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魅力很多时候在于留白的艺术，就是该说的话不能说尽，或者说一半留一半，高明的小说家甚至只说一小部分，留下一大部分，没有明说的部分让读者去猜去想。聪明的读者看到这个地方，会心一笑，明白了作者的言外之意。高明的小说家总是以此达到与读者的互动。
　　 对小说家来说，他们喜欢聪明的读者，他们在写作时运用很多纯熟的技艺，留白只是其中一种。在这些技艺背后隐藏的东西，都像捉迷藏一样需要聪明的读者去认真体会、挖掘和领悟。可是太聪明的读者有时也会使小说家感觉力有不逮，他们成了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第一难关。实际上，往往就是这些太聪明的读者，给了小说创作者们不断提升自我的动力。
　　 小说留白是一门艺术，古今中外的小说名家大家，几乎都精通这门艺术。我们来看看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巨匠契诃夫的短篇《万卡》。
　　 “万卡把这张写好的纸……放在昨天晚上花一个戈比买来的信封里……他略为想一想，用钢笔蘸一下墨水，写下地址：
　　 寄交乡下祖父收
　　 然后他搔一下头皮，再想一想，添了几个字：
　　 康司坦丁·玛卡雷奇
　　 他写完信……心里感到满意，就戴上帽子，顾不上披皮袄，只穿着衬衫就跑到街上去了……”
　　 这里的留白艺术体现在万卡并没有在信封上写明乡下祖父的收信地址，只写了乡下祖父收。一个穷苦的给人做苦工的孩子，艰难地在地主家生活，受尽了磨难。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乡下的祖父能把他带走，可他并不知道祖父在哪里。除了乡下和名字、记忆里的温暖，他对祖父一无所知，但他有一颗向往光明和幸福的心。
　　 没有收信地址的信，带着美好的希望被他高高兴兴地寄了出去，这才形成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聪明的读者读到这里，想到万卡天真的童年，再想到他无法改变的命运，往往鼻酸眼热。底层民众对于这种苦难，往往无法改变，正是这种悲剧的必然性，给这篇小说带来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我们再看看同是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
　　 拉夫烈茨基和莉沙本是一对恋人，可是命运使他们分开了，莉莎进了修道院。我在读这部小说时，一直在想，经过多年苦难折磨的恋人，他们到底有没有再相逢。我们来看看屠格涅夫在小说的结尾是怎么写的：
　　 “据说，拉夫烈茨基曾经去过莉莎隐居的……修道院，——而且看到了她。她……从他身边走过，迈着修女的那种均匀、急促而又恭顺的步伐走了过去——而且没有朝他望一眼；只是朝着他那一边的那只眼睛，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只是把自己瘦削的脸往下俯得更低了些——而且她那攥着的双手上、缠绕着念珠的手指也互相并拢，攥得更紧了……”
　　 伟大的小说就这么结束了，天呢，他们到底相逢了没有？屠格涅夫在这里留了一个巨大的空白。我想，正是这个空白使这部小说的艺术性大大增强。细心的读者已经从字里行间看出来了，一对恋人已经相见，只是囿于无法改变的命运，不得不选择视而不见。多年未见，久别重逢，又要视而不见，如何表达？屠格涅夫玩了一把文字游戏——假如我们以这种眼光看的话。她并没有看他一眼，只是那只眼睛的睫毛动了一下，脸低了些……手指并拢、攥得更紧了。哦，原来她看到了他，从眼里掉了一滴泪落到了手上。
　　 我们可以假设，屠格涅夫不是高明的作家，但他非常细心，并且善于观察，此时，他也许会对莉莎的心理做出一番生动的描写。说她为什么没有抬头看他，因为她不敢，她害怕控制不住自己；说她不得不低下头，因为怕眼泪滑落脸庞；说她为什么又并拢手指攥得更紧，是怕别人看到那滴落到手上的眼泪，等等如此这般。如果屠格涅夫细腻认真地写了这些，那么可以想见读者是什么感受，我想一切艺术美感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太直白露骨，你剥夺了本属于读者的情感体验，屠格涅夫也就沦为三流作家了。
　　 《叶圣陶的二十七堂作文课》里说：“说话要没有多余的话，作文要没有多余的文句。既然读者自能领会到，那么明白写下反而是多余的了，所以不写。”这个道理，创作小说的人不可不知。
