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环山四合，将村庄掬进灰暗。多年前，我尚不知深夜里的人间会有鬼魅精灵觊觎，稚嫩的脑袋里装满了许多奇思妙想，十分喜欢每一个稠密的夜色。天河，挂在高处的街市，飘荡着世间鲜见的美食气息，许多人打着灯笼行走，晶亮的光影把影子漫过鹊桥。或许，只有栖息在大树上的鸟雀能听得见来自天空的纷沓脚步，便扑楞几下翅膀。草丛里，半山腰，几只田鼠和狐狸悄然蹿过，兔子们四散而去。
　　 世事的纷繁和阴晦，不断给我们讲述着的如何处世的人生课。成年之后，眼睛和大脑便装下了许许多多世俗成见。如今，村庄夜晚的美好已然成为回忆，渐次燃亮的灯光，如散布的院落一样零乱。而灯光正好使灯光之外更显漆黑，团团浓墨涂抹了一般。星辰的力量不能抵达黑的内部，村庄陷入神秘之境。此时，我相信许多院落已经反锁了大门。
　　 那天送走前来聊天的最后一拨童年玩伴，已经是深夜。其实，从主屋里走出来到合上院门，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我们刚才聊过的诡异故事。他们说，村庄不比从前安详。近三十年前，年轻人丢下老人和娃娃，蜂一般外出打工后，村庄便失去了原有的平静。一些挣上钱的人回家修建了新房子，令人们刮目相看；可有的人钱没有挣上，却意外失去了性命。这些灵魂从远处运了回来，埋葬在老家的土地里，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不太甘心和不安心于现状，在村庄里弄出许多骇人的动静。他们说，不得不相信啊，这些离开人世者，经常出没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偷窥着他们生前十分在意的人。
　　 真的是这样吗？我的内心充满疑惑。
　　 但是，如同寒风呼啸着袭来，这些故事在黑暗包围的夜里，让人周身发冷发麻。我赶紧关上大门，朝屋里小步跑去。我相信院落里是安全的，那高高的土墙将一个大空间分割成小空间，如果进了屋，屋墙又将小空间隔成更狭窄的空间，人好像躲进壳里似的。我只是不经意地抬了下头，星光下，千真万确，看见东边的院墙外一只黑黝黝的影子迅速闪过。
　　 我没敢声张，跳进了屋里。兄长肯定看见我脸色不对，说，肯定又是土生。
　　 不是鬼怪精灵？我深深地舒了口长气。顺着兄长的话想下去，土生在院墙外偷窥应该已经不止一次了吧。
　　 我的记忆库中，立即翻腾出了许多与他有关的事情。有些尽管是道听途说，但我相信乡亲们不会无故编排故事撒谎或者恶意中伤邻里。
　　 与饥馑年代出生的同龄人相比，土生自小看上去身体壮实。到他快二十岁的时候，已经一副成熟并且有力气的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村庄开始泛起打工热潮时，土生应该算是较早出门闯荡者之一。那应该是初夏，六盘山下的小麦才灌浆时，八百里秦川的小麦已经进入收割时节。他最初跟着他的兄长，和村庄的其他大人一道去赶“麦场”。割麦是一件技术含量不高的体力活，能干者据说每天可以收割两三亩小麦。但土生不行，尽管看上去似乎是个好劳力，但收割小麦还是体力不支，不一会儿就腰酸腿疼，只能帮其他人打下手。主人可不喜欢这样的麦客，他需要能吃饭能干活的，像土生能吃不能干的，很快被打发了回去。
　　 有了第一次出门的经历，土生的勇气和胆量大了起来。第二年春种结束后，他的大哥刚出门打工，他便相约了与他年龄相仿的大宏，趁天擦黑时出门而去。说的是去内蒙古打工，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何方。
　　 村庄习惯了一个或者几个人的失联，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习惯了静寂。那时，土生的父亲年事已高，老伴去世后，他的背又驼了许多，儿子们出门后，他既要料理家务，又要照顾自己，他的头低下去了许多，以至于看不清他额头上新刻上去的皱纹。有人会问他：“饭吃了？”他说：“嗯。”“娃娃没有来信？”“没有。大概快回来了。”这一问一答间，让我想起他家门前的一道土坡上慢慢晃动的黑色瓜瓣帽子---老人常年帽子不离头顶，走路和不走路时，都不由自主地摇动着头颅。
