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记载着我的童年，记载着我的梦想，记载着我的欢声笑语。五十多年了，恍如昨日，那么清晰，那么鲜活。
　　
　　 一
　　 我的故乡是一个农村小镇，由两条老街组成。老街沿河而建，街两边住着几百户人家，街很窄，大约五六米宽。一条街叫徐场，一条街叫李场，徐场的人大部分姓徐，李场的人大部分姓李，所以小镇的名字叫徐李。一条清清的小河把两条街分隔两岸，一座古老的石桥又把两条街连在一起。徐场向东走到尽头就是石桥，过了石桥就是李场，李场向东延伸一百多米也就到头了。李场很小，沒有什么商铺，只有一个卫生诊所在那边。
　　 在徐场的西头还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是农村。河对岸有一个私塾，设在一家农舍的堂屋里。我5岁那年在那儿读书，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从木桥上走过去的。私塾有十几个学生，老师是一位年过半白的长者，叫陈百千，我们喊他先生。先生比较瘦，长方形的脸上嵌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一条腿有点跛，但人很精神，声音特别宏亮，讲起课来脖上子的青筋暴鼓鼓的，看得见在一起一伏地动。我们每天学着先生像唱歌一样摇头晃脑地背诵赵钱孙李、周吴陈王、人之初性本善之类，我在这儿读了一年多，感觉比鲁迅先生少儿时就读的三味书屋还要枯燥。
　　 小镇的房子大都是木质结构的平房，屋面盖着青色的小瓦，大户人家的外墙是用砖砌的，白面青瓦的防火墙像徵派建筑的马头墙一样高高耸立在屋顶。屋里面是由一根根木柱组成的，它们撑着屋顶的檩子，木柱之间的空间镶着鼓皮(薄木板)。小户人家一般没有砌墙，全是镶的鼓皮，由于房子一户连着一户，没有间隙，既便起风下雨也没有什么大碍。做生意人家的店面由一块一块的门拼在一起，刷着朱红色的涂料。大清早门就开了，店员把门全部卸下来，集中放在一个地方，无门了，屋里格外亮堂。也有人家不全是门的，大门旁边安着雕花木格窗户，里面贴了一层红的或白的纸。老街的格局很容易使我想起古人的一句诗：“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
　　 徐场比李场大，中部还有一条与主街垂直的小街，叫横街，住着几十户人家，主街和横街衔接处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学校的老师们经常在这里办墙报，公家有一些集会也常常在这里举行。横街很短，只有几十米长，从横街出去不远走过一座小桥就是学校了，学校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四合院，四合院的房子就是我们的教室，院子就是操场，外围种植着各种各样的树，最多的是杨树，每到夏天，爬在树枝上的知了快乐地叫着，一阵又一阵，声音大得盖过老师们讲课声。教室外面的树很大，树冠把教室都给遮住了，荷池里长着密密层层的荷叶，荷风不停地从窗子吹进来，虽然大热的天，坐在教室里仍然感到很阴凉。
　　 我的家在木桥端头，前面临街，后面靠河。听母亲说我家解放前开药铺，店名叫复生堂，远近几十里挺有名气的。解放初期搞公私合营，父亲响应政府号召把药铺捐给了国家，父亲到诊所工作了，成了公家的人。
　　 解放前，我家在小镇上属于富裕人家，房子比较高大，一对厚重的大门包着铁皮，开关时门上的两个铜环还咣当咣当地响。门坎是一块条形的青石，约一尺高，青石两端各有一个与门坎垂直的短一点的青石。大人小孩都喜欢坐在我家的青石门坎上，尤其是夏天，坐在上面冰凉冰凉的，天长日久，这石头磨得比新买回来的绸缎还光滑。
　　 我家房子分前、中、后三层，前面开店，中间住人，后面做伙房。父亲到诊所工作后，药店没开了，前面也住人了。前面和中间还有阁楼，满满的铺着木板，上面堆放着一些杂物。靠河还有一个吊楼，全是用木头做的，建在水面上。下面用圆木做桩插进河水里，上面铺上木板，屋面盖着青色的小瓦。四周镶着木格窗子。夏天在吊楼上乘凉，吹着水风，十分凉爽。徐李只有两家有吊楼的，都在徐场，另外一家主人姓熊，离我家只有几十米远。
　　 老街铺着青石板，一块块又大又长，经过多少年的打磨，亮得能照得见人影。特别是屋檐下的青石板，被屋檐的雨水滴成的圆圆的小洞一个连着一个，像一串串亮晶晶的珍珠。雨天，人们撑着桐油漆过的纸伞，穿着桐油漆过的木屐在街上行走，木屐底板上的铁钉踏在青石板上，发出咣铛咣铛的脆响，十分悦耳；夏天的傍晚，人们洗澡之后，穿着木头拖鞋在街上行走发出的扑通扑通的声音，十分动听。
