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后，一位叔伯哥来我家拜年，海吹起他在城里的见闻。说起他拐弯亲戚家里如何阔气，举例道：“看他条几上放一个四四方方的匣子，以为是装银钱的方柜，没想到人家通了电，啪地一按，便从后面跑出许多小人演起电影来。一出一进的，活蹦乱跳。你们知道那叫啥么?”
　　 “叫啥?”兄弟们都稀奇得嘴里能塞下仨鸡蛋。
　　 叔伯哥两只打着补丁的衣袖“啪啪”连甩两响。“小电影一一!”然后向皇帝退朝一般出了屋。
　　 吹破牛皮，故弄玄虚，是叔伯哥的看家本领。他的话，出口入耳的过程就得打三七折，三分酒说不定还是啜余。他走后，兄弟们七嘴八舌议论开了，都认为一个木匣子，怎么能演电影，况且哪里也捉不到那么小的人去，于是又将他的一番话定性为“黑月地里偷棒子(玉米)一一瞎掰”!瞎掰，固始方言是“胡说八道”的意思。想想也是，那木匣里要放满世界的小人儿，不定要小到哪里去，其心肝肺更不见影儿啦，呔！
　　 但批评归批评，又觉得叔伯哥的话神奇中带着真。平时瞎侃，吹破天也是与生活有关的怪事，无非是某家的孩子三个头上都睁着眼睛，立着鼻子，张着嘴，还会说话；或者某家孩子被龙卷风卷上天宫，跟孙猴子亲了个嘴儿，然后落到地上毫发无损。像这样与电和电影等科学有关的事，他能编出来，定是空穴来风。
　　 于是，便对这“小电影”留了心。
　　 两年之后的秋天，菊花在火车轨道两边放歌的时候，我外出进修，终于目睹了“小电影”的真容，它原来竟叫电视。
　　 那时，电视还少得可怜。大学里一个系只有一台，放在公共教室里，宝贝得如同王母娘娘的女儿。哪象现在，一般县城小学一年级每班都放了一台，而且至少25英寸，彩色。那时18英寸黑白机有得看，就神气得不行。
　　 春节回家时，自己便成了见过大世面的阔人。一是纠正了叔伯哥的错误，嘲笑他土鳖一个，叔伯哥萎顿得有些可怜；二是在同龄人聚会上，大谈爱国英雄霍元甲，还时时高唱那首港味十足的主题歌：
　　 “昏睡百年，国入渐已醒。……”
　　 再看看那一圈小时一起光屁股长大的伙伴，羡慕得眼珠子都要蹦出来。自己心里滋润得无以言表。那种感觉，即使是一齐遇上“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中国四大乐事也没法儿比。
　　 接下来，便是通过电视见证女排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五连冠的事实。女排精神如一场疾风暴雨，呼啸而来，在改革开放之初，将人们有些焦渴的思想田园痛快淋漓地浇个透彻。郎平一“榔头”“嘭”的一声，如同惊雷，惊醒了我。与人家比比，非但个头矮小，其精神境界的差别岂止霄壤?自己早看了眼电视，就骄傲得没边儿。人家女排将全世界都震了，你说，她们要是一骄傲，还不得拿地球当排球打?想到这些，只恨自己生为男人，头发短，见识更短。
　　 实在情况是，女排的崛起，让中国男人羞得出了一身冷汗，产生了危机意识，阴盛阳衰的感觉一下子压迫着中国的男人们，进而激活了他们的雄心，活出了男人的豪迈。
　　 不知道有没有人作过统计，当五星红旗在排坛上一次又一次地冉冉升起，当女排姑娘们唱起《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时，有多少观众跟着唱，跟着流下激动的泪水。女排精神真得像春雷惊醒了中国人那颗先被贫穷折磨得有些麻木、后被金钱烧得有些迷糊的心，许多人开始懂得，再不奋起，真要亡国亡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十年之后，电视走进乡村。再回故里，孩子们在田间地头嘹亮地唱着国歌。
　　 这就是神奇的电视，没有她，女排在哪个旯旮打球，人们如何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