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记忆从村里学前班开始。那时学前班办在村照壁后的拖拉机站大院里。时间应该是1976年的1月，周总理逝世后的几天。好像老师给我们讲述了总理的伟大事迹和高尚人格，以及他逝世的讯息，我们几个六七岁的小男生女生，坐在教室门前农户埋储的白菜已挖完的长条坑边的土堆上，在微暖的冬阳里边述边哭。记忆中，那是老师教育下最初的一幅动人的人文场景。
　　 升小学后我们开始进入村里学校上课。那时村里学校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从小学二年级至四年级，赵平福老师是给了我母爱般温暖的一位女老师，——母亲去世的最初几年，我都经常想专门去看赵老师，向她直接告白认她做个母亲，但我始终未付诸行动。记得大约在二年级夏季的一天中午吧，赵老师和另一位女老师带领我们所有男生到塬下的“机器河”（我在写家乡的一篇文章中曾更正为“季节河”）下河游泳。可能那位女老师看我身小瘦弱之故吧，一直坚持不让我下河。我看着其他男生都下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和两位老师站在河岸上马路边，着急委屈得几乎哭出来。这时赵老师以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说：“没事，去吧！小心点！”那时村里孩子七八岁也是憨憨的不知羞啊，记得我三两下脱去背心和短裤，欢快地跑着跳入河里。在河里嬉闹时，我还能看到站在河岸上的赵老师望着我微笑呢！
　　 还有一次是清明节。那时候清明节还不是国家规定的节假日。按农村千百年流传的习俗，清明节男孩子必须跟着父辈去上坟。也忘了我是否请假或让其他同学捎了假，反正清明当天我跟随父亲上坟去了。下午返回学校，报告进入赵老师房间准备再给她说明一下。不想和她同住一室的那位女老师正在批评本班里上午擅自上坟的两位男同学。我竟然自觉地和那两位站在一起。那位女老师一脸怒气地说：“桌下这儿原来就是坟堆，你们跪在这里磕头就饶过你们！”我们三人谁也没有动。僵持了一会儿，那位女老师把自己班里的两位叫到教室公开批评去了，我这才得以独自面对赵老师。记得她清淡地说了我几句，让我以后注意，不要耽误课影响学习等，就让我坐回教室去了。
　　 再有深刻的记忆就是赵老师平时非常关注我的学习，甚至下午放学后给我们几个补课。小学那几年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多次戴着红花与优秀学生集体一起走在村街大道上“彰显”，大多是赵老师的功劳啊！这些大多是我对赵老师结婚之前的记忆。成长中的小男孩大概是很敏感的吧。赵老师结婚后不再代我课的至少两年里，我怕见到或说不愿见到她，甚至还隐隐有种莫名的怨气似的，老远望见她可能会绕着走。老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说不上是一种什么心理。直到升入六年级——那时是初一——的一天，她在学校操场晒完刚碾打的麦子，装袋后正好遇见我，让我帮她一起抬到她一人住的学校房里。那次她和我谈了什么早已记不清了，记忆中气氛很和谐融洽。似乎从那次开始，我心中的“结”解开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外地上学，再后来赵老师也随着当兵复员的丈夫住到了镇上，碰见的次数越来越少。高中那几年我过得不易，在村街碰见，她多次给我安慰和鼓励。后来我上班工作，她见面就询问我是否有了对象以及婚后的状况……
　　 求学路上铭刻于心的第二位老师出场了——他是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段红秀老师。当时段老师已经五十岁有余。宽额头，头发稍嫌稀疏。他喜欢给我们讲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有一次晚自习段老师讲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把我急得呀，心里说：我能把它一字一句记下来多好，以后还可以再读一读啊！时代虽已进入八十年代，但农村孩子还是几乎没有课外书啊！不仅如此，当时更是根本不知道世上写红军长征的书浩如烟海呢！我之所以把段老师列入铭刻于心的老师，关键在于那年冬天他在我后脑勺上不客气地拍的一巴掌，铭刻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逐步展开，农村经济开始活泛起来。五年级初冬的一天，外地农民开着拖拉机到我们村里收购了大量的玉米芯子，一网袋一网袋地堆放在村委大院里。傍晚他们离开时装了满冒的一车走了，其余的不得不留在村委大院。晚饭后我们许多孩子来到大院里玩闹。后来有几个大小伙一哄而上把人家堆起的网袋拽下来，将里面的玉米芯倒掉，把空网袋拿回家了。我们几个孩子也恶作剧似的各倒空一个网袋带回了家。谁知第二天下午，段老师把我叫到房里问我是否拿了人家的网袋，我心里一咯噔：完了，肯定有人报告老师了！我红着脸承认了。几乎在我承认的同时，段老师说着句“让你爱拿人家东西”，就在我的后脑勺上狠扇了一巴掌！现在想来我当时肯定是流泪了，但没有嚎啕大哭。并且当段老师再问起我还有谁拿了人家网袋时，我毫不犹豫地说出外班认识的一位同学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我“供出”的那位同学竟然是校长的外甥啊！当时我就想，段老师和校长一合计：这小子为减轻“罪责”是否专门把校长外甥拉上啊！也不知为什么，这个事后来不了了之。我拿回家那个网袋一点也没用上，一直在鸡窝上团放着，日晒风吹雨淋，最后沤烂在鸡窝上了。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我还会时时记起段老师的一巴掌……