　　 老街虽然很小，但远近数十里赫赫有名，人们称呼它徐李市，外号“小汉口”。老人们说从前老街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船码头，老街的小河直通沙市，每天南来北往的船只像穿梭一样，许多新奇物质从沙市运进来，许多土特产品又从这里运出去。那时交通不方便，老街的小河就成了重要的水上交通枢钮，老街也就成了方圆数十里的一个重要的物质中转站。
　　 老街虽然很小，但政府在这里设了许多门市部，如疋头门市部、副食品门市部、粮管所、日杂门市部、餐馆、旅社、铁匠铺、木业社……还设有卫生诊所、小学等，另有私人开的勤行(卖早点)、小吃店、小百货、茶馆。周围几十里的人都在这里买东西、就医、读书。尤其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街上的人有时多得都走不动，好像要把老街胀破似的。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老街虽然不寂寞，但比起我故乡的老街来恐怕要逊色多了。
　　 老街虽然很小，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在那个物质匮乏娱乐生活几乎为零的时代，我的故乡居然还有一台戏帮，是戏曲爱好者们自发组织的，唱得是地方花鼓戏，扮演者都是男人，女的也是男人扮演的，他们都自备行头，免费给人们演出。每到逢年过节，就在农村的禾场上搭起了戏台。我记得唱得大都是男欢女爱的古装戏，如《站花墙》、《梁祝》、《刘海砍柴》之类。每逢这个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看戏，真是人山人海。地方花鼓调那婉转悠扬、悦耳动听的旋律，至今都令我如痴如醉。
　　 老街还有一个茶馆，在徐场讲书的人是陈百千老先生。私塾关门后他就去茶馆讲书了，一天二场，白天一场，夜晚一场，每场二小时。有时候讲到精彩处，在茶客的要求下还增加一小时。小时候我最爱听书了，每天夜晚都去，挖台脚(结束)了才回来。先生的书讲得真好，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恰到好处，茶馆里鸦雀无声，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在听，生怕漏掉一个字。讲到得意处，惊堂木一振，一句“且听下回分解”，把每个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很多时候听众都要求“加堂”(加时)。我从茶馆里熟知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和《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公案小说以及《三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大量的武俠小说，令我大开眼界，从那时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就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了。
　　 每逢夏天的夜晚，老街的木桥和石桥上就聚满了人，这也是我最爱去地方，听大人们不厌其烦地讲述老街的故事，讲述老街昔日的繁华，讲述老街的名人佚事。从大人们的嘴里我知道了老街是当年的小汉口，老街有人在荆州、在沙市、在县城当了大官，还知道老街出过不少大学生……
　　 老街虽然很小，但住在老街的人有一种城里人的优越感，他们被称为居民，手里有政府盖了红印的户口本，每个月发放固定的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了这些票，就有了生命的保证。老街上的大人们都有工作，称为公家的人，有的在本地，有的在外地，每月拿着固定的活钱。这让老街周围的乡下人羡慕不已，他们觉得比街上的人低一等，如果能成为街上的人，那是一生最大的幸福。有人在街上沾亲带故的，有人在街上有朋友的，都感到无比荣耀，被乡下人当有本事的人看待。那时候，老街上的女孩是不会嫁到乡下去的，而乡下的女孩也很难嫁到街上来，既使有极少数嫁来的一般是男方条件很差的。女方嫁到街上后也不会安排工作，只能种田。也有乡下男人到老街女方家落户的，那是做上门女婿，需要改名换姓的。
