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个精致而又沧桑的小笸箩，有脸盆大小，其实它是我母亲的陪嫁——针线笸箩。它曾经陪伴母亲六十余载，母亲过世以后，我把它珍藏下来，成为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追溯到更远时候，线笸箩是东北女人的必备物件，是女子心灵手巧贤惠能干的象征。所以，无论是女子长大还是出嫁，父母必定为女儿置备一个针线笸箩。
　　 母亲在十几岁时，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姥姥就给她置备了针线笸箩。那时她除了读私塾识字，还在家纺线，学做女红手艺等等。线笸箩里装着五颜六色的棉线、丝绸线、画样、鞋样、绣花撑子、尺子、锥子、剪刀、顶针以及各种型号的绣针、穿针。母亲最拿手的手艺是纺线，这个活计她一直干到出嫁。母亲说过，姥爷姥姥用她纺线赚的钱买了两个金戒指作为陪嫁，再有就是这个针线笸箩了。姥爷家当时在屯中是一户殷实人家，而我家父亲十几岁时就失去了母亲，我爷爷带着七个孩子艰难度日，后来有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姑姑和一个叔叔）先后病故。姥爷家和我爷家住前后屯儿，不免时常往来，便相中了我父亲的睿智能干，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父亲。母亲当时还不太愿意，主要是嫌父亲家里太穷。但她终究抵制不了姥爷的家长作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无法改变。所以母亲只得委屈从命。
　　 母亲带着陪嫁的两个戒指和线笸箩过门儿嫁给父亲，那年她二十岁，父亲二十四岁。但母亲的两个戒指却一直没舍得戴，说是给未来的儿媳妇留着，一人一个。那个线笸箩及线笸箩里的物件一样不少，一直陪伴着母亲走过沧桑岁月。待到我和弟弟先后出生已是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先前出生的哥哥姐姐都先后夭折，没有站住。所以母亲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常常念叨着这是她毕生的遗憾。
　　 我长到刚记事儿时，看到母亲的线笸箩就放在家里炕梢的炕琴柜上，母亲做针线活时信手拿来，但常常是在傍晚的煤油灯下。那时父亲工作在外，下乡一驻就是十天半月不能回家。母亲是妇女队长，白天带领队里妇女劳力下地干活，针线活大都在晚间来干。一家人换季的衣服，鞋袜都是在灯下赶做出来。我常常在夜静更深时醒来，于睡眼朦胧中看到慈爱的母亲或是在纳鞋底、上鞋帮儿，或是在絮棉袄、缝补衣裤，只那个针线笸箩默默无声地陪伴在她的身边。每当逢年过节换季，我穿上母亲做的新鞋，新衣服，那个温暖舒适、美滋滋的感觉不言而喻。直到今天，这种感觉犹在，不曾忘却；灯下母亲的慈爱身影犹在，不曾远去。
　　 逐渐长大的我耳濡目染母亲的勤劳俭朴、贤惠能干的风范，便学着主动替母亲担起一些家务。比如早起叠被子，比如扫地，擦拭家具和窗台卫生。十五六岁时就自己洗衣，下午放学时洗完衣裤放在炕头烘干，第二天早晨穿着上学。偶尔衣服破了喊母亲要针线笸箩，学着自己缝补，只是针脚大些。母亲见了微笑着夺过针线，用她纤细的针脚重新缝补甚是贴顺耐看。但我的勤快懂事倒是些许弥补了母亲没有女儿的缺憾。中学毕业后去部队当兵，我在母亲针线笸箩旁边学到的针线活派上了用场。每逢星期天拆洗被褥，缝补军装，我都是一把好手，许多战友都借了我的光。所以，我被战友戏称为一排二班的“大家闺秀”。
　　 文革那年，母亲作为妇女队长也要“上楼”接受批判。一天深夜，母亲突然从噩梦中惊醒爬起，招呼我说，孩儿，明个妈妈还要“上楼”，你和弟弟可不要害怕啊！第二天母亲去大队“上楼”，我带弟弟上学。放学回来发现家里叫造反派给抄了，炕琴柜被翻个底朝天。母亲珍藏的一串铜钱和两个金戒指被造反派掏走了，说这是“四旧”残余。母亲的针线笸箩也被掀翻在地。我把线笸箩及散落的物件一一拾起，忐忑不安地期待母亲“下楼”回家。傍晚母亲“上完楼”回来，连夜去找造反派的头头讨要戒指，反复说明那两个金戒指是自己用纺线的血汗钱买的，好说歹说颇费了一番口舌才要回来。而那串铜钱却不知去向。母亲怕造反派反嘴再来，就把两个戒指托屯中一个“老客”到城里的银行给当了，五块钱一个，总共才当了十块钱。
　　 后来父亲用这十块钱买了一分红松木料，找木匠打了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一个炕琴玻璃柜。待到三十年后我奉调进城举家搬迁时，把炕琴柜送给了本家的叔伯大哥，写字桌我带着，舍不得送人。因为在这张桌上我做完从小学到中学的作业，后来又用这张桌子在灯下复习功课考上大学。我没有辜负母亲那两枚戒指延续下来的殷殷希冀。最是那炕琴柜上母亲的针线笸箩，我一直带着，还有里面那些针头线脑儿等所有物件一直珍藏不弃。在我眼里，它就是母亲的象征，它就是家。有它在家就在，母亲就在，母亲的伟大品格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