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校长”
　　
　　 1978年秋天，16岁的我高中毕业，正赶上民师招考，稀里糊涂地报名参加了招教考试，没想到却以“优异”的成绩（语文学科成绩78分，报考语文的其他老师，大多不及格）被录取了，刚走出校门又进校门，随着角色的转变，从此便有了许多同事。
　　 我所任教的学校，是全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广大干部群众集体出工兴建的十几间土墙草顶起脊房，供一到五年级的全部学生读书用的所谓教室。没有办公设施，没有教学用具、教材不规范、教学时间没保障……甚至学生上课都无课桌凳，泥巴垒起的高点儿台子叫“课桌”，土坯垒的矮点儿台子称“凳子”。当时曾经流传的顺口溜说得恰如其分：“泥巴凳子泥巴台子，泥腿子老师教出一群泥巴孩子”。巴掌大的木制黑板，油漆斑驳，麻子脸似的。教室里的家什不怕偷，所以不需安门窗。所谓的窗户，也只是不规则地别着几根木棍而已。教师不固定，大多是“皇亲国戚”（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的亲戚）。但我当时是比较幸运的，顺利地考上不用干活就能拿满劳动力工分、还有少量工资补助的民办教师（每月5元钱）。
　　 当时，全校一共有十七名教师，2女15男，清一色的“老民哥”。
　　 “老校长”是个50多岁的“侉子”（祖籍安徽阜南）。头发花白，板寸头理得一丝不苟。胡子浓密，好像总也刮不干净。喜欢穿着笔挺的中山装，粗布白衬衣。举止庄重、严肃、沉稳，显得很有修养。“老校长”不苟言笑，讲话时带着浓重的方言：“夜个（昨天）公社开了个费（会），倪（读成yi）校长（倪仁甫，分管教育的公社干部兼教育助理﹤即现在的中心校校长﹥）豁了（说了），教育要改疙（改革），能的继续教学，中间的让位，笨的回去种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大家都明白他的讲话内容，也习惯了他一成不变的“侉音”。
　　 据说“老校长”幼时念过私塾，成绩还相当优秀，本来可以走上仕途，但后来在土地革命时，由于成份及其他原因，不得不随父母背井离乡投靠亲戚，举家迁到河南定居。当年组建学校时，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大队书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知识渊博”（大队书记对他的评价）的他请到学校教学。由于工作认真，管理教育教学有方，几年后升任了校长。
　　 “老校长”在教学管理上确实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对消极怠工的老师，他不批评，也不诫勉谈话，让你离开讲台，做后勤服务——专职司铃、勤杂工，或者干脆让你歇菜。三天一过，自觉没趣，就会主动请求任课，并一改往日的懈怠！对待顽劣的学生，他不打，也不骂。采取面壁思过（鼻尖贴墙垂手而立，不许动或转换姿势），或“劳动改造”（当时学校有学农基地，除草、施肥、浇水、收割；校内的卫生打扫，清理厕所……）。因为当时上级没有制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所以让人觉得倒也合情合理。几番“改造”，再顽劣的学生也会变的听话、温顺、遵守纪律。不但不记恨“老校长”的变相惩罚，还感激“老校长”的不打不骂之恩。
　　 “老校长”是共产党员，时刻牢记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各项工作都做的风生水起，特别是学农时，勤劳的“老校长”把学校的学农基地当成自己的自留地，积极响应农业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深耕、改良土壤；合理施肥；合理浇灌；培育和使用良种；合理密植、严防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一时成了全公社教育的标杆。
　　 “老校长”不光主持全面工作，还是教学的“补丁”，哪个老师有事、有病请假，他临时补上去。记不得是哪年级的语文课，有一篇课文是讲太阳、地球、月亮和星星的。“老校长”顺便给学生上了天文课。他说：“我们住在地球上，感觉不到它有多大，其实，地球大的很啊！即使你不停的走，一年也走不到边。我们看太阳、月亮、星星很小，那是因为它们离我们太远，实际上它们是很大的。有多大呢？太阳比我们整个固始县还大（那时候农村的小屁孩都没出过远门，最多到镇上赶过集，觉得镇里就很大了，全县应该是超级大），月亮比我们整个大队还大，星星呢，也比我们学校大的多”。
　　 “老校长”一番讲解，同学们听得个个长大了嘴巴，心想“老校长”真厉害，连天上的事都知道。接受过中学教育的我们认为“老校长”的比喻简直就是笑话，不过，现在想想，他说的也没错，他只是说比那些东西大，又没限制说大多少。
