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拳头大的北瓜，十来斤豆角，五六斤土鸡蛋，几十年前不值几个钱，现在市场即便是绿色食材也值不了几个钱，然而她曾是我灵魂的寄所，是我童心敞向文明的使者，也是我童年时代最厚重的财富。我用岁月把她包裹得严严实实，深埋在心底。半生沧桑，跌跌宕宕，在我世俗狭隘的世界里，那一点点绿色折射出的光亮，温暖着我，抚慰着我，牵引着我，以至于我生命的火光再也无法摆脱对它的赤诚和缠绵！
　　
　　 一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夏季，我刚十岁。北方山村庄稼地里套栽的瓜秧和豆秧已经挂上果实，许多农户家已经熬过了初夏还要靠吃地窖里发芽的土豆、长黄苗的萝卜以及大缸底发酵过度的酸菜、落网的咸菜，或者用咸盐水煮黑豆下饭的日子，开始享受农民一年四季最鲜活、最滋养的生活。
　　 大姐从县里带来口信：第二胎在县医院正常分娩，是个女婴，一切安好，请家里人放心。母亲因坐骨神经和风湿性关节炎病痛已卧炕数日，听了这个消息第二天清早便像没病似的又给家里人操忙早饭，并下话等自留地第一茬蔬菜收获时只带我去县城看望大姐和新生的外甥女。
　　 虽然山村离县城只有十几华里，但村上有的孩子十几岁了都没去过县城，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去，可听了母亲的允诺，心里仍然像喝了蜜一样甜，像盼过年一样兴奋！更何况大姐是在县城一家国企上班，她们厂生产的陶瓷年年出口，职工有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的老兵，有从山沟里招来的金凤凰，有学美术专业的大学生，也有本县近年最优秀的复转军人，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的下乡知青，大多是充满鲜活生机的俊男靓女，他们无论在外型还是才艺上都是这个山地小城最靓丽的一道风景。听说还有外国代表团来厂里参观学习，省内外的各级领导或工作团只要到当地参加公务活动，当地政府都会创造机会让他们到这家企业观摩。当时大寨是全国农业的红旗，而这家企业不但是县里的标杆，就在本地区也算是响当当的模范单位。大姐是厂里的杰出劳模，在我幼小的心里她和大寨的郭风莲是齐名的。
　　 自从母亲发话后，我的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神秘的使命感，精神劲倍增。往日，我总是要和比我大三岁的三姐摊派着洗锅刷碗，可后来一日三餐不等大家撂下碗筷我就系好围裙开始干活，并抢着狼吞虎咽吃掉只有母亲在意的剩菜余饭，饭菜无论好坏，我都把自己肚子撑得饱满鼓胀，因为我确信只有吃得多才能拉得多，拉得多才能多产肥。平日，上早自习前总是在母亲的声声催促中闭着双眼贪婪地想多睡一会儿，那怕是多几分钟也很享受，可后来，人变得象着魔似的，不等天亮就悄悄地穿好衣裤，蹑手蹑脚地摸下炕，带着事先准备好的竹篮、柳篮、小铁铲、小水桶守候在大门口张望，一旦发现有人到村外北头小泉池挑水，就毫不迟疑地跟随其后溜到自留地。
　　 我家的自留地距山泉池只隔着一条小路，那时候村里经常有野狼出没，路上挑水的行人多了它们才有所收敛。
　　 自留地都是小块的梯田，我家有大小三块，合在一起计量也不足二亩。大哥是壮劳力，干完集体活，心血全用在经营自留地上，他里砌外垫，用石头垒好外沿，带着我花了一年多时间将旁边的荒坡拓出几块弹丸小地，把自留地总面积扩大三分之一。第二年种大白萝卜竟然大获丰收，收成高达八百斤。（家里用各种做法把萝卜吃了个腻，以至于在后来一段时间内我一闻到萝卜味就要哕。）
　　 生产队的土地主要是以公粮为背景的产粮区，农户食用的夏菜和冬备的绿菜主要依赖自留地保障，各家的情况大致相同，因此，在社情发展各个时期，从来没有人为此互相挤兑。
　　 溜到地里第一件大事是在黄花最多的瓜秧旁用小铁铲刨个坑，用力把憋足的一泼屎拉进去，包括顺路拣到的牲畜粪便也一并埋入。发现缺墒我就用小水桶从山泉池拎水往返瓜秧之间浇灌，然后谨慎地以瓜秧为中心用小铁铲快速仔细地铲锄地里的杂草，同时准确分辩可以食用的野菜和家畜喜欢的青草料，按各自的用途分别装进竹篮里和柳条编制的草篮里。手里忙着干活，嘴里还不停念叨着老师要求默记的课文。山村的孩子没有幼儿院可上，农忙时都尾随父母在劳作的田间地头戏耍，到了七八岁就能准确地分辩同株瓜秧雌雄花朵，虽然这时候还不能享受新鲜蔬菜，但鲜嫩的野菜和瓜秧上的黄花也能替代蔬菜对味蕾的诱惑。
　　 每天清早还让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是，下地回来跑到猪圈给猪添草，大黑猪闻声从睡梦中一骨碌爬起，肥硕的肢体总会象山猴子一样灵巧地趴在猪圈墙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友好又有点急不可耐地张着大嘴巴发出急促的“吭吭”声。紧接着我打开鸡圈的石门板，十几只鸡象冲刺般拍打着翅膀一拥而出，在院中追着我的脚步仰头“咯咯”地叫个不停，我把饲料青料一把抛撒出，它们便一哄而散，敏捷地朝食物奔去，清脆地啄食声，就好像向我致敬并不断地在说：“谢谢、谢谢！”
