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最后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可我们还是不敢告诉父亲。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悄悄地回去一趟，代替父亲签字画押。只要有亲属签字，村委会雇佣的木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实施销毁行动，和打一口棺材相比，他更愿意销毁一口寿材。一把斧头，外加一把起子，销毁一口棺材只需要十分钟，而打一口像样的寿材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村委会雇佣的木匠是一个桃园人，外号“秃头”，爱喝酒，脾气比手艺还坏。虽然他的工钱相当低廉，除了每顿要喝一点小酒，对于饭菜，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但讲究的老人还是不愿意请他干活，除非其他的木匠全都有工在身，除非时间过于紧急，情势所迫——寿材是老人最后的“大屋”，不仅事关身后的哀荣，也维系着老人一生的念想。
　　 在小村牌楼，许多老人的寿材都是提前预制的。一些心急的老人甚至提前到了五十岁，打好了，就一直搁在家里，披红挂绿着，一点也不觉得瘆人，反倒添了一片喜气。梅雨天过后，晒霉开始了，一场约定俗成的庄严仪式在小村上演。这一天，太阳刚刚爬上巢山，老人们就在家里郑重其事地点上三炷香，家家户户披红挂绿的寿材全都摆上了稻床（全村共用的打谷和晒谷场）。明晃晃的日光下面，清一色的红寿材骑着高高的板凳，一头高，一头矮，高低错落，一字排开。这时候，老人们个个笑逐颜开，摸摸这一头，又瞅瞅那一头，连一向不怎么合群的东成大哥也会踱到稻床，和乡亲们开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不成体统了！但乡亲们一般都不怎么计较。晒霉的日子并不固定，但这一天到来之前，老人们忽然就确定了。老人们并没有提前商量过，在长久的默契里，大家已经心照不宣。这一天是牌楼人的盛大节日，到处都乐呵呵的，村庄里洋溢着肉和酒的香气。这一天，老人们大都会自己犒劳一下自己和孩子，上街称一斤肉，或者干脆杀一只鸡。
　　 对于牌楼的老人们来说，一生要完成的大事其实也就那么几件，一件是盖一栋敞亮的楼房，用尽前半生；一件是儿女们的婚姻，用尽后半生的前一个部分；后半生剩下的另一个部分，老人们要用来完成最后一件大事，为自己打一口体面的棺材。“打棺材”说出来到底有些晦气，老人们因此“发明”了另一个吉祥的词：“圆材”。圆，团圆。圆满。一个“圆”字，奠定了老人一生的功德，晦气消失了，喜气取而代之。圆材之后的棺材也就不宜再叫“棺材”了，得叫“寿材”或者叫“大屋”。“寿”和“大”都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好字，昭示了老人们的智慧和心思。事实上，在小村牌楼，一个老人一旦备好了自己的寿材，一生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缺憾了。他们心满意足地守着自己最后的房子，一场长途奔袭至此放慢了脚步，人世间的所有纷争，至此偃旗息鼓。
　　 在小村牌楼，父亲是惟一不愿意提前圆材的人，即便年逾古稀，父亲依旧没有圆材的打算。那时候，我们兄妹几个都已经走出了小村，从唯心走进了唯物，对于“圆材”这个沿袭已久的习俗多少也产生了一些偏见。直到二零零七年寒冬，突如其来的尿毒症一下子击垮了我的母亲，那个酷寒的冬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和母亲都已经老了，无法抗拒的生离死别终将来临。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父亲的悲伤无法形容，他比我们更清楚，人生无不散的宴席，母亲就要走了，而生命留给他的，也只是暮年一段寒凉的光阴。虽然母亲终于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但出院之后的母亲已经元气大伤，死亡的阴云依旧深重地笼罩在我们的头顶。第二年正月，父亲没有和我们商量，就请来了专攻寿材的唐木匠。唐木匠的棺材手艺久负盛名，方圆数里的老人都以能请到他打寿材为荣。唐木匠抽烟很厉害，也喝一点酒，但两样都不甚讲究。不讲究的唐木匠对于徒弟的要求却极其严格，而且有一套相当诡异、秘不示人的选择标准。那些年，想拜唐木匠为师的后生排成了长龙，唐木匠总是笑眯眯的，他既不问年龄，也不问出生，甚至不问读过几年书，而是撂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斧头（每一个木匠，总会随身携带一把斧头）。在唐木匠的家里，常年摆着一大堆残缺的木板凳，唐木匠示意想拜师的后生自己选择其中的一条，自己加工。后生们愣住了，久久不敢动手。也有胆大或本村本族的“初生牛犊”终于拎起了斧头，但几板斧砍下来，唐木匠就摇了摇头。