　　 王文学老师是我初一英语老师。在我正着手写作的《那些年的家乡人》一书里，王老师和张青草老师是村里学校老师的突出代表。在村里，我在不同场合都说过一句话：“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最初十几年里，村里学校的英语要是没有王老师代课，包括我们在内的十几批学生考入大学，是不可想象的。”王老师中等个子，一直留着小平头，嗓音异常洪亮，讲起课来富于激情，也很有趣味。那时我们农村孩子哪有什么英语基础啊，到初一才开始从26个英语字母学起。针对这种状况，王老师将字母和单词发音大多与农村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记忆，比如英语单词“yellow”（黄色），他让我们联系播种麦子时“噎耧”等。这些联系和联想，既具体形象又生动有趣，便于记忆。正因如此，我们整个班级的英语学习都非常出色，成绩骄人。直到初二在村外的七一中学时，学校举行英语竞赛，竞赛选手几乎有一半是王老师所代班的，升入高一我还被选拔参加了地区英语竞赛呢。反观有的村庄学校，仅仅一门英语科没有好老师或者干脆没老师，多少年里没有考上的大学生啊！
　　 初一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乔守信老师。乔老师个子很高，面目棱角分明。办事原则性极强。他处理的一件事震撼了我，影响我至今。我眼睛从小学后期就高度近视，但因在农村学校怕见笑一直羞于配戴眼镜。因而我大概从四年级到初一，就一路专靠“听”课学习的。这种情况老师们也不知情。初一乔老师代上我们课后，我也没有声明。直到有一天上课，乔老师把我叫起来读出黑板上的字词注音。我站起来憋了半天脸红着说：我看不清黑板。乔老师没有说什么就让我坐下，叫另一位同学读了一遍。但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觉得就是老师故意把自己叫起来出丑。因而此后似乎对乔老师意见极大，总在找机会与他作对。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放学，我和邻居的忠、红两同学提前回家吃饭。刚到家没多会儿，几乎全班的其他同学全站在我家窑崖上叫着，让我返回学校呢。当我再回到学校时，两个邻居同学已先我而到了。他们说乔老师让写检查，检讨自己为什么还没到放学时间，老师还没允许就私自回家了。我登时就觉得乔老师是有意跟我们过不去，还兴师动众，这又是故意让我们出丑。我越想越气，索性写了一封退学信。随后忠也学我写了退学信。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起信中的几句：“乔老师，我绝意不上学了。今天走出学校我不会再来了。你也不必再让其他同学到家里叫我，叫我也不来了。”我和忠把退学信交给红，让他转交给乔老师。之后我们两人似乎很轻松地回家了。如今当我满怀后怕和愧疚地回想这件事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当乔老师拿到我们两个还不知珍惜前途的孩子的信时是一种怎样的神态和心情！但我却回想到自己求学路上多次表现出不珍惜的痛悔和后怕！记得在小学时，几乎每放一次假，尤其是暑假麦假，我和邻居一起长大的辍学伙伴玩在一起，开学后就不愿意上学去了。因此母亲没少与我费舌耗力，甚至骂过打过，将我拖拽到学校。这一次的细节早已忘了。但可以肯定，我和忠在家里待了一两天主动返回学校了。返回学校后我们没向乔老师道歉或作解释，乔老师也没再问我们什么。但他却还像原来一样一如既往地对待我们，似乎几天前的“退学风波”根本没有发生过！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这件事，除了对乔老师的愧疚还是愧疚。根据他当时的年龄想来，乔老师应该还健在，下一步真该打听到他居住的村庄，去看望这位可敬的老师，对当年之事向他当面道歉！
