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妈是我的干娘（宁波也有人称之为过房娘）因为久居香港，所以我就叫她香港姆妈。
　　 解放以前，她和我家同住在一个村庄，由于夫妻两不会生养，只得领了一个女儿，取名金凤。干爹长年在外撑船（实际上是海员）很少回家，我对他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印象。而我却又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她常到我家来自然十分羡慕我母亲，老是念叨要我妈把弟弟送给她，我家的生活固然艰难，但我妈怎么会舍得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人呢！日子久了，经不起她软磨硬緾，我妈就让我认她做了干娘。
　　 虽说这只是一种口头承诺，可她却十分在心。首先按我们当地的习惯，要我们在她家摆一桌羹饭，让我磕头认祖，然后她给我做了一套衣服，还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远发（干爹远在香港，她想让我以后也去那儿发财，所以取这个名字。虽然这名字我基本没用过，更没去远方发财，但一直记在心中）
　　 两个大女人还老在一起开玩笑说我比金凤大两岁，长大以后正好配成一对......平时我和姐姐经常到她家里住宿，既可缓解我家人多拥挤，又可陪她解解寂寞，早上起来她总是热情地为我两做早点，记忆中最好吃的就是糖炒年糕，那味儿至今难忘。逢年过节，她总会按当地风俗带丰盛的饭菜过来给我吃，偶尔还会送些衣服之类。
　　 记不清哪一年，她带着金凤去了香港。
　　 姆妈带着妹妹去了香港以后，每隔一、二年都会回到大陆，不过基本上都住在上海她亲戚家里，很少再回乡下。偶尔来一次也只稍住一二天就走。我模糊地记得有一次来我家，带来了香云纱布料，说是给我妈和姐姐做夏衣。她爱喝两口酒，菜倒不挑剔，我妈炒了一碗螺蛳（宁波人叫蛳螺）她都吃得津津有味，她还笑着说：“油炒泥泥螺，过小三三。（泥泥就是四，三三为九---谐音就是宁波话：油炒蛳螺伴烧酒）长久不吃了，在香港想吃还吃不到呢。”临走的时候，我妈杀了一只鸡，烧熟以后给姆妈带走，她高兴极了，告诉我们上海到香港要坐三天三夜火车，只要带上一瓶酒，累了、困了咪两口，再掰一点鸡肉......一路吃、一路休息就不会饿，也不会寂寞了！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姆妈就是一个整天都嘻嘻哈哈的快乐人。
　　 一九五七年春节，姆妈给我来了一封信，她说因为干爹常年在海外，很少回香港，她和妹妹两个人感到有点寂寞，想让我到那儿去。那时我才虚岁十七，刚上初中二年级，个子又比较小。而且哥哥姐姐都不在妈妈身边，弟弟早在四岁就夭折了。妈妈既担心我小小年纪离开她不习惯；又怕如果我一走，她难免也会感到孤单。所以迟迟没有给姆妈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年暑假，姆妈终于为了我是否去香港的事来了一次上海。她要我到上海去见她。我打小就没有出过远门，就连宁波也只是姐姐带我去过一次（过去的日记中曾有记述）。上海，那可是大城市，只是在书上读到过，怎么去？去了又会如何？母亲也拿不定主意。好在和我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的父母是在上海工作的，更巧的是她家就住在虹口虬江路（姆妈告诉我上海的住址是虬江支路）而且这位女同学比我大很多，往返上海就像回家一样。就这样我和她一起坐轮船去了上海。因为和上次见面时隔多年，临行前我给姆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上码头的时候手里会拿着她要的竹制淘箩......可轮船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我俩等了好久就是不见有人来接我，没有办法只得和那位女同学一起先去了她家，然后，由她陪我找到了姆妈。姆妈说她在码头上见到了我俩，由于我和那个女同学同坐一辆三轮车，所以没有叫我。
　　 那一次我在上海住了将近十天，姆妈为我配了近视眼镜，买了一支“爱尔近”牌的自来水笔，做了几套衣服，还为我妈和姐姐带来了几套衣服。我答应她，等我初中毕业就到香港去。
　　 上海一别，从此我再也没见到过我的香港姆妈。那时的“宁波大众”报上有一个专栏，叫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XXX同胞”(大约的意思)，我非常关心这里面刊登的所有文章，虽然香港姆妈不是我的亲母亲，但是她对我的关爱使我十分想念她。记得初三时有一次作文大赛，我在全校得奖文章就是一篇散文诗“香港来信”，刊登在校刊“鄞一中文艺”上（不怕笑话，我还是校刊的编委），在诗中我想象姆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在声声呼唤：回来吧，回来哦！......
　　 一九五八年我初中毕业，姆妈多次来信要我去香港，母亲也同意我去那儿看看。可是没想到政策不允许了。因为干娘不算是直系亲属，我不能赴港。当时这种事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不能出去就继续求学吧。再说我还被保送进了原来求读的鄞县第一中学高中部，那可是全县最高学府啊，又有什么不好！
　　 三面红旗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据说老天不作美，迎来的却是三年“自然灾害"。正在读高中的我也逃不过缺吃少穿的"艰苦考验".有时忍不住也会给姆妈去信求助。只要我一去信，她就会很快给我寄来罐头白糖、罐头猪油和衣服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在现在人看来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在那个一切都得凭票的岁月里，那绝对是无价之宝，同学们难免会投来羡慕的目光。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因为这些包裹和信件会给我的人生旅程挖下一个深深的陷阱。
　　 六一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自我感觉考得十分好（后来其他同学由高校方面透露得知我的成绩，证实了我的估计）可是还是名落孙山。其主要原因就是有海外关系，因为那时盛传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社会关系这一关是扣得很紧的；到了那场大革命风暴袭来的时候，有海外关系更成了那些狂热的革命者打倒你的最好理由，他们查抄了我所有的香港来信。而到风暴过去之后，我向当事人索要这些信件时，他们竟然说是全部烧掉了，甚至连我几十本日记也同时被付之一炬！天哪！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从此我就和姆妈失去了联系。
　　
　　 再接到姆妈的来信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信中告知爹爹已在日本的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而妹妹金凤和男友一起离家出走，音讯全无，她老人家靠社会补助金生活。那时我还是人民公社的社员，起早摸黑地为生活而挣扎。一起生活的老母亲知道了香港姆妈的处境后，要我一连写了好多信，请姆妈回国，家母说我们苦苦难难也要在一起。可是香港姆妈一直没有回来，她只要求我们每逢忌日为爹爹“碗羹碗饭”祭祀一下，让他魂归故里。
　　 云开日出，当我把结婚的喜报告诉她的同时又再三请她回乡安度晚年，她给我的爱人寄来一件豹皮大衣表示祝贺，但还是婉言谢绝了我的邀请。最后她寄来一张照片，我们拆开一看都惊呆了：那是一张穿着袈裟的照片。没想到那么开朗乐观的姆妈竟然会看破红尘在大屿山一所庵堂里遁入空门，信中她还详细地告诉我们土改时房屋土地证藏的地方，同时再三写明着房屋归我和我的妻子所有，任何人无权干涉（当时我们已经住在姆妈留下的楼房里），就是这封信化解了以后由房屋而引发的许多麻烦。
　　 姆妈已长眠在香港的大屿山下，而妹妹金凤至今不知下落，我多么想去香港姆妈的墓前磕上几个响头，我多么希望能找到六十多年不见的妹妹......但愿有生之年能让这个夙愿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