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赤脚医生”这个名词一定不陌生。说白了，就是既能光着脚丫下地种田，又会医治一般小病痛的非编制医生。提起我给自己下药治病的经历，朋友们总会发出善意的笑声，并调侃我是一名“赤脚医生”。
　　 第一次做“赤脚医生”时，我不到二十岁。一天，无意间听人讲：“女孩身上没了经血，将来结了婚不会生孩子。”当时的年龄，对“结婚生子”的意义貌似懂得一些，我不禁有些着慌，因为……
　　 初中毕业后，我们几个女孩到一家私营织布厂做工。织布厂没有专门的工作服，每天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便是工作服。织布机昼夜不停地转，我们便昼夜不停地轮流上班。飞转的织布机不停地甩出油污，在我们衣服上印下密匝匝的“梅花”，衣物并不丰裕的我们必须每天换洗衣服。遇到“例假”来袭时，我们女孩子最难为情，一面担心着冷水会影响正常行经，一面又羞于求人帮洗。
　　 老板娘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斜睨着我们几个女孩，嘴角撇了又撇：“人家江南插秧的季节，姑娘媳妇的谁不去水田插秧？大忙季节，因为来例假就不跳冷水了？照你们意思，江南女子都闭经了？你们还小，要学江南女孩那样，敢跳冷水，敢吃凉东西，锻炼久了，再凉也不怕。”老板娘不想让我们几个女孩以例假为由，请假歇班，所以讲一些误导理论。而我们几个女孩却听得头头是道，纷纷照办：经期洗冷水，吃冷食……以此操练“金刚罩铁布衫”功夫，以期百冷不侵。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几个女孩先后闭经了。那时，我们不知道“闭经”是一种病态，反而彼此欢欣——再也不用担心例假带来麻烦咯！
　　 直到无意间听到经血与生子的关系，我才隐约感到“此事非同寻常”。可是，母亲在千里外伺候病重的姥爷，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跟医生开口呢？踌躇间，我想起已在天国的父亲，他生前是祖传中医，治我这点小毛病绝不算事儿，可惜……倏然，我想起抽屉里有父亲遗留的医书！
　　 翻阅过几本药典后，我自以为有“门里出身自会三分”的中医基因，大胆推想着：用破血的药物，一定能摧毁阻断经血“血路”的铜墙铁壁！我貌似胸有成竹，于万千药名中选出一味简单易购的破血药——桃仁，并很快从药铺称回一两桃仁。
　　 药典上，桃仁的常用量约合10克，将一两桃仁分为五份，怎么看也有点少，熬汤管用吗？又是一阵反复寻思：不就是点桃仁吗，增加剂量或许会立竿见影呢。想到这里，我将一两桃仁全部放进药锅里熬汤。
　　 药汤熬好了，暗红色，略带苦味。望着“苦水”，再想想看医生、打针输液的不方便，我是闭着气一饮而尽。大概停了一天吧，那个傍晚，我腹部时有疼痛，像例假来临前的征兆。我暗喜自己会对症下药了，而且即将药到病除。
　　 肚子越疼越厉害，有小解的感觉，我哈着腰疾步走向便池……小解源源不断。坏了！便池里全部是暗红色的血！我望着便池，心里充满了恐惧，眼前的情景可是药典上“血崩”的症状？我想哭，却又不敢哭，我怕惊动屋里新婚不久的哥嫂，虽然母亲出门前曾嘱托他们好好照顾我这个小妹。
　　 忘记蹲了多久，只记得当时的我眼睛都昏花了，站起来的时候，双腿发软，浑身打颤。好不容易回到屋里，关上卧室门，我是放声大哭，因为心里后怕呀——母亲没在家，刚才又流那么多血，一旦死了呢？新婚的哥嫂听到哭声，焦急地拍打着我的卧室门，他们的关心，让我愈发感到一种委屈与后怕，哭得更凶了。
　　 经过这次“破血”实践，我对中草药多了一种敬畏，那些由先人们制定好的中药常用量，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擅自更改的。
　　 于实践中经受恐惧，又于恐惧中淬炼出大胆儿。因此，我经常从药典上找来偏方给自己或家人解除一些小病痛。一个普通的清晨，母亲醒来后感觉脸部不舒服，一照镜子，满脸是鸡蛋大小的水泡，一触即破。母亲赶到小诊所问医生，医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让母亲先服点消炎药看看。
　　 母亲服药后，水泡丝毫没动静。急中生智的我赶紧翻药典、找方子。按着方子，我找来一大块仙人掌，去掉刺，放上红糖捣成泥，然后涂在母亲脸部。几个小时后，母亲脸上大小不一的水泡居然奇迹般消失了！左邻右舍第一次听说仙人掌还能治病，他们茶余饭后传说着仙人掌。
　　 我忘记自己做过多少次“赤脚医生”，总之，用在别人身上的方子全是外用药，而用在我身上的方子，全是内服药。
　　 和好多数女性一样，我是个小心眼，琐碎小事也能气得歪歪，严重时甚至积郁成疾。那年大概是1997年吧，因为一些家庭琐碎，受委屈的我是白天哭，晚上哭，又不敢将委屈告诉娘家人。一段日子后，我的咽喉处好似黏上了口香糖，咽不下去，吐不上来，睡觉时，呼吸道像塞了棉花。夫带我去看医生，检查结果显示，我有严重咽炎。
　　 为了治咽炎，我看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西药，刚有点效果，常常又被一时着急而前功尽弃。家里的财政大权把在公婆手里，每次要钱看病特别费劲。这时，我又想起父亲遗留的药书。