　　 初二时我们到乡镇办的七一中学上学。七一中学是本县的全国劳动模范杨兴汉老先生创办的。那时候七一中学的管理和成绩在全省著名，非考试达线录取进来的学生坚决不收。我们上学前后就有省委省政府官员跨越六七百里的地区距离把子女送来读书。李国华老师是我们初二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高拔而瘦削的个子，讲课讲话的声音洪亮而有磁性，特别喜欢朗诵。现在想来，我做了二十余年中学语文老师，这点功底几乎全是当年李老师教授的。比如汉语拼音的标调，现在有些高中生、大学生甚至成年人和老师不一定清清楚楚。在我所教的高中生里，有不少人只要见了拼写中的i，就把声调标在i的点上。每当这时我就开玩笑说：“那个点就是为标调的哈！”关于汉语拼音标调，李老师在当年就给我们总结了几句口诀：aoe，iuü，依次标调有顺序；iu并列标在后，标调顺序要牢记！不仅如此。他还教我们学习汉语语法总结了几句口诀如下：主谓宾，定状补，主干枝叶分清楚；主宾前定谓前状，宾前宾后或谓补。作为一位语文老师，李老师朗诵诗歌和抒情散文堪称一绝。我至今喜欢朗诵和诵背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的真传。
　　 初三时郭引学老师代我们的物理。郭老师无论教学还是管理一向以严厉著称，正直而有温情。从来不多说话，也很少开玩笑。那时候正是社会上的严打时期。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影响无可避免地传到学校，甚至有社会青年常到学校来闹事。现在想来郭老师的严厉应该符合了当时的社会大环境。铭刻于心的还是他在一次课堂上对我的“狠”：郭老师让我们笔记下测水的比热容的步骤。我觉得已经会了，没必要一字一句地记下来。因而装模作样地将本子打开，拿起笔来假装在上面写着，思想早已开小差了。郭老师一念完，马上叫我的名字，让我把刚才的笔记拿给他看。我磨蹭一会儿，硬着头皮拿上本走上讲台。可想而知，郭老师看到我的本上空空如也时是怎样一种愤怒了。他抓起讲桌上直径约三厘米的杨木教鞭，不由分说在我脖颈上打断成几节！如今这样的老师几乎没有了，也不敢了。但我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对郭老师充满了感激！他用这种有点过激的行动深刻教育了我，在求学生涯中一点也不能偷懒，一是一二是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才能最终走向成功。
　　 我有意识搞写作在初三那年。当时写一篇长小说《一个中学生的苦恼》。一年里上衣口袋每天装个塑料皮本，想到一个情节或几句表达就赶快掏出本写下来，一直写到高一时那本痛惜地丢了。高中阶段铭刻于心的是高一的宁克杰老师和高二高三代我们的王江坤老师。宁老师是我们高一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中等个子，讲课甚至说话都是字正腔圆，一身凛然正气。高一时我写的一篇作文《我的弟弟》，写了家庭的苦难和弟弟辍学的不幸，他不仅写了大段的评语，而且在全班朗读了全文。这对我的个性写作是一次莫大的鼓舞，甚至开始做起当作家的梦来。班里一位李姓同学饭票丢了，另一位好心同学在教室黑板上留言呼吁捐助。没想到短短两天全班同学捐助一百多斤饭票，超过他所丢饭票的两三倍。这时宁老师找李姓同学谈话，建议他给我支助一些。当宁老师将五十斤饭票送到我手里时，我感动地流下泪来。出于感恩，宁老师成为我工作后拜望较多的老师。王江坤老师对我的影响主要在写作上。高二刚开学，我写了一篇作文《校门外的小荷塘》。王老师不仅在文中做了很多处批改，还给我写了多半页详尽的评语，并在最后写道：“努力吧！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只要付出努力和辛苦，你就一定会成功！”三十年来，王老师这些话我还时时想起。今年七月初我们高中同学近50人大聚会，我特意将三十年前的作文和评语复印下来，郑重地交给王老师作个纪念，并表达了我诚挚的感谢！因而直到现在，无论是同学还是朋友问起我和王老师的关系，我都会非常自豪地说：“我是王老师的得意门生！”
　　 我大学求学于师范学院中文系。如今铭刻于心的莫过于教授美学的王晋中老师了。王老师有着雁北人的大块头，讲课说话慢条斯理，但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在他的课堂上我体味到美学的真谛：“美表现人的本质力量。”我尤其喜欢他自我创设的文体美学，让我开始思索自己的个性化写作，以及有意识地开始创新性写作。现在我写作讲究篇章不雷同，段句有变化，追求氤氲全篇的意蕴和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王老师当年讲课的启发。大学之初我开始倾心路遥先生及其作品，甚至研究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将每一章都列了个小标题。同时我开始模仿先生的风格写作小说。记忆中写的第一篇像样的小说名为《责任》，曾得到了王老师的赞赏和鼓励。这无疑给了我坚持写下去的勇气和毅力，至今不放弃也无怨无悔。
　　 这就是我在求学路上铭刻于心的几位老师。他们或在生活生命中对我母爱父爱般地呵护，或深刻影响我的成长和做人，或在阅读和写作上对我有着深刻的启迪。如今想来，仍感无比的温暖，终生的感动和感激，同时我还将永远激励自己创新生活探寻生命实现梦想！
　　
　　
　　
　　 2016.8.12.草毕13.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