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又外出打工了，随同我的远房亲戚二叔。活儿是由与他连桥同村的老高联系的。
　　 那天早上，我与二叔坐客车到他连桥的家，晚间老高跟我们见了面。老高个头不高，五十多岁，长挂脸，黝黑透红的皮肤，布满褶皱。说是修铁路，不太累。每天就是靠时间，磨蹭活儿，谁都干得了。而且保吃供住，日工资55元，在当时普通打工者行列中也算不低。
　　 “去吧，错不了！”老高似乎很诚恳地说，“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好几年了。我这么大岁数都能干，你们更没问题”。并约好次日早一同乘车。我们一行十六人，当然都是陌生的同乡。各个背着行李包，拎着兜囊，乘车到达本市，再买票坐火车去往沈阳站。最终到了沈阳市虎石台镇柳岗子工地后，我们才晓得原来就是铺设铁路的力气活儿，统称“线路工”，而非轻闲的保养工。后来也便明白，老高是为了给大老板多拉来些工人，而得到些实惠（比如干些轻巧活，或从老板那儿得些报酬），才没跟我们新人说真心话。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是2008年3月13日。就是在那一天，我开始了我的工作。那是一条新建的铁路线，距宿舍及伙食点不太远。往返步行，用不了多大工夫。水泥枕木、钢轨，从东往西铺设。石子打底，由铲车推到路上，再由人工来找平、做形。起初不太明白，偌大的石子堆，用锹戳，不仅吃力，一回还戳不了多少。用四齿耙挠，结果也特别费劲。后来看见那些老工人，三个一伙，俩人一串，尖锹的木把上都拴着条粗绳，一人持锹抵在石子堆上，另外一人或两人拽绳子，三人协调用力，合起石子来既快又省劲。熟话说的好，“劈柴不照纹，累死劈柴人”！一天下来，我们这些新工人汗流浃背，蓬头垢面，累得要死。看来，做任何工作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接下来的几日，我们边做边学，算是适应了许多，但毕竟是合石子的体力活，吃苦受累是必然的。
　　 起初各个方面还好，二三十人住在一个空房子里。睡的是通长的板铺，铺着厚草垫，允许插电褥子。早餐大米饭吃多少盛多少，菜是黄瓜片汤，顿顿还有咸芥菜条，有时中午还可吃顿白面馒头。工时大约都是早6点至晚6点，中午两小时吃饭休息时间。然而，活儿毕竟是特别累，仅仅一两天工夫，同我们一起来的四五个老乡就不堪重负，纷纷打了退堂鼓，悄然离去。若是如此，即使干了十天八天，那工资自然也就打了水漂，老板无论如何不会给结帐。我们几个能够忍痛坚持下来的，是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不想半途而废。
　　 初来乍到，心里本来就落寞，再睡电褥，活计又那么累，真好似火上浇油。十几天过后，我们的嘴唇便都起了水泡，身体还一阵阵地冒虚汗，有的工友甚至腰酸腿痛，只好用药物维持。持续地持锹合石子，我的右手鼓起了筋包，手腕不敢太用力。然而，又不得不忍耐、坚持，期待辛勤的付出，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
　　 最初还可以，三月份15天半的劳动工资，于4月10日就给开了，只押十天的钱。见到薪水之后，多多少少加强了我们在这里继续干下去的信心。然而好景不长，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意。当工地转移到辽宁省大石桥市之后，工时便延长了很多。起早吃过饭，坐小火车厢，去往火车站内的施工地点。中午不回来，有老板的轿车负责来给送饭菜，吃过饭紧接着就又开始忙碌，整日几乎是连轴转。
　　 在这里，我与同乡老臧合伙换枕木。也就是将原火车道上的一根根陈旧的枕木抽出来，换作新的钢筋水泥枕。计件活儿，照日工比，每天不但可以多挣二三十元，而且还少了那些工队长的管制与呵斥，算是有了一定自由。而干日工时，工人是得不到片刻休息的，工队长们的眼晴会始终瞪得溜圆，盯着我们，无论你多疲惫，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工资还不会多给你半分文。
　　 4月22日下午下雨，被迫停工。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困在帐篷里，环境潮湿阴暗。室内空气污浊，地面狼籍一片，无人清理。我的心情逐渐抑郁起来，看这阴雨绵绵的天气，没有转晴的迹象，心里不觉生出思乡的念头，愈想愈烈！恰好还有个同伴，于是说走就走，次日一早，我便收拾好行李，放在一旁托老臧照看，拎着绿兜，同那木的同乡小刘步行来到几里外的火车站。就这样，帮家里种了几天地，28日又急匆匆地返回大石桥继续换枕木。
