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社任家垴，一个仅有五百人的小小村落，却可代代出英才，辈辈有功名，千年以来，“文风”不衰，奥秘何在？
　　 革命先驱任悟僧就是任家垴人，曾号槐荫子。槐荫子，顾名思义，就是古槐庇荫下成长的子孙。三面二层土楼的任悟僧故居的大门外有三棵连体同根的老槐树。据说这老槐树来历不凡，是唐朝时任氏祖先亲手所植，槐树最枝繁叶茂时，在距任家垴五六外的和平村就可以望见，树的灵气远近闻名，时有久病不治者到老槐树下祷告求药，屡试不爽、百求百应，万分灵验，什么原因，谁也说不清，有待植物科学家去深入研究。历经千年的古槐老态龙钟，时有枯死的断枝从高空掉落，将树旁院落的院墙砸塌却不会伤到墙下的一窝小鸡。任家垴人都把老槐树奉若神明，树上落下的断枝从不捡作柴火使用，而是任其倒地令它自然腐烂。在他们心中古槐是他们村的保护神，世世代代护佑任氏后代，大兴风文，人才辈出。故而素有“文风村，无白丁”之说。千百年来，任家垴人在唐槐下，休闲、纳凉、集会、议事，任氏祠堂多次重修都筑于古槐旁，后来的村民委员会也建在槐树旁。
　　 相传自任氏长门起就崇尚文风，历经几十辈，一直传承至今。清乾隆盛世时任氏十五辈中的任毅然，博学多才，精通诗书，且文武双全，曾在太谷阳邑、李曼庄当私塾先生，可是学富五车的他文试科举，屡试不第，一怒之下就去投考武试，竟在一州三县（榆社、和顺、辽县）的州武场上中了武举，得了武贡生的头衔。这本来是光宗耀祖的喜事，可是他的太谷学生认为师出武贡生就丢了颜面，任毅然就因中了武举而砸了在太谷做塾师的饭碗。就回任家垴潜心研习武术，办起私塾，教习本族子弟。任氏二门第十五辈中的秉钧、秉铖乡试中秀才，秉忠、秉权州试中武举。时称“文武双全”的“任氏四秉”，皆出于他门下。此后，代代相承，文风大盛，任家垴的私塾成为远近州府县乡临村读书人游学从师的结集地。一拨一拨的读书人到任家垴拜师，一批一批读书人学成高中。任家垴村成为“牧童牛背诵诗经，秀才举子遍地生。”的文风村。
　　 自武贡生任毅然以下，任家垴的读书人考取功名在朝为官的，治国平天下，这可从任氏历代坟茔上的文武旺柱及各门先人祖屋脊岭正中的朝天兽和立龙牌得到印证。即使考取功名未出仕为官的，穷而独善其身，为人师表，为往圣继绝学，传万世之功业，在任家垴办学兴学。此文风流行于大清乾隆年间，鼎盛于大清中后叶。从重修于大清咸丰六年的任氏祠堂碑记可见，当时“另捐钱设立义学，以明立务之源，抑望后世之作养人才而已”，大清中叶任家垴多设义学。最多的时候，一村之内就有三四个私塾，授课教徒，学生源于本村学子与周边州府县村慕名前来的学子，可贵的是，所有学子，无论贫富，一视同仁，任家垴本村没有过分地位显赫的人家，乡民以能读书为荣，互帮互助，慈善济贫，使一村族人子弟在读书年龄都能受到诗书之训，这等深厚的文化渊源，或许是任家垴出读书人的真正原因，在他们的灵魂深处、骨子里已渗透着耕读文化的精髓，融入了唯有读书才可改变命运的观念。
　　 任氏第三门十七辈任国治是任家垴继任毅然后的又一名师，曾在桃阳村“四珍堂”教书，是位拔贡生（国子监监生），据说百年后曾有纱帽、玉带和蟒袍随葬。他之后的同治秀才任国藩，曾两度办私学，门生多为举人、秀才，如王宁村的常书定、和平村的周佛海、金藏村的李炳英。他之后又有清光绪秀才任国华曾在辽州州试，“一独五场州案首”，连续五次考取第一。榆社县中曾有四大英才——分别是周村的姚尔英、山晕的李堂英金藏的李炳英，任家垴的任国英。其中李炳英出自任国藩门下，姚尔英和李堂英出自任国华的门下。后来民国文人任文锦、任文彦也先后两度兴学办学，前面说的革命先驱任悟僧、任爱生兄弟皆为他的门下。师从任国治、任国藩的任文奎，曾在省立八中、县立一高小任教。当过书艺副校长。抗战中也办过私塾，村内当时的读书人都曾从师于他。任文奎的四个儿子，先后参军抗日，成为革命功臣。而今，任家垴读书人中从教的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人。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师。已成为任家垴人的一种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传承也许正是任家垴成为文风村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