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社会里，倘若有一位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连自己的大名也不会写，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里，可谓珍稀人种了，要受特别保护对象也说不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农村还是城市，能起毛笔者正好反之。在近些年来，通信、网络席卷全球，知识更显示它的重要性来，无“知识”就寸步难行，出外打工的年青人应该深有体会。
　　 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向来是“白领”阶层的产物，贫民百姓只能传种接代，混个肚子饱就不错了。历来的科举制度只能让百姓流流涎水，望梅止渴而已，他们的夙命就是“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维持生命的本能。在大刀的指挥下，他们有什么痛恨，怨言，甚至于压根儿想也没有想过去怨恨，也不敢去“怨恨”。有知识的“白领”层就挥舞着手中大刀，摇旗呐喊着，同样的渔肉人民。不过，他们是有知识的“白领”，不会用大刀直挥向老百姓的脑袋，他们也是痛斥此种流氓行为，视为残暴。但，他们会编故事，会颂德，编纂法规献媚统治者。
　　 清朝被迫打开国门，一把火烧得清王朝的大小官员们痛心疾首，珠泪连连；腐儒们痛不欲生，大声疾呼，不能使国粹遗失。但，也无济于事，白哗哗的银子必须送给人家，土地也必须租借给人家使用。清朝统治者看到了自己的没落，也想到“科技兴国”这一战略，中国的留学生就在此时产生了。但是，为时已晚。历史向来是在外族侵略的时候发生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确实给我国人民受益匪浅，在那艰苦的年月里，自行研制成功汽车、飞机、核武器等高科技成果。“普九教育”二十年来，国民素质也在螺旋式上升，国民经济同样日新月异在发展。那么，我们的教授级别的大人物接受的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吧？要我看，并不见得如此。
　　 手里借本2006年10月份期刊的《特别关注》杂志，里面有篇《男子人是“难人”》署名是洪昭光，苏叔阳。洪教授可谓大名鼎鼎，他的“养生之道十六字”早有耳闻。而苏先生是否是教授，对我而言还是未知数，——现在回想经常在中央台（不知是几频道，记忆了）留个平头，身西服给人讲公共关系学的就是他吧。能上中央台讲公关想必一定是教授，那就先听听苏“教授”的话语：
　　 在复杂的社会中，我们要学会关怀自己，特别是45岁至55岁这一阶段的男士，社会也要他们关怀与理解，给他们一些释放情感的地方。现在，得抑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个调查显示，咱们国家目前有百分之五的人患有抑郁症，也就是说，有2600万抑郁症患者。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自杀倾向。所以，人一定要有些宣泄渠道，用正确的方式去开解。日本有专门的可以释放情绪的地方，你可以摔瓶子、大声嚷嚷，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日本人压力更大，脱发、秃头、自杀等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讲“服从”的观念，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如果说这个煤球是白的，是四方的，那么下级就得说是白的、方的。不像中国，遇到问题还可以跟上级争论一下，甚至和领导对着干。
　　 现在，我们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增大，有的人心理不平衡，看到人家发了大财就不服气，心理想：“老天爷真是不长眼，怎么能让他发财呢？我又实在，又肯干，为什么我就偏偏发不了财？”老这么想，心理就容易产生不满情绪。中医理论认为，情志郁结，可以造成微瑕积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容易得癌症。
　　 “日本人压力更大”，所以我们还比他们强，还有不如我们的，我们可以轻松、自在些了。但，据我所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82岁，是世界上公认的人类长寿的国家之一，而我们国家报道，人的平均寿命只有68岁，就这我还疑心有水分。我本人所在单位，只有109位员工，今年年初，有二位相继离开了人世，一位患者诊断是肝癌，另一位患者诊断也是肝癌，他们的年龄都是刚刚过50岁，正在不惑之年，留有好多不安，牵挂长眠了。他们二位“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容易得癌症。”但是，他二位的死亡，并非心里常想着：“老天爷真是不长眼，怎么能让他发财呢？”我疑心他们的死亡是属于一种职业病。在“任务上肩，责任到人”的工作强度中，大礼拜对企业的员工来讲，同样有种“望梅止渴”的感觉。一月休息二三天，就这，还得领导批准才行。每年的最后一季度，红头文件中规定，不允许员工休假，“要打一场任务攻坚战”。但，也并没有如苏“教授”所说的“和领导对着干”，员工与员工之间倒经常发生“对着干”现象，员工对领导是“绝对服从”。
