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天地间最美的花朵，是人生最好的礼物。
　　 ——题记
　　 读野夫先生《1980年代的爱情》这部自传体小说，如同追忆灿烂在废墟上的一段美好时光。这部小说里的“我”与王小波《黄金时代》里的“我”好像就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哥俩。
　　 《黄金时代》以“文革”为背景，忠实记录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小说中的“我”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既将性欲表现得放浪形骸，又描绘得纯洁无邪。“我”非但不觉得做爱羞耻，而且把性欲的释放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以此挑战传统的陈规与民族的陋习，蔑视各式各样的政治偏见。“我”一次又一次被斗、挨整，但始终坦然处之，保持乐观心态，最后居然在价值境界上大获全胜。
　　 在野夫这部小说里，“我”生活在1980年代。这既是一个纯情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尚未开化的年代。夕阳下在湖滨散步，于月光下拉手，是爱情的典型模式。蔑视权贵与金钱，崇尚才华与艺术，则是检验爱情的一种标准参数。不像现在的人，一切包括爱情都要用货币量化。“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则成了某些人择偶的趋向。
　　 1980年代，人们追求纯真的爱情。柳下梦游的杜丽娘、化蝶双飞的祝英台、水漫金山的白素贞、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泪光闪闪的林黛玉，当垆卖酒的卓文君……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人们或许不知道骁勇善战的李尔王，对手系红线的月下老人却妇孺皆知；人们或许没有欣赏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对十里相送的民歌曲调却耳熟能详。
　　 1980年代的爱情是神圣的，神圣得追求爱情都要冒很大的风险。有人曾经因为表白爱情不当，因言获罪，被当作流氓投入监狱。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一切简直匪夷所思，而在那个特殊时期，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从1983年开始为期三年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简称“严打”）行动，被时任公安部长刘复之定义为“继1950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于是“严打”号令一下，全国风声鹤唳，一些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行为叛逆的年轻人或被关进了本地监狱，或被流放至青海、新疆。
　　 我和野夫一样也当过教师。有一天晚饭后，我任教的这所学校有几个男生正在校园里散步，见迎面走来一位漂亮女生，他们便私下与其中一位男生打赌。赌注是学校食堂的饭菜票，即如果他胆敢去拉一拉这位女生的手，他下个月的伙食费就由他们全包了。这本是一句玩笑话，偏偏这位家境不好的同学认真了。他心仪这位女生已久，便幻想乘此机会，来一个精神与物质双丰收。只见他径直走过去，不打任何招呼，一把拉起女生的手。这个冒失的举动吓得这位女生花容失色，顿时大叫起来，扭头哭着跑回了宿舍。她觉得被人欺负了，很丢脸，寻死觅活，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学校保卫处很快派人找上门来控制住了这位男生。任由同学们如何哀求，无论班主任如何疏通都无济于事。后来连当事女生都表示原谅了那位男生，可怜的他还是被开除了学籍，还因流氓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美好的青春年华啊，被“严打”得面目全非。
　　 我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这所学校，那时青春年少，独身未娶。即使我很欣赏校园里的一位美女，也不敢贸然行事。其实我有情，她也有意，但双方都不敢造次。当我借给她几本邮册参加邮展后，表示不用她还了。她并没有客气，只是说了一句“总有一天我会全部还给你的”，语气特别加重了“全部”两个字。这就是那个时代一种含蓄的爱情表白方式。
　　 野夫先生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他暗恋上了一位女生，就偷偷地给她写了一张求爱的纸条。女生收到纸条后一时不知所错，只得报告老师。这本来是一对男女之间的美事，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却被人看作流氓行为。野夫因此遭到严厉的批斗。虽然后来勉强保住了学籍，但他还是被整得灰头土脸的。这个阴影一直笼罩野夫的人生。他曾这样写道：“我想纪念20世纪——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是久禁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我们那时在初开禁的阳光下，去学着真诚善良地相爱，去激情燃烧地争夺我们渴望的生活……最后，那一切在成长的某个黎明，被辗为尘泥！”
　　 爱情是天地间最美的花朵，是人生最好的礼物，却一度被“严打”折断了茎，在“专政”下蒙了尘。“文革”是特殊时期的一种专政，是一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专政”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手段；“严打”则是“专政”的首选。历史已经证明，并可能还将证明，民主与法制才是社会有效的治理结构；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必须摒弃“严打”运动式治理，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平。
　　 我们好不容易远离了灭绝人性的“专政”炮火，本该好好享受美好的爱情。然而在“自由”、“开放”的名义下，我们却又一步堕入兽性的泥潭。爱情，还有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