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薛祥村，是关中平原上一个古老而又祥和的小村庄。村中最热闹的时节，除了每年扭秧歌过大年，就数一年一度的二月十九庙会了。
　　 村中的庙会源远流长，和村中的谷米寺古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说在宋代，有米姓人家逃难到此，谷令公因夫人过世欲绝凡心，看到米姓人的窘况，即把钱财接济给他们，便归隐终南山而终。后来，米姓人为了感恩，便把谷令公的衣冠和夫人的灵柩，合葬在谷米寺附近。每年的二月十九日，附近三村六社的村民敲锣打鼓到寺院里聚会、进香、祭神，悼念谷老令公。村里庙会就这样由宗教活动演化而成，也是附近十里八村乡亲们的“狂欢节”。
　　 村里的庙会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一个由贫穷苦涩、冷清萧条到逐步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过程。
　　 我们这个村子，是由罗古村和谷米寺两个自然村组成。而古会所在地的谷米寺村子不大，旧社会只有几百口人，现在人口也不过一千二三。可能是受谷老令公那种乐善好施传统美德的影响，这里自古村风纯正、村民善良淳朴。就在那个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年代，附近一些村民开始偷偷地做起小生意时，而我们村的乡亲们依然安安分分地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那“偷一斗，红旗手；偷一石，是模范；偷一火车皮，进京去见毛主席”的生活困难时期，村中乡亲们依然坚守道德底线，“以偷窃为耻，以热爱集体为荣”，勒紧裤带，不动集体一粒一粟，苦苦地在饥饿线上挣扎毫无怨言。
　　 那时村里修建了几百年的寺庙早已大部分被损毁，寺庙殿堂改为了大队部和学校教室，庙会仅仅成为了一种象征。到了古庙会上，只见衣衫褴褛的人们，有一搭没一搭没精打采地在大街上溜达，碰见熟人后，勉强挤出一点笑容，打声招呼便匆匆而过。古会上物资匮乏，寥寥无几的茶水摊、家具摊、小货摊，也很少有人问津；人们腰包空空如野，生产队里放了一天假，大家只不过是出来散散心、会会亲朋好友而已。
　　 那时，粮食统购统销，是不准进行市场交易的。偶尔，看见竹篮上盖着一块白布手帕卖麻花的妇女，便有人悄悄跟上，像作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躲到偏僻的地方进行交易，而卖蒸馍的人通常是蹲在村外的地头上做买卖，随时做好逃跑准备，以防市场管理人员追查。
　　 那时，正值我少年时期，眼巴巴盼着“过会”，可是，真正到了村上古会的这一天，也无非是能在大街上玩上半天，比平常多吃了一顿饱饭而已。
　　 后来，人们的生活逐步好转，但是乡亲们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日子并不富裕。当时，附近乡间有一句顺口溜：谷米寺，烂堡子，有（庙）会唱个烂（皮）影子，不是吹风下冷子（冰雹）。说来惭愧，集体经济不好，社员手中无钱，到了庙会上有时只能放上一场电影，或唱上一场皮影戏，就算热闹了一场。有一年庙会村里请来一台大戏，但天不作美，起初大戏正唱到好处，不巧戏台倒塌，扫了大家的兴，等舞台重新拾掇好唱到中间时，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星移斗转，光阴荏苒，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大地，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依靠勤劳致富，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烂堡子”建设成了一个富强文明的新农村，庙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里的善男信女东奔西走，重新修建了寺庙，面貌焕然一新，已经纳入宗教协会管理，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村里的古会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庙会。
　　 村中的庙会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将自己的儿女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每年春暖花开适逢村中古会之际，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游子只要有机会都会想尽千方百计回到故乡母亲的身旁，和亲人们欢度这难得的“节日”。
　　 二月十九古庙会，终于如期而至。这一天，村人早已打扫干净庭院，买来肉菜，蒸好面皮，炸好油饼，蒸好白馍，准备招待来赶庙会的亲朋好友。从清晨直到傍晚，村里人声鼎沸，走亲访友的，购物串门的，熙熙嚷嚷，热闹非凡。
　　 吃过早饭，村里的秧歌队在一片喜庆的锣鼓声中来到寺庙前，正式拉开了庙会的帷幕。随后，附近罗古村的乡亲们就会敲锣打鼓前来进香，许许多多的善男信女都会汇集到寺庙里焚香拜佛，只见寺院里香烟缭绕，铙钹齐鸣，鼓乐喧天，人群攒动，盛况空前。村民们满脸虔诚祈盼五谷丰登，家人安康。
　　 春风浩荡，十里八乡的人们决不放过这一年一度的庙会，潮水般涌向这里，庙会就成了人的海洋、购物的天堂。
　　 在家乡的庙会上，各路商贩和江湖艺人云集而来，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小吃摊点，百货铺面摆满了大街小巷，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高音喇叭、手持话筒中幽默的广告词不绝于耳。各种花卉占据了村子半条公路，牲畜、家禽交易也有一席之地，魔术、杂耍、纸牌、麻将摊被围得密不透风。寺庙前的秦腔舞台格外引人注目，吸引了众多的中老年观众，演员们粗犷豪迈、高亢激越的唱腔，台下不时会爆发出一阵阵的喝彩声。
　　 作为一个在外游子，我多次错过了家乡的古庙会，明天是个周日，恰逢今年故乡的古庙会，我和家人一起打点好行装立刻出发，去拥抱家乡的古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