　　 苏“教授”又讲：“现在，我们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增大……”犹言，正处在社会转行期的国家，贫富不均是正常的，不要有什么想法，只要你“绝对服从”，会富裕起来的，日本人就是因为“绝对服从”才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苏“教授”难道不“明白”现世贪污腐化的根源就是因为给予个别领导的权利过大？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制约贪官污吏的措施口号往往处处皆是：上面发的红头文件，贴在墙壁上的监督牌，随地所见的宣传报道等等。而贪官污吏们却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如鱼得水。说到底，还是他们的权力过大，“员工”只有“绝对服从”，才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苏“教授”讲，我国的“员工”在“绝对服从”上做的不够，从而导致精神压力过大，容易患“癌症”。荣幸日本人比我们的压力还大，自杀和患抑郁症的人是“很常见的事情”。却不知患“癌症”的人数多不多？
　　 对于这位苏“教授”话语要打折扣的。聪明的读者倘若以后听到苏叔阳“教授”的演讲，还是小心为是，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套路。听他“演讲”的时候，就好像观看杂技团里小丑的表演，这就是了。
　　 接下来就是洪教授的演讲：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我们想不劳而获，当然不可能。但你在出力，出汗，努力为了生活打拼的同时，记住不要出血，要适度地出力。有位副主任医师为了在一个全国性的大型会议上发表三篇论文，没日没夜地赶写，连续三天不吃，不喝，不睡，最后被人发现死在办公桌边。……不少人的猝死是因为拼命拼的。
　　 ……如果一个科学家活到90岁，你想想他的贡献会有多大？就算一个再有才华的博士，专家如果38岁就去世了，他的贡献又能有多大呢？所以说，少做多活就是多做。刚刚提到的那位副主任医师为了赶写三篇论文而不眠不休，结果42岁就死了，如果他能活到92岁，那贡献会多大啊！我们做事情要努力，但是，千万别拼命，否则会适得其反。
　　 初读洪教授的话语，就感觉好像走进了大观园，遇到薛宝钗姑娘一样，美丽有涵养，有人缘，凡事处得合理适度，不偏执，很随人心，老幼皆喜欢。她的处世哲学有似洪教授给“白领、精英们”讲的一句话：“出力，出汗，不出血；拼脑，拼劲，不拼命。”这样话语太完美了，“白领，精英们”听到洪教授的讲演后，不知道尾巴要跷几天才方休。而细细品味，总感到美中不足，洪教授的理论又好似刘姥姥来到了大观园，丑态百出，自己私下里却洋洋得意：“这下，我可大捞一把了”。洪教授的演讲的群体是“白领、精英们”，贫民百姓却听不到洪教授的演讲，他们四季夹着尾巴过活着。我国数以千百万计的弱势群体，常年在外打工，他们“不拼命，不出血”也不由他们，家里的儿妻谁来养活？
　　 洪教授在文章中提到一个副主任医师为了三篇论文“三天不吃，不喝，不睡”，而猝死在办公室。只活了42岁。洪教授就发了这样的感叹：“倘若这位副主任医师能活到92岁，那贡献会多大啊！”要我看，那位副主任医师只因为“为了全国性大型会议上”赶写论文，即便活到92岁，未必就“贡献多大啊！”日后做着沽名钓誉，损人利己的事情也未可知。再者，一个科学家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并非他的年龄越大，贡献就越大，这不是正比关系。爱因斯坦，并没有活到90岁，倘若没有电灯的发明，当今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呢？爱因斯坦也不过只活了63岁。前辈们拼死拼活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的“白领、精英们”当然就不用“拼”了，有名教授为你们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讲讲养身之道大有裨益，再活五佰年，也不为奇。
　　 随着电信产业革命的高速发展，以前的上门化斋，掘出金元宝等行骗手段以显没落。现在手机短信行骗的花样层出不穷，最近以来，常在深更半夜，倘若你的手机没有关机，就会听到只响一声铃声，又停止下来，打开手机一看，是一个陌生的未接来电，这显像常常也发生在清晨6、7点钟的时间。开始接到感到奇怪，这半夜更深的接到陌生的电话，无非是些醉汉拨错了手机号码，也不放在心上，可当此事频频发生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对劲，葫芦里不知道卖什么药。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原来这又是行骗者新出的一种行骗手段，他们只拔出一声，目的是诱饵你回拨未接来电，已达到他们的行骗目的。而这些行骗者无非是挖空心思骗人的钱财罢了。在现时的社会里不乏还继续类似细腰蜂的骗子，细腰蜂在一些人的眼里还以为是和青虫和睦相处和朋友，实者，青虫已被细腰蜂用它的毒素麻醉，成为哺育其幼子和幼子的美餐了。
　　 阅读了两位名教授的文章，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细腰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