　　 我出生在这条老街上，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直到读完小学才离开。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主要是买一些生活用品之类的小东西，如酱油、醋、煤油、火柴等，那时候一些日用品的叫法跟现在是不同的，如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布疋叫洋布，脸盆叫洋磁盆等，连银元都叫洋钱。而买东西大部分不叫买，如买酱油、买醋、买酒等称为打酱油、打醋、打酒。如买布，称为撕布或者扯布，买糖、买盐，称为称糖、称盐，买药称为抓药，诸如此类等等。那时候的东西都没有包装，自己带器具去装。固体的东西用秤称，液体的东西用吊子打。吊子是一种计量器，相当于过去的升和斗，大都是用竹子或铁皮做的，简单讲就是一个圆筒连着一个长长的把手，我那时个子很小，比柜台还矮，去买东西先踮着脚把瓶子和铜板放在柜台上，然后高声喊道：“打二两酱油哦！”柜台里的人随即应一声“来啰一一”掌柜的先用手把铜板从柜台上摸下去，然后拿一个铁皮漏斗放在我的瓶子上，只听见扑通一声响，吊子从一个装有酱油的大缸里提上来，然后把吊子里的酱油倒在漏斗里，酱油就顺着漏斗下面的小嘴流进瓶子里了。当时买东西大部分都使用圆圆的铜板，我们称为角子，主要有大角子和小角子两种，上面刻有“中华民国几几年”的字样。
　　 那年月，很少人家有钟，更不用说手表了。夜里计时靠打更，天亮计时靠公鸡，白天计时靠日头。我特别爱听深夜的打更声，那种像由遥远的旷野发出来的带皮音的咚咚声，伴随着更夫那“三更了，平安无事啰——”的吆喝声，使我感到无比的踏实和安稳。
　　
　　 二
　　 以上描述的是我童年时候的老街，在我还没有离开故乡前老街就开始变化了。1958年，政府从河南调集了大量的民工对小河进行改造，加宽加深，木桥拆了，我家的吊楼也拆了。同年大办钢铁，老街上的青石板全部挖起来拖到窑里烧石灰去了，后来居民下放，我家的房子也被拆了。1959年搞四湖排水工程，各家各户除了大门和后门外，所有的门、鼓皮、楼板全部拆下来拉到湖里做跳板了。同样是1959年，因为要在小河上建闸把石桥也给拆了。
　　 二年前，朋友蔡承雄带着村里的书记去城里找我，要我赞助点钱帮徐李修一条路。他说自从青石板被翹走后，50多年来老街就成了一条泥巴街，下点小雨都要穿深筒雨鞋才能出门，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个月后路修好了，书记和村长一起接我去参观，那年正值夏天，天气很热，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头顶上，书记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顶草帽，我们沿着新修的水泥路走到老街，让人耳目一新，原来的老房子基本没有了，都变成了二至三层的小洋楼，老街变成新街了。只有极少数破旧矮小、年久失修的老平房钭歪在水泥街旁，它们好像在向人们诉说往昔的凝重和沧桑。书记告诉我，老房子的主人都迁到城里了，房子没人打理才弄成这样。新房子的门大部分关着，街上少见行人，可能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了吧。
　　 老街失去了往昔的繁华，连一个商铺也没看见，书记说商业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新的地点了。偶遇一二个老街坊闲坐在门口，悠闲地打发着时光。我看见陈绪扬了，他的两个弟弟是我儿时的好朋友，五十多年没见面了，我一眼便认出他来，他变得十分瘦小、满头银发。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中等身材、充满力感的壮汉。我问起他弟弟的情况，他说大弟弟前几年死了，小弟弟很早就搬走了，听了他的话我伤感了好一阵。在老街我还看见丹凤了，我也是一眼认出来的，她大我二岁，住在我家斜对面。我离开徐李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文静爱笑的小姑娘，50多年没见面，如今已是满头花发、满脸褶皱、满口无牙的老太婆了。时光是多么的无情啊！
　　 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聊，一些人从屋里走出来在后面指指点点的，嘴里议论着什么。是啊，数十未曾见面的“地方名人”回来了，怎能不多看几眼呢。
　　 书记一边走一边兴奋地给我介绍故乡的变化，介绍着故乡的发展远景。说实话，我虽然为故乡的变化和发展而高兴，但内心却感到很空虚，一股说不出来的失落感塞满心头。这里毕竟是我生活了12年的老街啊，它记载着我的童年，记载着我的梦想，记载着我的欢声笑语。童年生活的美好情景，顿时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五十多年了，恍如昨日，那么清晰，那么鲜活，可是这一切只能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