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生活无着，只能背井离乡，临行之前，为了让扁担平衡，主人用一端挑着行李，另一端挑着老家门前的一块石头。于是，这块极其普通的石头跟随着这家人一路颠沛，漂洋过海，在异地生根，成了这家人与老家的唯一链接所在，也接受了这家人的代代供奉。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家人姓杨，那个挑着石头的是故事讲述人的祖父，故事的讲述人是杨渡，台湾诗人，他们的祖籍是河北唐山。在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杨渡用深沉的笔触追述了自己的家族一百年来在台湾的的生存和繁衍，而作为他们生活的背景，自然而然地又写到了台湾在这一百年之内的发展和变迁。
　　 如果说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单细胞，那么我们从这本叫做《一百年漂泊》的书里，分明看清楚了这个单细胞的演变、分裂、成倍增长。事实上，生存生活在台湾的这样的单细胞何止千万？他们有的过去的较早，在甲午海战之前，属于闽南与海岛的正常流动；而更多的则是发生在1949年的那个时间节点上，或居家搬离，或只身前往，这些人多半背着“外乡人”或者“眷村人”的烙印，时常有孤悬海外之殇，乡愁难掩。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个仅仅是用来配平的石头早已超出了原本的物质意义，我觉得它更像是婴儿的脐带，作为两岸同文同种的深刻烙印，跨越着台湾海峡，串联着海峡两岸。而这样的脐带很多人都有，只不过式样不同，位置不同，有的可视，有的深埋心底。
　　 然而，“故乡”这个词语是有个模糊的时间界定的，我们往往称亲生生活过得地方叫“故乡”，而到了下一代乃至于更下一代之后，那只能叫做“祖籍”了。尽管脐带会因遗传还依然在，但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感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第一代还在极其深情地回忆着故乡，渴望着回去的话，那么到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理性地看待事实上的生活方式，考虑的是各自的归属感，还有未来。
　　 我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几乎是他们几代人的共同困惑，偏偏又是那么多的事情集中爆发在台湾的这一百年之内。如果是一块石头可以证明他的祖父是唐山人，那么出生在日本割据时代的父亲是什么人呢？还有当他们热情满满地迎接国民党来台，却发现了国民党非但半点“王师”的风采，反而根本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他们再一次茫然无措，自己莫非真是“亚细亚的弃儿”吗？便到现在，一代又一代人还在找着自己的归属感，只不过，通常的选择上不愿面对或者是选择沉默而已。
　　 杨渡的父亲说他从小说的就是日语，他们相互的称呼也是日语，大家都有一个日本名字，怎么可能短时间内调整过来？台湾知名作家林文月说听到日本战败的时候，大家都哭，可忽然觉得不对，咱们是战胜国啊！咱们应该笑，可是显然笑得也比较生硬；到了杨渡这一代，台海关系缓和，杨渡包括他们的子女们分散于世界各地，世界因交通便捷和语言的通畅渐有地球村的感觉，莫非根本意识已经在淡漠？
　　 我们在转述台湾的时候，通常会比较肤浅，俯视他们，没有能真正地站在同一高度沟通，因而会出现一些障碍，乃至于误会。我们想当然地会认为，日本霸占了台湾，国民党光复了台湾，所以，台湾民众应该对日本人咬牙切齿，而对国民党感恩戴德。国民党接手台湾的时候原本也可能就是这样想的，结果与预想不合，发生了暴力冲突，也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至今还是一道血印楔在本省人的身体内，以至于每次选举的时候，国民党都要道歉，每年都要纪念，以期弥补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沟壑。那件事的情况也不复杂，错就错在国民党尤其是当时的接受大员陈仪身上——后期陈仪被蒋处死不能不让人揣测他也是在平民愤，“通共”只是个借口罢了，蒋杀人并不多的。杨渡作为一个中性的知识分子，以几代人在台湾生活的阅历，讲得还是比较客观的。他的理解台湾毕竟和香港、澳门乃至于大陆的沦陷区不同，香港澳门是以租借的形式被列强侵占的，那地的人民很清楚，他们只是暂时归属于列强，最后还是会回到祖国的；大陆就更不同了，一方面大陆一直在抗战，当然不会认可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时间上也只有八年，八年不会忘记任何事情的；相反台湾一来是被割让过去的，当地人民短期内看不到光复的希望，另一方面，时间是五十年，五十年是两代人的跨度，是不容小觑，他们的身份置换需要一个缓冲。