　　 1979年秋，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自觉落伍的“老校长”提出申请，退了下来，让高中毕业的儿子顶岗做了代课教师。1980年迁回祖籍地安徽阜南，实现了叶落归根宿愿。1995年秋寿终正寝，享年78岁。
　　
　　 二、徐老师
　　 徐老师，先天性腿残，走路一跛一拐。父亲死的早，母亲带着他改嫁到我们大队马庄生产队盛家。小学毕业后，大队研究安排他在生产队学点教扫盲班，算是对他最大的照顾。一来，照顾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二来给他一个老师头衔，也好找老婆。
　　 徐老师虽有腿疾，相貌倒还给看。后经好心人牵线搭桥与邻村朱皋一胡姓女子结了婚。婚后生育两个男孩。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
　　 后来，那个学点合并到大队小学，徐老师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虽然离学校二三里，腿脚不方便的他要走半个小时，但他始终坚持早到校，晚离校。只适合教一二年级的他，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科拿得起，教的好。尤其爱给孩子们讲故事，唱儿歌、猜谜语：“破谜猜，破谜猜，一口咬破血出来——（桃子）”；“树上一个碗，再下下不满——（喜鹊窝）”；“白胖，白胖，一天出来三趟——（饭碗）”；“两个老头一般高，一到吃饭就摔跤——（筷子）”；“一个蛤蟆，四肢拉碴，嘴里吃人，肚里说话——（房屋）”……课前他出谜面，告诉同学们，上课要安心听讲，否则，就不告诉谜底。就像说书人说到高潮时突然刹住那样吊人胃口。孩子们乖乖的听课，认真回答问题，就等着下课时徐老师告诉谜底。因此，他的教学成绩特别突出，多次获得公社颁发的“教学先进”奖状。
　　 1978年，民师整顿时，他落榜了。大队书记念及他多年的“教学先进”，向公社请求留用，由生产队继续开工分（老师享受一个棒劳动力的工分待遇，基本上可以养活三口人），不享受每月5元钱的补贴。徐老师更加热爱这份工作，除出色的完成教学任务，还不忘自学，加强自身建设，以期能转为正式的民办教师。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1981年又一次民师整顿，他再次名落孙山。成绩公布的那天，徐老师哭了，哭得很伤心。一是他舍不得离开他钟爱的讲台，二是他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回家参加生产劳动。
　　 可怜的徐老师，献身教育十几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在没有任何名誉，任何补偿的条件下，结束了教学生涯。告别了奉献了他的青春、心血的讲台，别无选择的拖着残疾回家种地，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此时，土地已分包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有腿疾，自己的责任田还是要自己操心，犁田耙地，粗重的活有好心的邻居帮忙，购种子、买化肥的事还需要亲力亲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2年秋种前，“徐老师”到安徽阜南购买化肥途中，因腿脚不便，躲闪不及，被化肥厂一拉化肥的“大解放”撞飞，幸亏同去邻居及时将其送到医院救治，才保住性命。可是司机的无良、医生的无德，使他遭受更大的不幸，治疗期间，司机买通医生，对症的药物不用，只给大剂量的输葡萄糖溶液，导致胰腺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患上了糖尿病。后以几千元的赔偿将其赶出医院。
　　 1983年春天，我和其他同事去看望已病入膏肓的“徐老师”，几乎失明的他一直流着无助、伤心的眼泪，一个劲的叫喊口渴，家属给他倒来一瓢热气袭人的开水，他“咕咚咕咚”一气喝完，倒没有觉得烫。长期服药，已使他味觉麻木。此后不久，还不及40岁的“徐老师”瞪着两眼离开人世，含恨九泉。第二年，无助的胡女带着两个孩子，留下一堆黄土和黄土下曾经的丈夫，改嫁到唐集村，重复着婆婆的命运。
　　 我常常想：假如当初“徐老师”榜上有名，会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假如被撞后，司机良心发现，医生本着治病救人的天职，结果会怎样？假如全社会多一份关爱，“徐老师”会怎样？假如当年政府给予老民师生活补贴或实行农村医保，“徐老师”又会怎样？一切假如，都只能是空想，如果现在还有记住或时常想起“徐老师”的，那就是对九泉下的他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