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在微信中疯转的视频，一位幼儿园的老师，给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树上有10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这个题目，是个久远的脑筋急转弯的题目，答案是：树上没有一只鸟，都吓跑了。可是现在的孩子似乎并不买账，视频接着展示的场景是——
　　 小同学反问：“是无声手枪吗？”“不是。”“枪声有多大？”“800至1000分贝。”“那会震得耳朵疼！”“是的。”“在城市里打鸟犯不犯法？”“是不太对。”“您确定那只鸟被打死了？”“确定。”“树上的鸟有没有聋子？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没有。”“算不算怀孕肚子里的小鸟？”“不算。”“会不会一枪打死两只？”“不会。”“所有的鸟都可以自由活动吗？”“完全可以。”“如果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一名同学满怀信心地说，“打死的鸟要是挂在树上没有掉下来，那么就剩下一只；如果掉下来，就一只也不剩了！”
　　 面对同学们寻根问底的精神，针对每个问题的奇思妙想，不循规蹈矩的发散性、创造性思维，那位老师显得无所措手足，先是急躁，后是发脾气，最后是晕倒。
　　 整个视频，给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活跃与勇敢，他们提出的问题新奇而富有创造性，倒是那位老师真是让人失望，她一直希望的是，孩子能够说出她以为是正确的答案，这倒真是让人猛然发现，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是怎么消失的！
　　 美国创造性思维研究专家托伦斯等也发现，3-5岁是孩子创造性能力的高速发展时期，而5岁以后有逐渐下降的趋势。我国的孩子同样也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家庭和学校两方面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现象。宝宝在婴幼儿期在幼儿园或者家庭中主要的活动是以游戏为主，家长和老师对宝宝的游戏活动很少约束，宝宝有很多自由的空间，去随意地玩，随意地想，随意地发挥。而这时家长和老师也不会对宝宝的想法或行动进行过多的干预，宝宝不会因为自己的胡思乱想遭到别人的否定和指责。所以创造性思维发展良好。
　　 但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就要开始面对学习活动，这时的家长和老师就变得“严厉”起来，因为他们此时强调的是应该掌握更多的知识，更重视孩子能否正确地思考。他们会告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因为有了统一的标准，行为又随时受到成人们的监督和评价，当他们没有按照成人教给他的那样去做，就会受到批评和惩罚。很多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经常用听话不听话来判断孩子的好坏。这样孩子为了迎合成人，渐渐放弃了自己的“胡思乱想”，乖乖地向着成人们想要的答案思考着，这样自己便能得到大人们的赞赏和奖励。因此，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在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上，我国的孩子明显不如国外孩子。
　　 在一所“科学与艺术展”上展出的中外学生作品，差异更是显而易见，中国学生的作品规格、样式都是很相像的，统一的A4纸，统一用蜡笔画，想象的内容也大致雷同，——不过是太空上有人类居住，而国外学生作品的内容、形式、规格却五花八门，比如几堆废旧的报纸，就改造成了一棵年轮明晰的大树，极具表现力地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让人耳目一新。
　　 为什么这样，恐怕我们学校与家长难辞其咎。因为老师和家长长期要求孩子给出标准答案，在这种“标准答案”复制式的思维必然会引起思维的僵化。如果人们永远按照平常的思路去思考，得到的也将永远是平常的东西。
　　 面对着那个提出“枪打枝头鸟”问题的老师，我们想要建议的是，老师更应该允许孩子提出各种各样的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达·芬奇认为，为了获得有关某个问题的构成知识，首先要学会如何从众多角度重新构建这个问题，他不停地从一个角度转向另一个角度，重新构建一个问题。他对问题的理解随着视角的每一次转换而逐渐加深，最终他便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而达·芬奇的所谓重构问题，常常就是我们的孩子提出的各式各样的怪问题，就像视频中的那些气晕了老师的孩子提出的问题。
　　 而事实上，提出怪问题说明他们开动了脑筋，同时也表明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在不断加强，也反映出他们对老师的信任。所以面对孩子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能像《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中的老先生一样，一句简单的“不知道”就把孩子吓回去了，也不能像视频中的老师素手无策，老师应该积极做好课堂教学预设，积极鼓励学生生成各种“怪问题”，也许在他们这些“怪问题”中会孕育出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
　　 当然，对于孩子难度高的问题，甚至专家也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能用训斥的方法掩饰自己的欠缺。相反，大可采取坦率的态度，说声“让我来想一下”或“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之类的话，为孩子树立“知之为知之”的实事求是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