　　 问题的另一方面，日本是想长期霸占台湾和朝鲜的，因而他们采取的政策并非是简单的掠夺，杨渡的父亲自幼就知道这样一个口号——“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这是日本的发展策略，所以，他们在台湾也做过一定的规划，在教育和铁路，邮政等方面有所投入。尽管，我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大地掠夺和占用，但是这些事情是由具体的人去执行的，连杨渡的祖母都说，那个日本的女老师真好啊，孩子不上学还到家里动员。这些较好的职业人又给当地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老百姓而言，很少去顾忌他们背后的政府以及政府的终极指标，你对他好，他就说你好，这又是当时的国民党接手官员所欠缺的，“二二八事件”说到底就是在与民争利，别人怎么能心平气和？
　　 日本起初在台湾是不征兵的，也是到太平洋战争后期，才开始在台湾征兵，台湾作为他们的后方提供粮食与军马储备的，杨渡的一个叔公就是在成功岭马场被美国飞机炸掉了一条腿。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当时的台湾青年因为不能当兵还是很郁闷，与此类似的是，几年之后，杨渡的父亲在金门服役，军官告诉他：不要太拼命，家里还有人在等他。
　　 还有一个细节，作者的叔公在上海的时候，遇到检查。当时检查的准则是看男人穿着什么样的内裤，如果穿内裤或者光腚就认定是中国人放行，可如果穿日本人惯常穿的那种有裆的几条布那玩意就以汉奸罪枪毙，当时三叔公穿的就是那玩意啊！也是他眼尖儿，拼命才跑远捡了一条命。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方法是否太过草率，单就从这条短裤可以看出，其实当时日本对于台湾的同化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
　　 那个叫岩里正男的老家伙一直嚷嚷着台湾怎样如何日本怎样如何，就算是日本的这种所谓“归化”教育的余孽体现吧，他的中文名字叫李登辉。
　　 杨渡的父亲一直叫魅寇，这就是他名字的日本叫法，一直到老。即便是在四五年之后，耳边还是不时传来这个桑那个桑的对话，我们刺耳，他们很习惯，这个在侯孝贤、吴念真的电影中也非常普遍，而《海角七号》则更是直面了这个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来作爱国与否的价值判断，我们得尊重事实，五十年的时间，他们受的是日本的教育，感染的是日本的文化，时常在肩膀上耷拉着西装趁着酒气唱的是日本歌星的歌曲，侵染得很深，只能慢慢转变。
　　 而他们的上一代，比如林海音和齐邦媛他们是在大陆生活过的，他们对大陆是满满的记忆，所以《城南旧事》和《巨流河》让我们读起来格外亲切，也轻松，他们甚至可以说是从大陆到台湾的作家，与杨渡的父亲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龙应台实际上也是在大陆出生的，她的风格已经不同于林海音的写意泼墨，而多了些诘问和反思，至于陈映真等那就完全以本土化写作了，这个是年龄、阅历以及背景相关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他们都不存在杨渡父亲那样的身份困惑，我们也不能拿他们衡量像杨渡父亲那拨眼一睁就是膏药旗和“要西米西”的人。
　　 日本当然在台湾犯下了滔天的罪恶，就杨家而言，杨渡叔公的那条腿自然是拜日本人所赐，而他那个乌日乡附近有个村子因为反抗日本，结果，日本人用皮尺丈量男人的身高，超过一米二的全部杀死，投井深埋，女的全部送到日本的风化场所。他们不仅仅在身体上屠戮民众，还在精神上打压侮辱他们，他们给那个地方改了个名字叫“玉井”——这又是一个风化场所的名字。
　　 还有那个雾社事件也是惨绝人寰，嗜血者只能是魔鬼横行。他们把持着政权，自然会扭曲事实，这也需要让普通民众用时间来消化。
　　 杨渡的父亲当然不傻，相反还是个极具魅力的男人，有一颗永不安定的心，在光复之后，他预感到了经济的大形势，反复投资反复失败，像堂吉歌德般地在五六十年代沸腾的台湾横冲直撞，鲜血淋漓，拖累着自己的妻子逃票坐牢，也变卖了家中的部分田产，最后算是创业成功。他的故事几乎是贯穿全书的脉络，他很清楚地道出了真谛：你指望日本人把技术转让给你，卖给你？你只有自己摸索。因为他做的是锅炉行业，当时最好的技术是螺旋式的，只有日本有，他用尽各种方法想拿到技术，都空手而归，日方的前提就是永远拿利润，最后他只能以一个小学没毕业的水平，钻研了无数本专业的书籍（还得靠各种专业字典）设计成功，在全台湾出于领先水平，保证了他的家族后几十年的小康。
　　 他或许还没有完全扔掉日本治下的阴影，但他非常清楚，日本人不会帮他的，他们只是想永远地挤榨他的血汗，只不过方式和战时不同而已。
　　 他比今天的我们都清楚。我们对于“自力更生”这样的词语还熟悉吗？没有人施舍给你的。
