久很久。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说我头巾的事了。
　　 可怕的“六一”还是如期而至，在全乡的节目汇演场上，我还是没有勇气摘掉头巾。当我们的哑铃队经过观众席时，我听到的不是鼓掌声，而是议论我头巾的声音，我伤心极了，心里更加的埋怨母亲。
　　 五年级时，我喜欢交朋友。这是到了小学毕业的年级，每位同学都非常珍惜友谊。记得当时朋友之间流行两件事，第一件是知心朋友彼此到对方家里去吃饭，第二件是互相赠送礼物。
　　 这两件事在我们幼小的心里是纯洁而神圣的，去朋友家时首先要约好，在双方父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去。我最要好的朋友有英子和萍儿两位，我经常去她们家吃饭，礼尚往来她们俩也经常来我家。记得第一次去英子家时，我特别紧张。其实我们两家离的很近，我家在河的东岸，英子家在河的西岸。那天中午放学，我如约跟随英子去她家吃饭，走进家门看到偌大一座院落，我的心砰砰直跳。见到英子的父母和姐姐时，心跳得更厉害了，所以吃饭时我没敢去她家主房，而是坐在屋檐下。不管叔叔和阿姨怎么叫我，我都不去主房，害的英子只能陪我坐在院子里吃饭。
　　 至于送礼物这件事就更加滑稽可笑了。在小学快毕业的那几天，好朋友之间要赠送礼物。如果是一般朋友，礼物是一支系了红头绳的铅笔，如果是不离不弃的知心朋友，礼物则是铅笔和写了留言的本子。记得当时我收到了好几十支系了红头绳的铅笔，至于本子，我只接受了英子送我的，其他的一概拒绝，就连萍儿送我的本子我都拒绝了。
　　 萍儿也是我的知心朋友，可当萍儿拿着本子递给我时，我想到自己已经收到了英子的本子，如果再要了萍儿的本子，是对英子的背叛，是对纯洁友谊的背叛。于是我拒绝了萍儿，这是萍儿没有想到的。她哭着转身跑掉了，那时我也很难过，我不想这样对待萍儿，从此我和萍儿如同陌路。
　　 这就是我的五年傻时光，时光很美，但我把时光过得像我一样傻。现在回首过往，觉得那段时光是我人生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蹚水的经历，我就不懂的珍惜幸福生活；如果没有同桌对我的打击，我就不懂的珍惜学习；如果没有“寡妇”一词所引发的事件，我就不懂的改正错误；如果没有做手工的体验，我就不懂得女儿家应有的美德；如果没有涂指甲戴头巾的风波，我就不懂得原来女人天生就爱美；如果没有拒绝萍儿，我就不懂得珍惜友情。
　　 傻傻的时光，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让我怎能不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