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有一种草，母亲告诉我叫母子草。每年春天，母子草根连根长成一片，要分开它们，是很难的。清晨，母子草挂满晶莹的泪珠，这被多情的人看到了，谱成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母亲是个苦命人，她于1946年8月16日，生在唐山丰南区的鲁庄子（现已划归开平区），今年整整70周岁。
　　 1945年，日军感到末日降临，开始疯狂地大规模扫荡家乡。我的大舅因为做儿童团团员，被汉奸出卖。日本人搜索不到大舅，就抓了我外公，生生打死了。那时，外婆刚刚怀上母亲。母亲十五岁时，外婆突然发病，不到两个时辰就去世了。长大成人后，在大舅的安排下，母亲嫁给了做开滦工人的父亲。次年，生下了我的哥哥，六年后生了我。不成想，哥哥七岁半时，被发现患脑瘤，在保定做了手术；一年后复发，死在天津医院的手术台。好像命中注定，母亲似乎非要和悲苦厮守一生。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母亲也多是一脸的愁苦，真就想不起那时她有过怎样幸福的时光。
　　 在当时很多家乡人眼中，母亲嫁得好。因为我的爷爷曾是开滦赵各庄矿一把手、离休县级干部，父亲是开滦“老板子”，大伯子、小叔子大学毕业，都是“国家人”，日子应该比农村强多了。其实，生活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父亲共有兄妹7人，伯父、叔叔在外地工作，大姑嫁到秦皇岛，其余三个姑姑都在上高中或大学，爷爷、奶奶身体又不好，一家的生计只靠爷爷和父亲的那点工资和母亲的勤俭持家。听母亲说，父亲每月只给她两三块钱，用于日常开销。无疑，吃是母亲最犯愁的事情。六十年代最困难的时期我没赶上，但家里仍然不宽裕，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时才能沾点荤腥。四五岁时，我就非常喜欢帮母亲做事，成宿排队买粮买菜的事情当然落在我的头上。时间长了，也从中找到一些窍门。去时随身带一截粉笔，为排队的人依次画号，或鞋上、或袖口，免得有人加塞。很自然地，我会博得大人们的同情，独占一个好号。再后来，有人问谁是画号的，粮店或副食品店的人指指我，那个孩子！我就一面喊他过来写，一面心中颇为得意。我记得买粮时，白面大米极少，多是白薯面和各种豆类。我拿着大小不一的袋子分装好，如果袋子不够，就把一条袋子用绳子在中间勒成几段儿，以做区别。粮食用四轮小车推进家，母亲就开始筹划如何分配。细粮是一定要留给爷爷奶奶的，余下的粗粮要拼命算计才能撑到下月购粮的时间。母亲常用一个铁皮罐头盒来计量每日的口粮，往往舀多了，就用手抹平，仔细到了极致。各类杂豆要碾碎了吃，这是母亲每每要做的。家里的碾子是父亲从山上找块大石头凿的，周围的邻居也都来我家碾豆子。有时赶上母亲一个人推碾，我便禁不住眼睛发烫，尽管人小力单，还是会跑上去帮她推，沉重的碾石似从心头滚过。以后生活略好转，石碾常年闲置，地震时又混于瓦砾，竟不见了踪迹。
