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古已有之，泛指读书之人。说是泛指，却也不是书生的全部，更多的时候是指那些官场之外的民间精英。在古代，似乎读书人中尚未显赫发达的，人们才称之为书生。而那些聪明伶俐，在书中能读通官场经营之道的，人们更愿意用官场的尊称——大人、年兄、恩师等。这样，在朝和在野，基本上就成了书生和官人的分水岭。当然，处庙堂之高也有铮铮铁骨，处江湖之远也免不了蝇营狗苟、见利忘义，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从春秋战国唐宗宋祖一路考察来，人们口中的书生竟是贬义多于褒义，至于弹奏凤求凰的司马相如、奉旨填词的柳三变、西厢记里的张生、秦淮河畔的侯方域等是否还算是书生，史上没有人下一定论，只有另当别论了。
　　 到了晚清，由于官场腐败，卖官鬻爵，科考一途维艰，书生一词在民间便滚了一身的污泥浊水，尤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甚。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便成为了腐儒书生的典型代表。正像古代官宦之家对于不孝之子的痛斥——“辱没门楣”一样，弄得书生很难抬起头来。
　　 一直到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书生们才算抹净了灰头土脸的形象，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谭嗣同、陈天华、秋瑾，让人们又一睹了书生的胆气和豪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慷慨赴死让人心胸澎湃；“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鉴湖女侠的豪气肝胆让须眉男子的书生辈也自叹弗如；而陈天华，为了警醒世人，竟投身大海，让人肃然起敬。五四烽烟燃起，学生们纷纷走出课堂，为国家危亡而奋臂疾呼，甚至前赴后继，喋血而亡也在所不惜，真正体现了书生心目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想主义情怀。并由此诞生了中国青年的节日——五四青年节。其实，个人以为这个节日还应该加上一群人——变成“五四”书生青年节，这个节日是由一群大学堂里的教授书生们肇始的，作为一名有情怀、有担当的书生，也不应该忘掉了这个节日，并以此为荣。
　　 那时的书生，可以纵论古今，可以雄视天下，正像从湘江河畔走出的一名普通的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所吟诵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才应该是一名真正的书生的心胸和旨趣，理想与追求。
　　 一直到我们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情怀，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入世情怀还流风甚盛，很多学生的日记本和留别赠言上，都有着这样美好的期许。那时的我们，在各种活动中，纵论天下大事，颇有一种担当天下大事舍我其谁的底气与豪气，虽脱不了学生的天真和稚气，但我们的人生追求，却由此而定位。为了自己心中的目标，也确实在学业上、在经世致用的学问上，下了不少功夫。也由此，八十年代，才被人们称为最后的理想主义的时代。那时，我们的意气中还有还有中国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还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我们的底气还有天之骄子的骄傲，还有以学问报国的热情。
　　 在《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的封底，列出了很多“和八十年代有关的常见词”及“和九十年代直至现在有关的常见词”，可最要紧的无非前面几个：属于八十年代的“激情、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而属于九十年代直至现在的则变成了“现实、利益、金钱”。再简化一点，无非就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截然出现了一道分水岭，这道分水岭的出现，和两件大事有关，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大学扩招。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经济模式、思维方式和西方文化；大学扩招，几乎人人都可以考大学，但大学生毕业后却不得不自己去闯社会，找工作，让大学生失去了天子骄子的底气与自豪。但仅仅这些，可能也不足以把书生的理想主义情怀逼上穷途末路。压死理想主义和书生意气这匹强韧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蛰伏了几百年的封建官场文化和劣根文化的异军突起，《丑陋的中国人》、《厚黑学》、官场权谋术等，还有历朝历代列为禁书的《金瓶梅》等一批枕边书，直接将书生意气和理想主义打入了死牢，代之以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和脸厚心黑、官场钻营的大行其道。拜市场经济法则所赐，中国从此消灭了禁书，从前神秘的一切事情，竟荡然无存。
　　 从此，官员可以潜规则，导演可以潜规则，教授可以潜规则，考官可以潜规则，甚至连教师、医生、慈善机构都可以潜规则，“潜规则”畅通无阻，一介书生和老百姓只得被“潜规则”。领导们忙于政绩、高升，教授们忙于学术造假、挣大钱，学生们忙于找关系、找工作单位、搞对象，时不时地还要给潜规则让路，哪里还会有书生的“意气”和书生的“底气”存在的土壤呢！
　　 其实，比市场经济和国外文化更加可怕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审核制度的放开和被“潜规则”，书商和官员们的这一次勾肩搭背，这一次“潜规则”和“被潜规则”，直接导致了国人道德底线的断裂和封建腐朽文化、外来色情文化的泛滥，甚至今天官员们诚信的缺失和大面积的腐败，都和这一次文化的退守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今天的书生，我们不想拿他们和谭嗣同、秋瑾们去比，也没法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去比，时代不同，每一代知识分子都会有自己的使命。那么，浪费了国家那么多的教育资源，浪费了父母大半生的积蓄，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去读书，至少应该有一点出于公心和正义的自己的独立精神和看法吧，至少应该面对种种的仗势欺人和欺世盗名，有一点维护老百姓的知情权的抗议和说法吧。否则，读了那么多书，只从中汲取了敲门砖、钻营术、厚黑学，然后在官场混出自己的光耀门楣、锦衣玉食，弃苍生于不顾、视弱势群体如弊履，搞政绩，贪污受贿，那么我们真要为这样的教育方式而悲哀、真要为书生这一称谓而悲哀了。
　　 在文化学者和诗人何三坡的博客上，我看到了美国人乔姆斯基的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共同且重大的责任是：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在这一意义上，我愿意把真正的书生和知识分子对等，他们应该负有同样的使命，即坚持独立的精神，发现并告知社会真相，不屈从于外在的压力，为弱势群体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抗争。而这样一个崇高的使命，恰恰是被我们今天读书人所普遍奉行的明哲保身和见利忘义而“弃之如敝履”了。也是，在在敢于提出异议的书生普遍没有话语权，在真正的书生不受重视、生活艰难的环境里，让一个食不果腹，难以维持温饱的“书生”去维护正义，去冒着生命危险挖掘真相，何其难哉！
　　 西方有一种说法——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现在，这个“良心”真的是越来越“珍惜”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今天，虽然真正的书生凤毛麟角，但他们还是存在的，还是在秉持着传统书生以天下为己任、不惧怕来自体制和权贵的压力，让大众了解真相的职责的。一直以来，我特别佩服崔永元和一批人对转基因食品危害真相的深度调查，佩服他宁可辞职也坚持自己的观点的做法。特别佩服屠嗷嗷们在实验室里不计名利坐冷板凳研究学术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独持己见者，更多的担当社会责任者，更多的像居里夫人那样不计名利的科学家，我们希望把真相还原给百姓，为老百姓和弱势群体仗言发声。
　　 有人说：“在中国社会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对峙中，理想主义赢得了前一百年的胜利，未来的一百年则是属于实用主义的，而八十年代则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其实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都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需要书生意气，需要书生重新擎起手中的理想主义旗帜，需要一批秉持社会良心的书生与利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对抗。所以我们的学校教育要恢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意识，我们的体制要给有个性、有追求的书生更多的宽容，能够听进更多的不同意见；我们的媒体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监督社会的不公正和个别人的欺骗行径、腐化堕落；我们在体制内的书生们也要多一些理想情怀和担当，少一些个人私利的考虑。全社会共同来将书生的底气撑起来，让书生重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越和浪漫。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民生活的才能顺畅、有尊严，社会的底线和良心才不会成为筛子和无底洞，书生才能不枉负了一生的追求和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