失望的后生们大都不明所以，想追问其中的缘由，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事实上唐木匠从未揭示过其中的奥秘，即便是在一场场微醺的酒后，他也始终没有透露。葛维茂，我的初中同学，中考失利后想投到唐木匠的门下，为此他在家勤学苦练了一个暑假，终于练得有些样子了，于是信心满满地去找唐木匠。谁知道唐木匠依旧只是摇头，自作聪明也确实绝顶聪明的葛维茂一把鼻涕一把泪，在被唐木匠明确拒绝之后，最后干脆跪倒在唐木匠家的大门口。唐木匠的心也是肉做的，他摸了摸葛维茂的大脑袋，破例给了葛维茂一个月的“实习期”，葛维茂于是跟着唐木匠剽学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葛维茂就自己操起了吃饭的家伙。葛维茂的生意并没有维持多久，他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只学到了一点皮毛。出道之后的葛维茂一直以唐木匠的高徒自居，但唐木匠始终嗤之以鼻，始终没有认过这个徒弟。这种古怪的选徒方式愈发张扬了唐木匠的名气，二十几年下来，被唐木匠看中的徒弟居然只有九个人，其中还包括他的两个亲侄子。
　　 那天早上，唐木匠带着两个徒弟，笑眯眯地来了。那年正月有着异乎寻常的好天气，早春和暖的太阳照在院子里。唐木匠抽着烟，两个徒弟一左一右地站在师傅的旁边，在他们的面前，堆着父亲提前备下的一堆“大料”，在师傅的授意下，两个徒弟分别用篾尺在“大料”上做了一些奇怪的记号。等所有的“大料”都有了自己的“身份”，“圆材”就可以开始了。唐木匠笑眯眯地望着父亲：“可有什么讲究？”父亲思索了片刻：“你看呢？”唐木匠说：“鞭炮准备了吧？你老人家这么高寿……”父亲于是笑了。父亲乐颠颠地跑进仓屋，拎出一挂长长的花炮。花炮像一条红色的水蛇，喜气洋洋地躺在院子里，父亲看了看手表，唐木匠也看了看手表，两个人都是笑眯眯的。皇历上的好时辰终于到了，父亲亲自用烟头点燃了花炮（逢年过节放鞭炮，过去一直是我们代劳）。一条失火的水蛇在院子里欢快地蹦跶，无数红色的碎纸屑在一阵阵尖叫声中飞上了枣树的树梢。病中的母亲远远地靠在后门框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花炮震耳欲聋的响声是个吉兆。
　　 花炮响过之后，“圆材”正式开始了。我于是第一次知道，圆材虽然是件喜事，但也不是所有的圆材都作兴放鞭炮。首先，放鞭炮的必得是个高寿的人，在小村牌楼，“高寿”是有标准的，低于七十岁的圆材者，放鞭炮反倒会折了阳寿。其次也有歌功颂德的因素，因此除了紧挨着节日，一般的圆材者大多都很低调。在小村牌楼，父亲和母亲都是有资格放鞭炮的，这一点，唐木匠和父亲心里都有数。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为了这次圆材，父亲做足了精心的准备，他特意从合肥带回了两箱好酒和两条好烟（双数，这也是规矩之一），前一天早上，还亲自上了一趟破罡街，采购了一筐子的鱼、肉、豆腐果、千张结、颗白菜、山芋粉、鸡蛋，如此等等。父亲如此重视我们自然也不敢小觑，那一年春节，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全都回到了牌楼。母亲的病症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能陪父母一天就是一天了，尽孝要趁早。
　　 唐木匠的两个徒弟在刀砍斧劈着父亲提前备下的“大料”，地面上渐渐堆起了一层乳白色的刨花屑。细碎的刨花卷儿散发出松木的香气，搅动着松软的阳光，沁人心脾。早饭过后，乡亲们陆续送来了“寿礼”，这是真正的寿礼，必不可少的，除非是几百年的仇人，否则大家都拉不下来这个面子。说是“寿礼”，其实也就是一刀肉（两斤半左右），如果是家门里的本家亲戚，还会配上两瓶酒。送礼的高兴，收礼的也开心。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礼尚往来，这是小村牌楼沿袭已久的习俗，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习俗究竟传承了多久，这个习俗让小村牌楼成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个人的喜事，全村人围在一起享受。那天上午，远嫁他乡的堂姐专门赶了回来，堂姐拉着母亲枯槁的双手，一面哭，一面笑。父亲笑着说：“哭什么哎，喜事，不能哭的！”堂姐于是收住了眼泪。还在正月里，乡亲们都闲着，于是都围到了我家的院子里，父亲示意我们给乡亲们散烟，“红皖”，十七元一包，在小村牌楼彼时还是稀罕物，有些老人因此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一转身，又悄悄地放进口袋里。老人们由衷地恭喜着父亲和母亲，你们还是有福的，这么好的料子！父亲客气着，母亲也客气着，各自叹了一口气。