　　 母亲总是省下自己的口粮给姑姑们和我，她的小姑子们还年轻不懂事，我更加年幼无知，往往忽略了母亲菜色的脸。家里开饭是紧张而又兴奋的时刻，一双双饥饿的眼睛盯牢了母亲手中的饭勺，唯恐给自己少盛一点。父亲下煤窑，体力消耗大，有时跟母亲发火，埋怨不多给他盛足了；三姑在学校是短跑运动员，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容易喊饿。给父亲和三姑盛得多些，另两个姑姑和我就不干了，吵吵把火的。无奈之下，母亲叹口气，把自己的那碗粥分给我们几个，她在锅里倒些水，涮一涮喝进肚里就算是一顿饭了。一次和母亲去街上，花一毛钱买了张炸饼。我很馋，但不敢向母亲张嘴，知道那是回家带给爷爷奶奶的。走到一个叫“东门外”的地方，我刚好发现父亲为挣点外快，给人家拉煤泥。盛夏，清空朗日，父亲赤裸着脊梁，双手扶定把手，前倾了身子，绳索深深勒进了肩头。母亲把手中的炸饼分开，将其中的三分之一递给我说，快，给你爸送去。我跑过去给父亲，父亲咬了一口，突然像想起了什么，说我不爱吃，给你爷爷奶奶送去吧。那刻，我看见汗水从父亲的头和背滚落到泛着油渍的沥青路面上。母亲重又把炸饼收起来，远望父亲如弓的背影，她哭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忆起这个片段，每每都会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亲情温暖了整个身心。
　　 最让母亲愁憷的是过春节。一进腊月，随着零星的爆竹声传来，母亲的眉头就开始锁紧了。左邻右舍都在为孩子们赶制新衣，我家人多，为了不让姑姑们和我受太多委屈，母亲像个设计师一般，以旧翻新、拆大改小，想尽办法让我们穿上“新”衣。过年了，按常理说，总要吃点细粮，饱上几日。我们自然兴奋。可过完年看看空瘪的粮袋子，母亲就眼睛发直，不知余下的日子如何熬过。高价粮当然有，但舍不得买，母亲常常陪了笑脸到邻居家去借。借几瓢务必要牢牢记下，轮到我家买粮时则把瓢盛得高高的还送人家。只在这时，母亲才长长出一口气，眉头也稍许舒展。
　　 我早已过不惑之年，经历过几十个春节了，可长久留在记忆里的唯有1979年的春节。记得我在《十一故乡行》中写过这段话：“春节有客人给爷爷奶奶拜年，我扒着门缝看到客人把桌上的鱼全部吃光，馋的不得了、气愤的不得了（那时孩子是不准上桌吃饭的），就找来昆、伟等几个小伙伴，密谋把客人的自行车扎漏气。”那顿打，挨上是不可避免的，可母亲毕竟还是心疼我，呆坐着，尽力掩饰内心的愁苦，笑着安慰我和几个姑姑：我给你们做手擀面吧，比鱼香。我说：不用妈妈发愁，我想办法弄饺子来！说完，就跑了。我能干嘛？偷呗。跑到矿上，顺出几根废弃的铁轨，去黑市卖掉，真的换来几棵白菜，还有大概不到半斤肉。当兴奋的我把白菜和肉摆在家里时，爷爷首先给我一拐棍，接着父亲把我夹在双腿之间打劈了竹竿。好容易挨过去，母亲红着眼睛说：你是学生，怎么能偷东西呢？学校万一知道了会怎么着？说归说，还是剁馅为我们包了饺子，煮熟了先盛给我和姑姑们。可是那半斤肉却让母亲用盐腌了，藏罐子里准备待客。尽管饺子没放肉，屁股还在火辣辣地疼，但我吃得很尽兴、很庄重。我以为世上最好吃的饺子非我家莫属了。时下，市面上各色饺子争雄夺势，饺子宴竟一下能端上几十种。每当我夹起饺子，就想起母亲，想起那个春节，心头一酸，眼泪就当醋蘸了饺子。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记忆中母亲整日都在缝补，从未得闲。母亲嫁给父亲，迫于生活，学会了用纺车纺线。吊一根猪骨，端坐了，并拢双手搓绳。我们的所有棉衣、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做的。记得上学时，想买双白球鞋，我便和母亲赌气，甚至以拒绝吃饭相要挟。