　　 哈罗德·布鲁姆说：“短篇小说偏爱默契；它们迫使读者调动积极性，分辨作家所回避的解释。”
　　 所谓“默契”就是创作技巧，是小说家设置的与读者之间的默契；所谓“回避的解释”就是小说中留白的部分，我不说，你也心知肚明，或者，你也应该心知肚明。说了，小说的味道就没有了，读者的乐趣也没了。
　　 其实，这就是作者期望达到的与读者的互动，也就是作者希望读者能参与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当然不是真正地参与创作本身，而是通过对语句、情节的琢磨和体会，在更深入地品味作品精髓的同时，对作者的精神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作者和读者都成为对方的心灵密友。
　　 美国“极简主义”（他本人并不承认这种说法）短篇小说家雷蒙特·卡佛说：“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
　　 我们来看看他的短篇小说《纸袋》。
　　 去年十月份“我”出差，在父亲所在城市转机时见了他。父母已经离婚。父亲给“我”一个纸袋，问“我”爱人玛丽和孩子怎么样，“我”说大家都好，但这不是实话。他说纸袋里是给玛丽和孩子的礼物。父亲开始讲他为什么离婚，因为他两年前有了外遇，他开始讲外遇经过，没完没了。“我”一直担心误了飞机，几乎心不在焉地听。
　　 整篇小说的绝大部分都是父亲在讲婚外情，有声有色。直到最后，卡佛笔峰一转，来了这么一段：
　　 “我们握了握手。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在回芝加哥的路上，我才想起来我把他那袋礼物忘在吧台上了。这样也好。玛丽不需要什么糖果，不管是杏仁巧克力还是别的。”
　　 从全篇透着阴郁的气氛看，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已经低落到了极点。工作是满天飞地四处推销，居无定所，父母婚姻失败，经济又低迷。可以想见，他自己实际的生活包括婚姻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接着写下最后一段：“那是去年的事了，今年她就更不需要了。”
　　 一个“更”字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可谓一字千金。去年，玛丽就“不需要什么糖果”，暗示婚姻走向破裂，或者已经破裂，至少没有感情可言，今年她“更不需要了”，说明自己的婚姻也以失败告终。
　　 可是卡佛毕竟是大师，对“我”的婚姻失败只字未提，只用一个“更”就说尽了。能说的都说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是画蛇添足了。
　　 这里的留白部分，就是他说的“被省略的部分，被暗示的部分”。如果他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自己的婚姻也走了父亲的老路，或者听了父亲的故事后，想到自己失败的婚姻，再感伤一下，完了，这篇小说也就失去了该有的味道，或者说，那他就不是卡佛了。
　　 卡佛用他的小说艺术证实了罗伯特?勃朗宁的名言“少就是多”。小说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少就是多”的艺术上，尤其短篇小说。高明的小说家都会在短小的篇幅内闪转腾挪，创造一番新天地，语言精练简约，最大余地地使用留白艺术。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创作技艺，正如王祥夫所感叹的：“短篇小说之不易写，一如一个人在桌面大小的冰面上滑花样。”
　　 汪曾祺在《小说技艺常谈》里说：“‘话到嘴边留半句’，在一点就破的地方，偏偏不要去点。在‘裉节儿’上，‘七寸三分’的地方，一定要‘留’得住。”
　　 许多初学小说创作的朋友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他们就是学不会笔下“留”情，总想把看到的想到的都写完、写尽，在读者面前毫无顾忌地展示“高人一等”的创作技艺。其实正是这种做法，大令读者反胃。读者看一篇小说，并不主要关注情节发展的曲折跌宕，他们更愿意看到一篇经过精心打磨的艺术精品。精心打磨，当然包括熟练运用留白等诸多小说创作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