　　 大姐的小孩快足月时，几十棵的瓜秧大大小小也拖挂四五十个北瓜，尽管一半以上都被鸟兽侵蚀过，但精挑细选还是有十几个成色好的。盘绕在玉米青杆上的豆秧也由粉红色小花结出豆角。家养六七只老母鸡也特别卖力，二十多天母亲就积攒了六七十颗鸡蛋。母亲说经我这么一番折腾，家里猪鸡都比往日的日子好过了，鸡天天有新鲜野菜根梢吃，下的蛋比往日大了许多，猪毛又黑亮又顺溜，自留地的杂草除得干干净净，多少年来还没有这样长过脸。更庆幸的是，我一方面在劳动上表现积极，功课也没有落下，期中考试还取得全年级第一名。
　　 那天晚上母亲让我抓紧写完作业后赶快上炕睡觉，说明天要起早赶路。其实我在下午放学回家看到脚地那一堆新鲜北瓜和豆角时心里就明白进城的日子到了。我问母亲需请几天假，母亲回答顶多不超过三天。才三天啊，我都提前预习完一个礼拜的课程，把该背的和该写的作业都完成了，只能在大姐家住三天，我心里有点失落，写好请假条交给邻居同学，饭后也没有抢着洗锅就上炕睡了。
　　
　　 二
　　 能在县里住上三天，我算计着，第一天去大姐的车间看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外地来的那些女知青（大姐在彩绘车间，女工居多），她们说话象唱歌一样好听。第二天我给大姐要点钱到县城逛逛，先在理发店理个发，再去澡堂洗一个澡，然后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最好是战斗片），完了花几角钱美美地吃三个白面馒头，喝一碗豆腐汤。另外我再用自己拣废铁和跟大哥打槐树籽攒下来的钱，买一件印有“英雄少年”图案的白背心和一件青色短裤，夏天农村孩子能有这般装扮也可以说是既帅气又时尚。第三天就待在大姐家多干些家务活，比如扫地、洗碗、洗洗尿布之类。
　　 两三年前，大姐带我来她车间玩，就认识了那些知青。
　　 当时，上海知青对我说，上海虹桥机场比我们县城大得多，飞机比我们县城的楼房高得多。
　　 北京知青对我说，上天安门广场就能见到毛主席，而且说只要高兴天天可以爬长城。大会堂、体育场比整个瓷厂还要大！
　　 天津知青对我说，吃了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其它地方小吃都没味道。又说我们县瓷厂生产的陶瓷全都要经过她们口岸出口。
　　 西安知青对我说，西安的大雁塔比我们瓷厂的烟囱还要高大，西安的钟鼓楼成排的鼓面一旦敲响比雷声还宏亮，报点的钟声比上海手表还准。西安的扁扁面、羊肉泡馍、肉夹馍……一个个都好吃得很。
　　 我怕她们唬弄我，也毫不示弱地对她们吹嘘起来：“我家住的大山比上海大好多倍，山里的大鸟下的蛋比你们吃的白面馒头还大，小鸟儿唱的歌比城里的大歌星还要好听，夏季雨后的地软菜吃起来又滑溜又香爽。还有几种特殊食品你们肯定都没听说过，‘记心火烧’‘一米长的棒棒糖’‘搓板面’‘皮带粥’。”说到最后，我一脸诡笑。
　　 “你们城里人只有夏天吃冰棍，我们农村孩子在冬天经常唆大冰棒（冰凌）；我们老家早上爬上山顶能和太阳哥哥碰头，晚上爬树稍能和月亮姐姐握手。我们一年四季经常吃山鸡、野兔、野猪肉等美味，冬天再寒冷，喝山泉水也不拉肚子，特别是有好些种野菜都是珍贵的药材，吃了长力气、长个子、长智慧……”
　　 我越说越来劲，把山村传说甚至鬼怪故事添枝加叶地往出编。有意思的是，这些城里的知青听我这么讲，起初当笑话听，后来一有空都主动邀请我讲山里的故事。我也不管他们是故意逗我，还是真的愿意听，我把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东西继续添油加醋地发挥，反正我最后幸运地得到了参加她们工余时间小团体活动的资格，虽然只是在她们打球时负责拣球，她们拉琴唱歌时帮忙拎乐器、翻乐谱，她们下水库游泳时为她们看管衣帽鞋包，但她们经常把父母从大城市寄来的好吃的糖果或点心带来奖励我，实在没有可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职工食堂白面馍馍或者是包子也要给我留一个，而且说一定让她们的师傅我的大姐带她们去我们村早晨爬上山头和太阳哥哥碰碰头，晚上爬树稍和月亮姐姐握握手！
　　 只是，没几天她们就挖空了我脑袋里所有的故事储备，我不得不把其他大一点孩子才有的本领或者只有成年人才具备的技能都揞在自己头上，比如上树象猴子般灵巧，刨地鼠见洞就可甄别八九，用箩筐扣麻雀一次能逮十来八只，用地锚套野兔天天不落空，掏的鸟蛋炒香椿比皇帝吃的好东西都香……
　　 后来我回到村里把城里知青讲的话向老师求证，只有高小学历的老师（民办）也吃不准，就去讨教另一位在城里念过师范的公办老师，听这位老师讲知青说的话大多是真的，我心里非常愧疚，脸上也火烧火燎，决定这次再见到她们再也不胡咧咧了，其次不再接受她们任何“好东西”，自己已是大男孩，个子长了力气也长了，车间许多活都可以帮她们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