　　 没有谁会像电影电视剧里那样，站在村头大喊几声“我回来了！”哪怕是衣锦还乡。土生和大宏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们不说，但逃不脱路人的眼睛。这是第二年深秋，粮食上场，颗粒归仓，大地因空旷而清爽了许多。秋风开始瑟瑟，树叶借机飘落。村北的山坡上，有片不大的土地略显平整，那是人们取土形成的洼地。清晨，有人挑粪上山经过这里时，听见里面偶有人声传出。据说，山坡上经常会有白衣白袍的神仙出没，那人便悄无声息地靠近，想看个究竟。他没有看到神仙，却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他们，就是土生和大宏。那人没有声张，转身离开时想，这两个年轻人在练武术罢。
　　 又是土生家门前的土坡上，土生的父亲晃动着黑色的帽子缓慢前行。有人好奇而关切地问：“娃娃学武术了？”土生的父亲好像没有听见，朝院门走去。他这个年龄，耳朵失听显得十分正常，并且比较普遍。而这似乎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一天傍晚，一位老者去找土生的父亲聊天，基本探明了情况。他进门后，见土生的父亲立在土生居住的房间门前，好像在偷窥，好像在偷听。见有人进来，赶紧摇摇手，然后告诉他，好多天里，土生和大宏钻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有时连饭也不吃，说是专心练习什么功法。
　　 土生与大宏诡异的行动迅速传进了留守在村庄里的人们的耳朵。
　　 忙于家务和土地的人们，虽然对他俩议论不断，可谁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他们的异常举动呢？
　　 又是一个春天。当人们播种结束，年轻人又出门打工时，土生和大宏十分例外地没有去。他们从昏暗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先是土生的父亲，然后是留守在村庄的人们，发现他们二位见人后眼神漂移，好像面前舞动着莫名的精灵，充满恐怖和慌乱。而又说话时语无伦次，时笑时呆。开始，人们觉得他们俩中邪了。
　　 据说，以前安静老实的他们，竟然出人意料地使用暴力。暴力的对象当然是与他们最亲近的家人。我似乎不难想像得到他们目光的恶毒和下手的凶狠。此后，当他们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村庄的每一块地方时，那种异常的神情比传说中的鬼怪精灵更可怕。孩子们赶紧跑回家，关闭了院门，孩子的家长抑或监护人把警惕地目光投向院门。“绕着走”，一度成为村庄的又一习惯。
　　 时光一晃，就是数十年。
　　 沿我家门前的土路朝南走去，有一排相连的院落。大宏家就夹居其中。
　　 大宏自小听话，胆小，家境也好，虽然想不起在饥寒年代他与我有过多少交往，但记忆中的他似乎与村庄所有同龄者关系不错。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离家，在县城一工厂打工时，偶尔碰到过一会。那时的西关贸易市场还没有整体规划，各类、各种商品互相抢占着地盘，一副繁荣昌盛的万千气象。我去市场买上木胶和铁钉，一转眼看见了大宏，不，确切的说是他先看到了我。本来都要握一下手的，但我手里提着东西，只好作罢。我们站在一排等待出售的高低柜前交谈，他告诉我的，正是我想知道的。他说他在一家浙江人开办的木器厂做小工，学习家具油漆技术。他指了一下旁边的家具，我便知道那都是他油漆的，条纹清晰，显然已经不错。我那时在学习往玻璃上画画，很有一种同行的感觉。记得我说，不错，至少这是一门正经的手艺，将来可以养家糊口。
　　 可是，我实在没有弄明白，更没有理清楚他为什么没有继续把手艺学下去，学到手。
　　 与大宏相比，我则更熟悉土生。上小学时，尽管土生家住在我家的院落上方，相距不远这，但为了不迟到，土生有一段时间住在有闹钟的我家，与我和兄长挤在一盘土炕上，对此我们毫无怨言。原由是我的母亲和他的母亲因娘家关系，沾有一点亲戚。几乎大多个傍晚，如果天气晴朗，土生的母亲总会站在我家后院墙外，喊我的母亲出来聊天。聊天的内容十分单调枯燥，无非是做布鞋、缝衣服等话题，但很少聊到土生与上学。可惜，这位记忆中脸色苍白的老者在我离开老家不久，就驾鹤西归。