　　
　　 【二】
　　 换枕木，顾名思义，就是把铁轨下的旧枕抽出来，把备好的新枕木穿进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因为那枕木早已不是过去使用的木质枕木，而是用钢筋混凝土打造的既沉重又坚固的水泥枕，严格些讲，应叫“轨枕”。那不但需要消耗体力，而且这过程里还需要技巧，甚至反应能力。首先要用锹耙把欲更换的枕木一侧、两头及底下的石子合出去，深度要适合。太深，则浪费时间和力气；太浅，枕木又拽不出来。第二步，用专用铁扳子拧开枕木两头的螺丝，摘下扣件，使枕木脱离钢轨。因石子合得并非太深，要使枕木一头的螺栓顺利穿过钢轨，就需用粗细适合的长铁管一头，套上螺栓，借用杠杆的力量，向一侧用力一扳，将枕木放倒。紧接着就是抽枕木了，用撬棍抵住枕木一头，将枕木向另一头移动，待螺栓恰好通过轨底之后，再用铁管将枕木重新翻正。
　　 这时就要派另一对工具了，用条短绳系上一个铁环，两人合作，各人一个，套在螺栓上。屁股朝着枕木头露出来的那一头，双手拽住短绳套，随着口令“一二、三！”两人瞬间将枕木稍稍抬起，并往后窜，直到后一个螺栓抵住钢轨过不去了，再用铁管将枕木放倒，借用撬棍把它撤底撬出来，放在不碍事的地方。穿新枕木的时候，就是同于抽枕的方法，将枕木放倒，待一头螺栓过钢轨之后，把枕木再翻正，两人用铁环将其用力挪移。
　　 新枕摆正之后，若使枕木头紧挨钢轨，就需用杠杆力量，用撬棍将枕木头撬起，一人按着撬棍，另一人则迅速地安扣件，这样抽出撬棍，枕木头就不会落下来了。如法炮制，另一头枕木头也这样做，最后再用扳子将两头螺丝用力拧紧。当然，枕木仍要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不但轨距要一致，枕与枕之间距离也必须精准。最后一道程序，就该将石子重新合回去，填满枕木空，做好道床。而且枕木底，尤其枕木两头，要用大镐夯实，也叫捣固。铁路上还备有专用的人工汽油捣固机，方便实用。
　　 所说的换枕木要有迅捷灵敏的反应能力，这条也非常重要，毕竟不同于合石子。因是计件工资，反应能力强弱，决定着劳动效率，即换枕数量和质量，挣钱的多与少。比如人家两人一天换十五个枕木，你俩却只换十个，显然赚不过人家。辛辛苦苦外出打工，说到底，还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儿钱养家糊口么！所以，在实践过程中，就必须不断磨练自己，每个程序该做什么，下一步该干什么，都要力求做到心中有数，手随心动，忙而不乱。况且，若是在铁路“封锁”的情形下，时间是固定的，不容你耽搁，必须要在解除封锁、开始通车之前，提前换完枕木。若因一根枕木没完工，而影响火车正常运行，那责任是谁都负不起的。好在这种“失误”绝无仅有，因为在换枕之前，要由工人向队长自报所换枕木数目，做到心中有把握，在预定时间段正常完工。
　　 最典型的一次换枕经历，是在抚顺市铁路段。那时候我们这些“换枕精英”（换枕这活儿不是任何人都能做）住在沈阳东陵区一座大空房子里，里边有床，铺着草垫。夏季蚊虫猖獗，所以每张床上都要挂上蚊帐。每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就听大厨老胡粗嗓门喊：“开饭了！”一声惊醒梦中人，工人们忙睁开双眼，穿衣吃饭。为预防工人们干活时中暑，每每这时，老胡还会烧一锅绿豆水，大伙几人一塑料壶，抢先去灌。倘若迟了，那绿豆水也就淡了，因为老胡会续些清水进去。吃完饭之后，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往抚顺工地。
　　 换枕木本来就是最苦最累的活儿，怎奈铁路封锁点却又偏偏定在了下午一点到三点。时值盛夏，阳光晒得人浑身滚烫，即使不干活，常人在这个热点上暴烤也会受不了。可是，却有如我们这样的“疯子”们，居然如野兽般，天不管地不怕。早晨带着工具，坐客车到达换枕的铁路段，积蓄力量，耐心等候。队长给每组工人分配枕木数，记在本子上。
　　 每组工人四到五六个人不等，自行搭伙。待13点钟封锁时间准时一到，随着穿着黄马夹的防护员一声令下，工人们立马冲上线路。合石子、卸扣件，抽枕木（300多斤水泥枕）、抬枕木、穿枕木（400多斤水泥枕），忙得不亦乐乎，有如抢险，热火朝天，奋不顾身。工人们脚上大都穿着军用绿胶鞋，鞋底带奶头旮瘩的那种，抗磨防滑。身穿黄马夹、大裤头，有的脖子上搭条湿毛巾。有的人的一侧肩膀，印有一块厚茧，显然是经常换枕抬枕木所致。汗水很快湿透了每个人的头发，顺着脸颊、脖子，不住地往下淌。即使这样，每个人也不可能休息片刻，大口地喘着粗气。此时此刻，时间真的就如同生命一般。