母亲就把饭端来，宽慰我说：等攒足了钱，一定会给你买的。直到我抹一把无奈的泪，端起饭碗（其实，早饿得不行了）。有一次学校组织活动，严厉要求穿白汗衫、蓝裤子。每回都是母亲去邻居家借，我穿过了，洗净再还给人家。这次全校都穿，母亲出去借了几家都空手而归。实在想不出办法，我只好抱病在家。那次是去赵各庄俱乐部，我家是必经之路。同学们排队从我家门前经过，我难过地从门缝儿往外看。母亲走来，把我的头揽在怀里，什么都不说。许久，我感到似有雨滴落在头上。抬头看天，太阳分明灿灿悬于中天。而母亲也在望天，那太阳真晃眼。后来，母亲不知用什么办法，从粮店讨来一条面袋，拆开浆洗了，专为我缝制了一条白汗衫。我骄傲极了，平时不舍得穿，有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一会儿，直到小得不能再穿。如今几十年匆匆划过，可那件粗布汗衫的温馨仍固执地追随我左右。
　　 贫困滋生争吵，母亲和父亲常为些小事拌嘴。老家的穷亲戚来了要吵，下雨阴天父亲张罗喝口酒要吵，母亲爱吃虾酱，父亲嫌腥也要吵。有时母亲承受不起，就只身北去，在北边青龙山下生闷气。那里有个很深很深的天然水潭，幽幽的水色让人发憷。我很担心母亲，常找了去，劝她开心些。呵，青龙山水潭的水永远缓缓流淌，那伤心的日子过得真慢。
　　 后来，几个姑姑工作的工作、嫁人的嫁人。其中二姑、三姑的工作还是我妈妈找我大舅帮忙解决的。日子一天天逐渐好转起来，可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父亲想是感念母亲的辛苦，带母亲去了趟北戴河，照了几张穿泳衣的照片，母亲还专门买了好大的螃蟹回来孝敬奶奶。奶奶思想封建，大骂妈妈是女流氓，把螃蟹全扔当街去了。这还不算完，专门找来几个姑姑，要对妈妈施家法。姑姑们似乎全忘了母亲的恩情，破口大骂妈妈：乡巴佬，滚出去。妈妈似乎也没有了往日的温婉，指着爷爷奶奶对姑姑们说：爸妈都是农村出来的，你们都是乡巴佬生的！三个姑姑骂不过，于是动起手来。她们都是学生出身，哪里打得过母亲，一对三，母亲完胜。事情到了这份上，奶奶有点不好意思了，极力要离开这个家，去我伯父那里（内蒙古）生活。半年，待不下去了，去了在保定的叔叔家；又四个月，去了大姑家……几家转下来，奶奶后悔了，专门求人写信给妈妈：闺女呀，是妈不好，还是你对我最好，我还是跟你过吧。母亲没有为难奶奶，主动雇车接回了老人家，一直到老人去世，都是母亲在服侍左右。
　　 但母亲毕竟深受刺激，有时教育我：“你姑们说我是乡巴佬，她们的另外两个嫂子是大学生。妈不服气！我要让我的儿子也当大学生，要有体面的工作。”为了让我吃得好，学习好，母亲找了份临时工，去离家很远的炼铁厂烧锅炉。母亲不会骑自行车，那里又不通公交，她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步行上班，晚上十点钟到家，其艰辛可想而知。一天夜里，下了大雨，母亲迷了路，走到了坟地里，直绕到天亮才找到了路，母亲每次提及，我都替母亲担心后怕。后来，在开滦六零二厂（生产开矿用的炸药）工作的邻居为母亲找了份新工作，制作炸药袋儿。母亲心灵手巧，每百张纸一摞数过，用裁纸刀切下四角，再用锤子将药袋的两边和底部敲打成折叠的形状，然后刷上浆糊粘牢。母亲干活麻利迅捷，药袋做得宛如机器制作的一般。到厂子交活儿时总会受到称赞。我有时担心母亲太累，便要帮忙，母亲不让：你学习就中咧！在写作业或读书时，我很喜欢母亲制作药袋的动静，叮叮当当的极有节奏，悦耳的声音在静谧的夜色中远播，像一支古老的歌。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习惯于在这熟悉的声音中学习、读书、酣眠。后来，母亲老了，这活儿也不再干了，我却常常失眠。前些天，爸妈收拾杂物，翻出了那把像月又像斧的裁纸刀，叮当声立时袭上心来。于是我小心包了，带回自己家珍藏，算是珍藏起点点滴滴父母心吧。
