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着尾巴做人
　　 改革开放前的一段不短的时期里，对知识分子的一句警告很流行，那就是：“知识分子要夹着尾巴做人！”我不幸做了那个时期里的知识分子，加上出身不好，又不会讨好领导，尾巴当然要夹着了！
　　 夹着尾巴的表现之一，是绝对服从上级指挥，不许有些许的迟疑，更不许有个人的主见。在我们高校，教育是具有科学性、学术性的事业，就怕遇见外行来瞎指挥；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那时出现初中生领导大学工作的现象，也不足为奇。“夹尾巴”的形势，逼使人们绝对服从，只好跟着混了。
　　 夹尾巴的表现之二，是只许老老实实干活，不许计较是否得到应有的评价，也就是要做不吃草料的黄牛。那时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同样在进行社会生产，却被说成是“工农养活知识分子”。我在较长的时期里，为教研组编写教学大纲、编写几套教材，有两次一个人教两个班的写作课，并批改千余篇的作文，结果连一句好评都没得到，有时还要受到“敲打”。
　　 夹尾巴的表现之三，是要违心地自我贬低，无端地自我检讨。评功摆好，是当时经常进行的活动，那只有那些钦定的、永久牌的模范做主人，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九是没份的。知识分子整体就要“夹尾巴”，而这个阶层中，还要分成“先进”与“落后”，那么，这“落后”的知识分子的尾巴，要夹得更紧更紧了。说来惭愧，我那时的“尾巴”夹得深深的，是自我贬低、自我检讨的常客。
　　 历史终于走上了正轨，澄清了是非，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社会生产的活动，知识分子也在创造价值。以出身与领导亲疏等条件，来划分进步与落后的现象，不该再出现了。知识分子的尾巴割掉了，再也不用夹了。
　　
　　 焚稿避祸
　　 人们看了这个题目，还以为我要说说林黛玉的故事呢，非也，我要说说自己一次被迫焚稿的往事。
　　 对习文的人们来说，稿子是他们的心血，是他们辛劳的结晶。不论写作水平高低，对他们个人来说，都要视为珍宝，怎能烧毁呢？在我的写作经历中，被政治冲击而停笔的时段，也有过几次，然而，焚稿避祸却只有文革中的那么一次。
　　 1966年7月，正是文革初期，各单位的领导，都按照反右运动的路数，开始大整群众。第一批上墙的，都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第二批就要轮到出身不好的人们了。我是属于第二批的人物，那几天，正是寝食难安的状态。一天，我在教师单身宿舍某教师的床上，发现几本文学刊物。我仔细一看，见是《鸭绿江》《长春》《北方文学》等刊有我的小说的杂志。我内心一震，暗叫：“坏了，轮到我了！”显然，基层领导已经布置人，准备整我了！
　　 这天回到家，我像失魂落魄一样，不知如何应对。待稍微镇定一些之后，立即作出一个决定：焚毁一切手稿。尽管我自己觉得个人的写作，一直是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但是，依据反右的经验教训，任何稿子都可以断章取义加上罪名的。发表的无法改变，未发表的，焚毁掉倒也省心。
　　 当时住平房，煤炉烧稿十分方便，我用了几个小时，烧掉了百多万字的稿子。内有：长篇小说《南河传》30万字，中篇小说《铁蹄下》14万字，未发表小说10余篇10多万字，电影文学剧本2部，10余万字；此外，还烧掉了那以前的日记，书信。
　　 还算幸运，当年8月23日，学生起来造反，冲击了各单位的整群众的部署，使我的基层领导整我的举措胎死腹中。
　　 由于一时的情急无措，烧掉了自己苦苦劳作写下的稿子，事后十分痛悔。《南河传》表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村的阶级关系与矛盾，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即使就素材来看，也是很珍贵的。
　　 中国人终于等到了政治昌明、科技进步的新时代，时值今日，再也不会出现逼人焚稿的情势；再说，小小U盘，容得下百千万字的文字，随便藏起来就是了。
　　
　　 一本书稿的命运
　　 写作文章，总是希望发表出版，有了读者才有社会效应。改革开放前，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是很繁难的事情。中国国大人多，写稿、投稿的人自然很多。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部，稿子堆积如山，大多不及细看，常常是一页印刷的退稿信打发了事。侥幸被选中的稿子，发表前还有一道关卡——单位核准。
　　 1977年初，我写了一本题为《阅读常识》的书稿，先是在校内作为教材铅印成册。后来，我觉得此书在当时还算具有开拓性质，便寄给了北京出版社。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一天基层领导找我谈话。落座之后，基层领导带有质问口气地对我说：“你咋把系里教材拿出去投稿呢？”我不由一惊，但立即意识到，是《阅读常识》这一书稿。我情绪稳定了一下，便向这位外行解释：稿子是我独立完成，我有支配权利。接着，他发出了第二道责问：“你投稿为何不经过组织审批呢？”
　　 我知道没有这个规定，是他故意刁难，只好回答：“我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基层领导傲慢地教育我说：“不管咋说，这事最后还是得领导说了算！”情势是不欢而散，书稿的出版，也就以退稿了之。
　　 经过一次挫折，我还是不死心，又投给了吉林出版社。时间不长，就来了回信，说是稿子内容还好，恰巧他们有另一作者，也研究这一内容，建议合作。我想了想，这是当时常有的情况，合作者是编辑的朋友，要跟着“坐车”。如果同意，稿子被夺去一半；如果拒绝，稿子必然退回。考虑到出书艰难，我只好同意了。之后就是焦急地等待，一年以后，收到了退稿，该稿一字未动，说是出版计划调整，书稿挤掉了。为了补偿，两位作者，各付残稿费50元。
　　 遭到两次挫折，对这个稿子也丧失了信心。后来，赶上了“读书运动”，我校《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和大庆油田合作，印了几千册。书稿总算没有白写，获得了一些读者。
　　 古语说过，成事要讲天时、地利、人和，小小书稿的命运，印证了这句话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