　　 这个词汇出现在一个“日据”时代出生的台湾人口中，委实让我们感动。我们中国人讲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屡败屡战、愈挫越勇，有骨气，可认为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核心所在。在大陆，我们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两弹一星、大庆油田、杂交稻等等取得成功，而在台湾，人民积极创业，以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无数个像魅寇这样的人共同搭建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不能说两岸华人共同交给世界的答卷，很漂亮，尽管其中酸楚多多。
　　 还有他那个了不起的母亲。这本书的原来名字就叫“水田里的妈妈”，就是自己八岁那年，看到了藏在水田里躲避警察的妈妈，引发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他父亲相比，他的母亲更具韧，虽然原本只是想种田而已，时代以及她的丈夫把她推到前台，在丈夫躲警察的时候，她艰难地维持着公司的运转；她不得已替丈夫开票据而坐牢；出来以后为使丈夫少走弯路开始管理整个公司的财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家娘”；当她的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并且还生了小孩之后，她以死相逼化解危机也说明她的绝然（作为一个儿子写父亲，写这事儿的确不好落笔，但作者处理的相当好，没有轻薄，也没有掩饰，也不见得当事人就是道德上的低劣，只可认定为一个颇觉遗憾的悲剧）。在度过劫波之后，她很好地延续着家族以及公司的良好形象，相对而言，她才是这个家庭里的定海神针。
　　 激情燃烧的年代，总是有着激情燃烧的人们，就像空气中翻滚不停的躁动，家庭里近乎阻塞的汗味儿，还是轰鸣不绝的机器，此起彼伏的汽车鸣笛声，好像在宣誓着新时代的到来，潜能被挖掘，释放出最大的能量。
　　 毕竟，在创业和拼搏当中不仅仅能带来财富，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尊严，找到骄傲，可以扬眉吐气！
　　 还有共同隶属于中华民族的血性。
　　 当时台湾的民运也比较热闹，对于政治上的东西，原本难说，只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这也说明着有着另外一部分人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思考，乃至实践，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架构。事实上，这也是台湾现行政治格局的引子。
　　 不过，不管怎样尝试，他们都不应该隔断身上的脐带，否则，血将成水，历史毕将彷徨。
　　 或许，杨渡以及他们的后人未必再次迁回老家唐山，唐山那儿还有没有人能认识他都难说，但是，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是中国人，除了那块石头，还有庙堂上的妈祖，更有源自一处的文化和价值观，虽经漂泊，必将殊途同归。
　　 作为移民的第三代，杨渡多年来一直痛心疾首地提示祖国大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避免重走台湾的老路，工业的污染，环境的破坏，人们精神上的迷失沉迷赌博和奢靡等等，显然，我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正在走的正是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径——我们如果多多沟通，多汲取教训的话，会少走许多弯路，也会节省更多成本。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走弯路是正常的，但对于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命而言，机会只有一次。
　　 我们需要反思的东西还有很多。台湾是我们的一部分，虽然因历史以及地域因素相对特别一些，但是关于脐带的思考我们不能停止。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我们正在亲历的工业化过程当中，我们广博的农村正在被一个个蚕食，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城市化，我们的孩子目前有的是城市移民的二代、三代、我们的家乡也正在转变为“故乡”“，祖籍”。他们起初在城市生活的时候也会迷茫，也会困惑，也会缺少归属感。那么我们该如何呢？
　　 故乡兴许会沦陷，事实上也正在沦陷，我们的客厅里还有那块叫做“脐带”的石头吗？
　　 漂泊，无论是地域上的，还是心灵上的，都很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