　　 我有许多乱七八糟的爱好，在学习上不刻苦，成绩不拔尖但还算过得去，初中时在班上大概二至六名晃悠吧。不过，书法、演讲、辩论、作文比赛之类倒是常常拿个奖，还是学校的篮球队后卫、足球队中场，老师们还算喜欢我。有时，打个群架什么的，一样的过错，对方弄个处分，我在教室里念个检讨书也就过去了。高中时，受港台古惑仔录像影响，跟一帮朋友结拜，呼啸四邻，成天惹是生非，下外校打架，母亲没少操心。有次一位朋友被十几个混混打得满身是血，我冲动地从家里抄起菜刀要为朋友拼命。母亲哀告不听，突然下跪，“孩子，妈就你一个儿子了呀！”母亲这一跪，让我突然惊醒，也猛然跪倒，“妈妈，我不去了，我听你的！”从那以后，和社会上的朋友断绝了任何联系，静心读书，努力追赶之前挥霍掉的时间，高考时算是考上个不好不坏的大学。后来因在学校表现优异，校长专门跟唐山联系，安排我进了机关。如果没有母亲，我不知道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外婆在时，母亲也念过大概两年书，学习据说比我好得多。可惜外婆早逝，母亲也因此而辍学。叶雨说我聪明，学个歌什么的很快，其实我母亲才是真聪明!我懂事时，母亲听到收音机里有爱听的戏呀歌的，只一遍就能有模有样地唱。哪像我，全民K歌，又是音阶提示又是歌词提示的，勉强唱下来，还被秋月菊韵社团的另一个顾问“夷野书生”嘲笑个没完没了！我记得母亲在炼铁厂打工时，厂里业余京剧团饰演老旦的演员恰巧病了，就有人举荐了母亲。母亲头次上台，扮演佘太君，她嗓音洪亮舒展，板眼运作有致，且天庭饱满，扮相威严而不失仁慈。“杨家将请长缨慷慨出征。众儿郎齐奋勇冲锋陷阵……”真没想到，母亲竟然一炮打响，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演了《红娘》、《智取威虎山》等十几出京剧。母亲还得了矿山文化奖，并因此成了正式工。后来厂长动了坏心眼儿，母亲愤而辞职，又做回了家庭妇女。如果不是厂长不是人，或者我们能主动找相关部门申告，妈妈也能吃退休金了，想起来怪可惜的。
　　 这几年，母亲明显老了。那么能干、聪敏的妈妈，腿疼得弯了，前年做了心脏手术，性格也变得啰嗦，逮住你就跟你说个没完，一句话能跟你重复说上二十遍；记忆力也变差，做饭时不是忘记了放盐，就是忘记了放调料；有时买东西付了账，东西却没拿回家。衰老，是人必经的过程。我无力扭转母亲的衰老，但我能尽力让母亲开心。只要有一点时间，不管多晚，我会首先到母亲家里，给她老人家洗洗脚、剪剪指甲，听听她前后不搭的唠叨，我觉得那是一种大幸福。
　　 子欲养而亲不待，世上这样的憾事所在多有。尽管母亲身体逐渐衰弱了，但我还算幸运，还能有时间为母亲尽孝，还能握住她的手，陪她慢慢地走。今晚八点，打开母亲家门，喊一声：妈，我回来了!母亲坐在床上，正把满脸愉悦的笑对了我。打上一盆热水，一边仔细为母亲洗脚，一边哼着：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