　　 在药典上，“马兜铃”成了我的首选药——药典记载，它有微毒，对咽炎（俗称“梅核气”）标本皆治。我这个欢喜呀，恨不得跳起来！须知，远在千里外的姥姥家，房前屋后随处可见这种野生草药，它们圆柱体的身体，像极了马脖子上带着的铃铛，小时候住姥姥家，夏秋季节，我经常摘来玩耍呢。事不宜迟，给姥姥家打去长途电话，请那边亲人们务必给我摘几斤马兜铃寄来。
　　 马兜铃有了，由于长途挤压，它们有的扁了，有的碎了，完好无损的很少。按照药典上规定的剂量，每次熬汤用两三枚足矣。而我不然，每次至少用五枚，反正有好多。我如此擅改用量，忘了以前“破血”时几乎“血崩”的前车之鉴。马兜铃熬制的药汤比桃仁药汤的难喝度至少高出一千倍，我都咽下了。只要能标本皆治，再难喝我也要喝，何况它们从姥姥家千里迢迢而来？
　　 一个月下来，一大兜马兜铃只少了冰山一角，我又嘀咕了：这需要多久才能用完哪？它们从姥姥家千千迢迢而来，一星半点也不能浪费呀！
　　 马兜铃在我心目里是宝贝，亦是灾害。一面要珍惜，一面要除害。我只好增加药量，十枚，二十枚，三十枚……后来，不以个数为量，用手抓一大把算是用量。又过了好些日子，一大兜马兜铃终于削去过半。这时，我有些不大对劲了：闻到马兜铃药汤就反胃；喝到口里就吐，胃痉挛；很快，不能看到马兜铃；最后，不能听到“马兜铃”三个字。
　　 不敢浪费马兜铃，哪怕是一星半点，唯恐对不住千里外亲人们的关爱。然而，从我彻底反感开始，剩下的一部分马兜铃不得不被我忍痛割爱，亲手扔掉了。看不到马兜铃的感觉真好，因为马兜铃而引发的胃痉挛与呕吐症状也渐渐消失了。至那以后，我的咽炎好了，再没犯过。只是，二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不敢回味马兜铃的味道。
　　 2016年清明节的头一天，我正在千里外给父亲扫墓。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来电是上海的沁香一瓣老师，他问我马兜铃治疗咽炎的情况。我想起来了，之前，我曾在网上跟老师聊过马兜铃治咽炎的事情。我告诉沁香一瓣老师：我刚好在马兜铃的产地，刚好给他摘一些去年的野生马兜铃。老师在手机那头连声“谢谢”。大概是为老师“做事”的缘故吧，我对马兜铃的反感情愫顿减。我带着小女儿，沿地边，攀高处，在一些小乔木上寻找去年的马兜铃秧子，一个上午过去，好不容易才摘来一大兜干品马兜铃。
　　 回家后，我立马给沁香一瓣老师打电话，准备寄发。老师说，他在“百度”查出马兜铃有小毒，不敢擅用，还是别寄吧。好吧，不寄就不寄了，药典上记录着马兜铃有毒性，让老师服用，我也挺不放心的。与其留着勾起旧日对它的反感，不如扔了吧。就这样，我从千里外带回来的几斤马兜铃，又经我手当废物给扔了。经过这件小事，我从老师谨慎态的度上做了反思：吃药毕竟不是吃饭，在没有医生的指导下，不能由着个人性子盲目增减用量，尤其是带有毒性的药物，一旦超出用量，其情形相当于口服砒霜，轻则呕吐，重则丧命，后果相当严重。
　　 我不是真正的“赤脚医生”，却经常学着“赤脚医生”的样子，用一些验方给家人解除一些小问题，比如：用纸包了小米，投进炉火里燃烧，待燃烧结束，取出碳状小米，研面冲水喝，可治心饱肚胀，完谷不化；老姜切片，可乐一瓶，放锅里熬制十分钟，内服可治咳嗽；葱胡，芫荽根，姜片，共熬水，内服可治感冒……
　　 随着时代变化，民间流传千年的验方失去了使用人群，当年的“赤脚医生”也消遁了踪影。每次看别人稍有小病痛就打吊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尤其看到襁褓里的宝宝头上扯着长长的输液管，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我不明白，现代人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为什么不用中草药治疗一般病痛呢？药片能治的病，医生为什么要开针剂？针剂能治的病，医生为什么要给输液，而且一输就是好几天……的确，西药比中药见效快，但是，人们在追求快速治病的同时，是否也为身体的“大健康”制造出垃圾了呢？
　　 现代人的就医理念和医疗环境似乎存在无穷尽的“为什么”与“不得不”，这本不是三言两句就能聊透的话题。所以，我这个“赤脚医生”的态度是：平日多了解点医学知识，大病问医生，小病问自己。记得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我是一面遵照医嘱，一面自作主张地减小药量，增加一些物理疗法，而且很有效果。我的女儿们从小到大经受过很多次发烧感冒，我很少听医生的话给她们打吊针，最多就是服点退烧药，结合物理疗法，用酒精给她们擦身子，用滴答着水的湿毛巾敷在头顶，而且效果蛮好。
　　 话匣子打开，恨不得将我“赤脚医生”的故事都讲出来。总而言之，面对时下流行的“大健康”话题，人们不妨启用一些中医验方来为我们的健康搞点“绿色”保障，同时，再培养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那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