　　 想必，土生应该对我家的院子也是十分熟悉的。
　　 恰好，父亲去世那一年，土生出入于我家，前来帮忙。而没有帮忙的大宏，我们在院门外的路上鬼使神差地相遇。
　　 我一直低着头。我到村北的坟地里给打坟的人送完饭下来，快到我空门前时，突然有人挡住了去路。他好像刚从麦草堆里钻出来，头发长且散乱，其中插着着几根草节。眼窝深陷了下去，顺着眉毛看过去，耳朵背上夹着一支香烟。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他是大宏，还真一下子认不出来。听说，他练那个功走火入魔后，每天不是嘻笑哀哭，就是打砸大闹，起初家里请了阴阳先生来为他“整治”，但收效不大，最后送到某精神病院治疗，才有了现在这个虽然痴傻却不太打闹的状态。他在学习油漆手艺时成了家，养有一女，自他变疯变傻后，妻子无法忍受眼下生活，便离他而去。
　　 “他经常吃药，如果不受大的刺激，病情就算平稳”。有人对我说。
　　 看到他这样子，我心里一疼。
　　 大宏显然不认识我了，朝我说：“烟！”
　　 我叫着他的名字，赶紧给他掏烟。他好奇地看着我说话的嘴，伸手拿我递过去的香烟——他的手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洗过了，尤其是指甲，长得跟粘上去一截似的。而没有等我问完话，他拿了香烟后，转身扬长而去。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回头看看他跌跌撞撞而去的背影。
　　 可是，土生的情况与大宏比较却是大不同。前来帮忙的土生一直守着茶炉，保证开水供应，这是总管分配给他的任务。茶炉就摆在我们小时曾经居住过的屋门前，如果来客少时，他有足够的时间搁上茶杯粗细的铁罐铁炖茶喝。茶叶下的很多，茶水稠黑，可他不嫌味苦，一杯接一杯地喝。不想喝了，就去屋里坐一会儿，听见有人喊他时，赶紧又走了出来，正常人一般。更令我不解的是，他的父亲三年前去世，他大哥又招亲远方，他一个人居住在一坐大院里，竟然会把一身衣服清洗的干净如新，他怎么会是一个神经失常的病人呢？
　　 他朝我笑，牙齿因吸烟喝茶太久而显得发黑。我对他说：“你胖了。”和大宏相比，土生的脸庞又白又圆，好像发酵恰到好处的大馒头。
　　 土生却说：“唉，不是胖了。是经常吃激素药物的结果。”是的，他以前也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回来后，和大宏一样服用着神经抑制类药物。
　　 借着话题机会，我又问他平时怎么解决吃饭问题，他有些沮丧地说，自己做，还能怎样。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不得不问：“你身体不好，听说你没有种庄稼。这米面油从哪里来？”
　　 他轻描淡写地说：“乡上取。”
　　 我肯定缺少对这一环节或者政策的了解，所以没有听懂土生所回答的意思。好在有人用调侃的口气补充说，土生现在享福哩，按时领用低保金，和乡政府的脱产干部一样。如果钱花光而又没米没面了，乡上会免费送给他。
　　 原来如此！我又问：“假如乡上不给你呢？”
　　 “我是病人，他们不给怎行！”土生不高兴了，拧着脖子说。
　　 我担心问的太多刺激了他，没有再问。仍然有人解释，不知什么人给土生出了主意，没钱花、没米面时去找乡上要。乡上如果不解决他的要求，他就哭闹，乃至跌倒在地，人事不醒。据说，此招十分管用，他闹腾了一次两次后，乡上都知道他是精神异常者，不愿意招惹是非麻烦和承担责任，最后不仅解决了他提出的要求，而且还会送上香烟茶叶好言打发他回家。我不敢面对乡亲说出“一种病衍生出另一种病”之类的话，只是觉得不止土生，其他人也病了一般。
　　 而此后几天，烧水炖茶的换了人。听说，土生去乡上了。
　　 一次回家的班车上，听见几个妇女在议论，现在好多村庄里有人在练习那个功法。言谈里，我已经知道她们中也有人练习此功，并且，练习者在用神奇的事例动员未练习者加入她们的行列。由此我了解到，练习此功法者，冥冥一念间，想要什么就可得到什么，过上柴米油盐不缺的生活。但必须达到一定境界……所谓“一定境界”，并无时限，全在于坚持修行。可见，不劳而获也是需要巨大付出的。