　　 偶尔，拎起旁边的塑料壶，拧开盖，一仰脖，掫到嘴，“咕咚咕咚”就是一阵灌。水流进肚里，仿佛立即就以汗的形式，从皮肤上的每个毛孔眼里钻出来。几个人感觉还没喝几口，那壶便见了空底。接下来嗓子仍旧像冒了烟一般，却只能忍受着强烈的干渴，直到将枕木换完，彻底完工。人们撤到铁路两侧，之后，捣固车缓缓驶来，将枕木下的石子夯实，道床做好。15点，列车准时通过。那一个多月，那三个小时魔鬼般的拼搏，就是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回到住处，我们便可以用脸盆痛痛快快地冲冲冷水澡，除去全身的汗渍、灰尘与污垢，舒服地躺到床上。
　　 “天有不测风云”，那样炎热的日子里，我们似乎也期待着来那么一些毛毛雨。然而，过犹不及，仅有那么一次，工人们静静地等着封锁时间的到来。不料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躲也没处躲，藏也没处藏，任凭冰冷的雨水浸透衣衫，脚下穿的，也就成了水鞋。那场雨带给线路工的，并非清爽舒适，反倒是冰冷所致的哆嗦与颤抖。等时间一到，我们顾不得湿衣服贴在身上的痛苦感受，不得不冲上前线。一旦投入到忘我的劳动之中，便抛弃了冰冷，浑身上下，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三】
　　 由于老板是给中铁九局某项目部做事，包了不止一处的铁路活，所以哪个工地缺人手，就需把工人转到那里。为了节省时间，不耽误活儿，老板也不顾工人的感受，往往都在夜间行动。我们是2008年5月4日零时乘客车去往内蒙古甘旗卡的，凌晨到达目的地，当地工人们已经上工。在车上整夜未休息好的我们，按队长的命令，把行李兜囊扔进帐篷里，在户外简单吃了点饭，紧接着就开始了繁重的劳动。此工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属通辽地区，即甘旗卡与伊胡塔两镇之间，新修双线铁路，我们负责的路段长约四公里。
　　 这里土地辽阔，人烟稀少，方圆尽是些连绵起伏的大沙丘，像是一座座小山，上面杂草丛生，猪毛菜、狗腿子等植物居多，此外更多的则是山杏树，少量的野生榆树和杨树。劳动之余，偶尔摘几枚山杏放进嘴里，酸溜溜的，直“倒牙”……
　　 铺铁路的体力劳动尽管特别辛苦，但有时我们也会苦中作乐。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工友，外号徐老大，四十多岁，长得倒不大，黝黑的脸，给我的印象很深。徐老大肯吃苦，为人很随和，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人，却爱自我调侃，自言自语。上工或下班的路上，扛着一耙一塞，或一把铁锹，冷不丁地大声冒出一句：“甘旗卡，是真凄凉，大咸菜，睡板床，不见小姑娘……”。工友们一听，无论身心怎样疲惫，总会随着他哈哈一笑，并称赞道：“徐老大，你太有才了！”
　　 受其启发，我也偶尔在日记本中写一些打油诗，忙里偷闲，也读给其他工友一乐。比如：“苦为线路工/命令必服从/一朝行动晚/罚你半天工，辽南有个大老刘/做菜就是不放油/有时饭也煮不熟/辽北有个大老张/顿顿就熬白菜汤/喝得工人直晃荡/干活直往路上躺/火车一过遭了殃/差点命丧去西方”。
　　 辽南的大老刘，饭菜做不熟，这显然是他和他老婆（其实是他的“相好”）疏忽、失职所致，苦的是这些工人，生饭、夹干饭，或窜烟，难以下咽，但还得空着肚子照常干活。老刘，40多岁，凸顶，脾气有点倔，每次给工人打菜都是一人一小勺。有一次，一位年轻的工人，要求他再给多打点儿，老刘便发了火，说道：“我就这打法，爱吃不吃！”听说在彰武县工地，有一回老刘没把饭煮熟，就盛给大家吃。有位姓马的工人一怒之下，便把菜汤倒在了厨房门口，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菜，都是集市上卖得最便宜的。有段时间，每日三餐，顿顿煮胡萝卜汤，大盆咸菜也都是切成块儿的胡萝卜，一咬还牙渍渍的。后来，工人们总结出一条“真理”，要想知道市场上什么菜最便宜，只需看我们在吃什么，就会一目了然！至于每顿做什么菜，这他们可没有主动权，当然是老板买什么就做什么；主食，除了大米饭，再见不到别的。当然厨师无权也不可能向老板提出改善伙食的意见，何况他们都与队长级别以上的人共餐，伙食顿顿令有安排，虽谈不上山珍海味，却有酒有肉，饭菜可口。因为老板承包的是中铁九局七公司的铁路工程，偶尔有那么一次，项目部犒劳老板，分给老板两只寒羊。因为工地偏僻，老板也不可能用轿车拉回家去独自享用，所以只好就地屠宰，让大家“有福同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