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读汪曾祺的《苦瓜是瓜吗？》：“最爱吃苦瓜的似是湖南人。有一盘炒苦瓜——加青辣椒、豆豉，少放点猪肉，湖南人可以吃三碗饭。”觉得亲切得不得了。汪曾祺是江苏高邮人，他的老师沈从文是湖南人，怪不得汪老师在他的作品里老是提到湖南人，可见汪曾祺对我们那的偏爱。
　　 苦瓜味苦，清热。湖南人喜欢清炒苦瓜，切几棵辣椒进去，辣得满头是汗，却还一个劲地嚷嚷：“不辣不革命”。有的人家炒苦瓜，快要出锅时，加点豆豉，每次不多放，调味用。豆豉黑不溜秋地像羊屎粒粒，不起眼，味也是苦的。
　　 小时候，常看见外公在房前屋后种苦瓜。苦瓜的种子都是头年精心挑选出来，用废纸包好，平时搁在干爽的地方。在乡下，废纸不多见，上次外婆包种子的纸，用的是外公枕头下一本枕了好几年的《红旗》杂志，连封面都泛了黄。外公平时自己卷烟都舍不得用，外公说：上面的中央社论，不能随便撕，撕错了犯法。
　　 外婆每年留的种子分好多种，有丝瓜、南瓜，还有毛冬瓜，每样都不多，只有一手窝的。外公在门前用锄头锄出一个个土坑来，一脚掌远一个，外婆跟在后面一粒粒地放，跟放金蚕豆一般。培上一层浮土后，外婆总要用脚在上面轻轻踩一下，外婆的脚丫子还没有我的大。我负责去坡下的池塘里担水，一担不够，两三垄地，得挑五六回。我每次去挑水，趔趔趄趄的，差点摔到田里去，外公说我是在跳“芭蕾”，到底城里来的伢崽。外公让我少挑，我挑的够少的了，多了我也挑不动。
　　 家里最有力气的是满舅，他那年才二十岁出头。满满一担粪在他肩膀头上，“嘎吱嘎吱”地响。粪是自家猪栏里的。起粪的活，每年都是满舅。过了年，满舅拿了钉钯，穿了雨鞋，在猪粪栏里“酷嗤酷嗤”地走。“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施过肥的苦瓜秧，长得快。
　　 没几天的工夫，叶儿从松软的土里探出头来，东张张西望望。再过些日子，藤蔓四处爬，长的十多公分，短的才一手拃，带着卷儿。外公开始忙着给苦瓜搭架。藤爬到哪，架子就搭在哪。外公家的木格子窗棂上，每年都会缠上去几枝藤蔓，翘着脑袋钻进了屋子。搭架简单，用山里捡来的枯树枝，也有用细竹棍的，五花八门。我们那，杉树用得最多，杉树上有刺，扎手，鸡鸭猫狗不敢在菜园子里乱窜。
　　 苦瓜开黄花，五瓣儿。
　　 苦瓜表皮疙里疙瘩的，不中看。
　　 苦瓜不好储存，现摘现吃。苦瓜放两三天，转圈儿有了深红色，身子骨软塌塌地，从中间划开，里面是籽，红籽，红得吓人。按汪老师的说法又叫“癞葡萄”，真的像。
　　 苦瓜只能炒了菜吃。苦瓜不粘灰，好洗，在水里撸几下就行。洗好了的苦瓜丢在砧板上，连瓤带籽全部抠掉，打斜切片，再撒上一把盐，揉，使劲揉，揉出水来，再用凉水冲一冲。揉过了的苦瓜没有那么苦，吃起来也没有那么生硬。
　　 苦瓜苦，小孩子不怎么愿意吃。大人说：吃了苦瓜，不起热痱子，不生痘。此话一点不假。我在南方长大，从来不注重打理，更没抹过什么高级护肤品，皮肤却一直很好，很少长疖子、脓疮之类，省了不少的化妆品钱。
　　 袁子才《随园食单》指出：炒青菜须用荤油，炒荤菜当用素油。很有道理。我们那炒苦瓜时，搁猪油，很少搁得起肉。那个时候，猪肉得去街里的肉铺称，七毛九一斤，凭票供应。
　　 乡下以前装荤油的罐罐，自家土窑烧的，紫色釉面，透亮。左边盛油右边装盐，上边有耳，能拎起来，方便。我在乡下住过八年，从来没见过外公外婆什么时候往里添加过，以为那玩意永远使不完。
　　 北方也有卖苦瓜的。不论斤，论根卖。粗一点的，长一点的，卖到三块钱一根，五元钱两根，冬天夏天都是一个价，不涨，也不跌。市场上，老头老太太询了价，专挑个大的拿，不吃亏。
　　 北方人吃苦瓜，大多凉拌。用水焯，滚一个开水，捞出，拍两瓣大头蒜，撒几粒细盐，配上酱油醋，香油四五滴便可。脆，不怎么觉得苦。
　　 苦瓜真不应该算瓜，瓜果桃李都能生着吃。
　　 小时候我们那吃瓜，都是切了片吃，按人头分。西瓜还好说，十多斤重，每人五六块，吃到最后，肚子滚瓜溜圆。苹果、梨、桃子都小，切不了几片。一人一片，不够塞牙缝。老妹没出生前，我是家里的“老疙瘩”，享受特殊待遇，每次吃水果，由我先挑，其次才轮到哥，最后两片连核带籽的，归了父母。那时我还没听说过“孔融让梨”的故事。
　　 在我印象中，从小到大我没单吃过一个苹果、梨、桃子，就连桔子也是剥了，分着瓣儿吃。大人们都说：吃独食的孩子，没有人喜欢。现在生活好了，家里现成的水果，媳妇不送到面前想不起来吃。
　　 为这事，媳妇没少数落我：看把你能耐的。真应该让你穿越到从前，再回去过一段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