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陈铁健先生的《瞿秋白传》，正是七月的一个黄昏。
　　 我坐在阁楼上，黄昏的气流从镂空的楼市中穿了过来，打得窗户啪啪地响。一只青燕披着金光，在天空中盘旋，呜呜的风抖动它的双翼，仿佛烟头一样闪亮。哦，我记起了，秋白先生曾经说过：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那也是江南的一只青燕吗？将百年前对光明的追求从彤霞中带来？
　　 这是一个多雨后的晴天，天空格外澄静。而在十多天前，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欢庆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这里的城镇村庄折腾得不堪，好在风狂雨泻终究战胜不了人心，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虽然饱经忧患，日子却总会前行，像那只象征青春、热烈、追求、信念的青燕一样，穿过迷雾，寻找新生。
　　 秋白先生是常州人。在江南的瑰丽中，常州大约是迥异的。东坡说：“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多君子”，所以先生最后选择常州仆居终老，也是想在纷乱的尘世中，多一份君子的信谊和安乐。在常州迥异的天空下，秋白无疑是君子中的君子了。他出生于没落的书香门第，生活贫苦不堪，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但骨子里书生气息弥漫，虽饱经磨难，依然不屈不挠。他的母亲，曾经的大家闺秀，因为生活的煎熬，在1916年的正月初五（今年刚好百年），一个大雪纷纷的夜晚服毒自杀，遗下自己的六子一女。秋白在《哭母》中说：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那种母爱的无私和对母爱的眷恋，犹如杜鹃啼血。后来他到北京谋生，在堂兄纯白的帮助下，上了北洋政府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并自修英语、法语和从事文学、哲学研究。因为研习俄文的缘故，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参与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他坚信中国需要变革，需要抗争，开始憧憬于社会主义学说并创办革命刊物。后来不顾堂兄的坚决反对，作为《晨报》的特约记者，坚持到苏俄去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他说：“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社会思想……”在苏俄的两年，他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从苏俄革命的成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底秋白回国后，担任《新青年》主编，系统介绍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列宁的无产阶级学说。1923年国共合作以后，他积极开展国共合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为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他坚决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1927年的八七会议，他走上了革命前台。他是在一个特殊时刻被推上党的领导岗位的。事实上，他热衷的是文学研究而不是政治革命，但看到我们的党在危急关头，他义不容辞，不惜飞蛾扑火。他努力纠正右倾错误，以孱弱之躯，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率先肯定毛泽东“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性，而面对左倾思想的围剿，他忍让，他检讨，他自责。他说：那是个革命的误会。因为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一开始就非常“不合式”的。仿佛“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他骨子里文人的情愫，讨厌这些政治层面的争执。他实在不是一个搞政治的料，乃至长征时，被“有病”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留在后方，像一只断线的风筝被党的同志遗弃。遗弃的结局就是成为俘虏，永远倒在福建长汀那块土地上……
　　 生无可恋。他完全可以壮烈些，让后人永远记住他的英名。可是他不这样做，一篇《多余的话》，为他身后惹上了多少历史埃尘？或毁或誉，他不在乎，只是为了一吐心中的块垒。梁衡先生说：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他偏不这样，说他固执也好，说他襟怀坦白也好，他就是要将心中所想，一览无遗、竹筒子倒豆般抖出，毫不隐晦。如果说林觉民先生的《与妻书》表现的是一个革命者在国家多难之时的勇于担当外，那么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更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光明磊落。他拿起一把解剖刀，伸进灵魂深处，将十多年来自己在革命征程上的风雨明晦，一点一点地剥脱出来。在血淋淋的刀子面前，他是那样冷静，坦白，不回避，不遮掩，敢于向胸膛开火。试问：革命一百年，党的干部千千万万，有几人做到了他这种决绝？
　　 所以，多余的话到现在还不是多余！
　　 但他的确是颓废的，这种颓废的情绪从时势来说，真的不利于革命。革命需要鼓动，需要振奋，需要歌唱。经历1930年代左倾的盲动，也许那时有很多人都和他一样，迷惘，茫然，他敢于说出自己心中的话，又像是一种告诫，是别样的劝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斗争。斗争必须“勇猛”，必须“残酷”，在风口浪尖，不是他这个文弱书生的专长。他应该选择另一种斗争，像鲁迅先生，用笔墨讨伐，事实上他也渴望过一种文人的生活。他与鲁迅先生惺惺相惜，成为左翼文学联盟两杆大旗，一杆大旗飘扬在太阳底下，一杆大旗沉隐于皓月星空，都是一样烈烈生辉。鲁迅是一个性格倔强、棱角分明的人，他一生与无数人论战过，对秋白却情有独钟。在秋白落难时，宁愿让出自己的床睡在地板上也想让他有一个暂时的“安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把秋白视作自己的血肉至亲，这世间有几个人能如此获得鲁迅先生赞美的殊荣？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想方设法营救。秋白处决后，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上说：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鲁迅说的隐晦，其实岂只文化上的损失？又到处收集他的文稿，以当时最好的纸张、最好的装潢，亲自审稿校订为他出版了《海上述林》，让秋白思想永放光芒。
　　 在生命的最后，1935年6月18日清晨，秋白先生手挟香烟，泰然自若，用俄文低唱着自己亲译的《国际歌》，缓步走进中山公园。照相毕，执行任务的国民党36师特务连廖祥光连长问有何遗言，秋白曰：“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之曰：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尔。秋白绝笔。
　　 录完绝笔诗后，他盘坐在一块草坪上，对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就饮弹倒下。他累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他曾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他至死还是一副书生的恬淡娴静，从容坦荡得让人窒息。
　　 党的叛徒有这样的风采吗？这分明就是一个革命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飒爽英姿！同样做过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他们之间就是金玉与败絮之别。
　　 鲁迅先生1936年3月为白莽《孩儿塔》诗集作序言时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dào），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我相信先生在做这篇序言时，一定想到了半年前永别的挚友——秋白同志！
　　 历史的微尘可以掩埋真相，但掩埋不住真相蕴蓄的光华！八十年如一瞬，他还是江南的那只青燕，在亮丽的天空飞翔，就像他的赤诚和坦荡！
　　 秋白不朽！
　　
　　
　　 （作于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