　　 第三天黄昏，在两个徒弟的帮衬下，唐木匠终于圆好了父亲和母亲的寿材，它们被架在两条长板凳上面，一头高，一头矮；一具稍大，一具稍小。在乡亲们的祝福声中，母亲吃力地挪出了后门，在那口小一号的寿材前稳住了，一缕欣慰的笑容慢慢爬上她浮肿的脸庞。在乡亲们的注视里，母亲久久地抚摸着自己的寿材，像抚摸一个初生的婴孩，面容极为慈祥。在刚刚确诊尿毒症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死活不愿意住院，她坚持要回牌楼，为此一度冲我们大发脾气。我们心里都清楚，母亲担心死在医院里，一旦死在医院里她就回不去了，只有提前回到牌楼，她才能够入土。母亲到底还是有福的，她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大屋”——那么气派、那么舒适、那么光洁的“大屋”！
　　 圆材之后，牌楼人的惯例是请随礼的乡亲们吃一顿流水席。父亲的流水席第三天一大早就开始了，老人们坐一桌，大姑娘小媳妇们坐一桌，孩子自然也必不可少，能自己坐稳的孩子都安排了一个位置……村里能烧几个菜的主妇都热心地跑来帮忙，虽然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锣鼓喧天，但那一天的流水席，成了有史以来小村牌楼最热闹的事件之一。
　　
　　 二
　　 在村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下，我们终于将实情告诉了父亲——六月一日之前，城乡一刀切，遗体一律火化，现有的寿材一律销毁，一口寿材补贴一千元！六月一日之后，母亲长眠的巢山就不允许再土葬了，违者不仅会被抛尸掘坟，还将面临高额的经济处罚。父亲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破口大骂了十几分钟，我们默然地坐着，虽然都想说服他，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起。胳膊扭不过大腿，咒骂也无济于事，愤懑的父亲呼呼地喘着粗气，等到终于平复了，又忽然老泪纵横。
　　 我们都理解父亲的心情。父亲已经八十岁了，在小村生活了一辈子，到老了，居然要灰飞烟灭，居然被夺走了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权利！还在完善基础设施的集体公墓离小村牌楼至少也有二十里地，公墓所在的地方以前是一片集体林场，中学时代，我和几个胆大的同学结伴去玩过一次，几十亩挤挤挨挨的马尾松长到两人多高，松树间落满了朽烂的枯枝和坚硬的松籽。松鼠在树枝上跳跃，都不怕人，忽闪着晶亮透明的小眼睛。林场的深处还有一座乱坟岗，早先的时候，还有一间低矮、阴暗的窝棚，窝棚里常年守着一个独身的护林人。护林人虽然不算干部但也能拿一份固定工资，公社就将这份工资发给了一个自愿留下来的“牛鬼蛇神”。这个自愿留在林场的“牛鬼蛇神”据说脑子已经坏了，他几乎足不出户，吃蛇，吃青蛙，甚至吃老鼠。我们深入林场的时候“牛鬼蛇神”早就已经失踪了，林场事实上已经自生自灭，乏人问津。
　　 如今几十年过去，那一片林场究竟被规划成了一座什么样的公墓？父亲没有去看过。不过已经有心急的乡亲提前去考察过了。在乡亲们的描述里，所谓的公墓其实和乱坟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公墓四周拉起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铁丝网的内侧，稀稀拉拉地栽着一排弱不禁风的松树。最让乡亲们无法接受的是，划定给牌楼人的安葬区域位于林场的阴面，只有大半天时间能够见到阳光。冬天太冷了！老人们不答应，七八个老人于是结伴跑到镇政府，在镇政府门前叫骂，静坐，拉横幅……老人们反复闹了三天，但没有一个镇领导愿意出面，兴味索然的老人们最后都被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劝了回去。闹到镇政府已经闹得很大了，老人们早已历经沧桑，他们心里都清楚，他们这些老弱病残根本就闹不到县政府，就算侥幸闹到了县政府，也改变不了既定的事实——北风呼呼的大冬天，他们注定将寒凉彻骨，就算穿两件棉袄，胸脯口也还是凉的。
　　 这种种不幸，让父亲失眠了几天几夜，这段焦虑不安的日子，父亲一下子老去了十岁。我们担心着他的身体，便想方设法地打听“销棺行动”的最新进展，能拖一天是一天，只要寿材还在，父亲的心里终究要踏实一些。圆材之后第二年，父亲又请来了一个油漆工，将两口寿材里里外外漆了一遍，红彤彤的，油亮亮的，照得连人的头发丝都能看见。刷完油漆的寿材就是真正的寿材了，也就有了抬出去晒霉的资格。在小村牌楼，寿材的颜色是有讲究的，五六十岁就提前预制的寿材，通常只会刷成浅红色，慢慢的等到年纪大了，或者突然一病不起，还要重新再刷一遍，这一遍就是定调了，中规中矩的朱红色。而父亲和母亲年事已高，母亲又重病缠身，因此寿材可以直接漆成朱红色。对于那些突然撒手人寰的青壮年来说，临时赶制的棺材只能因陋就简，当然，外棺也不能漆成朱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