　　 真有不劳而获的好事吗？这个认识的曼延，如同癌症细胞般致命。
　　 假如我愿意把以前的村庄比作阳光普照，此时，村庄已是布满阴霾，那是一种堵，堵的人心慌意乱，好像许多村庄的美好被遮掩，找不到突围的出口。村庄里练此功的不止土生和大宏，人群的分布中，有老人，有青年，有孩子，甚至，有的是全家参与。早晨，中午，晚上，只要有时间，他们会紧闭大门，在各自的家中虔诚跪地，口中念念有词，祈求虚无缥缈的神灵赐予更多的财富以及长寿健康。而赖于我们生存的一些土地，也就因此而荒废。
　　 所有的路通向另一个村庄，既方便了人们和货物出行，也为他们互相走访和消息的传播提供途径。一位中年妇女病倒了，手机发出信息后，她的许多同伴知道了这个信息。人们看到，许多陌生人进入她那个村庄，聚集在她家的院子里，跪倒了一大片。她们默默地念叨着什么，从早上一直到天黑。而且，不时有人加入到这个行列。听说，这位中年妇女应该算是他们的小头目，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祷告。听说，只有通过这个仪式，中年妇女完全不用送到医院打针吃药，会自动康复。他们对他们消灾祛难的方法充满了无比的自信。
　　 不幸的是，几天过后，中年妇女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据说，她因耽误治疗而失去了性命。
　　 这位中年妇女的院落已经破败，家具也十分简陋。她执著于练功，他的丈夫的孩子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一气搬走。那么，她的后事谁来承办呢？。据说，闻讯赶来的社长知道此事的过程后，执意要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年妇女的那些同伙知道后，立即作鸟兽散。而她的娘家人也不愿意把事情闹复杂，加上有人拦劝社长息事宁人，最后，案是没有报成，中年妇女的后事却留给了族人和村庄。
　　 我无法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我只是想说事情的严重性和危害程度。可惜的是，执迷的人们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去年父亲三年祭日时，我再次与村庄亲密接触。感觉中，村庄突然多了些明朗和安详。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来自于对村庄的情感效应，应该只是一种对村庄环境的体验罢。
　　 照例，家里来了不少帮忙办理祭日活动的人，他们，每张面孔我熟悉并且能叫得上姓名。我穿梭于大家之间打着招呼时，几位比我小许多的年轻人趁着端茶倒水的间隙，互相开着玩笑。他们对一位叫小民的说：“今天累不累？”另一位对小民说，“小民肯定不累，人家有神功罩着。”“你给咱们念叨几句，来包中华抽抽”。
　　 小民竟然不生气，朝他们挥挥手，说：“丢人现眼的事情，再不提了。”
　　 原来，小民也是此功的练习者。听他们讲，半个月前，派出所在取缔和打击非法及反动邪教门行动中，就像早已对情况了如指掌似的，光本村一下子带走了十一个男女。令人欣慰的是，几天后，他们全部回家，再次拿起了农具，和土地、牲畜再度亲近了起来。山野上忙碌的身影，让野兔和田鼠一时惊诧，片刻后马上安静了下来。它们也觉得，这一群人是原来它们熟悉的人群，现在的村庄才更像村庄。
　　 我依然关心与我同龄的土生。他们说，土生是派出所这次行动中唯一没有被带走的。“土生早就不练功法了，他属于精神失常者。”
　　 我不由得环视了一下所有出进于我家的人们。是的，怎么没有看见他的身影？如果他在，一定在那间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屋前烧水炖茶。
　　 有人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一大早还看见他在他家门前的土坡上晃荡呢。可能，他去乡上了吧。
　　 这是农历三月的天气，温暖中还有些微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