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个农村老太，八十有三，眼不花，耳不聋，脚力尚健，除了记忆不如从前，并不觉得老迈。
　　 母亲虽不识字，但兴头却很时尚。去年，媳妇问她的心愿，她说想旅游。话一出，着实令我们新奇，没想到她这把年纪了，还有这新潮的念头。媳妇说，“妈，好好吃饭，把身体保养好，一定带你去旅游。”
　　 母亲的饭量不大，过去也不喜欢喝酒，自从媳妇说保养身体后，她的饭量大了起来，听说酒能活络血脉，几十年不沾酒的她，居然也在每顿饭前小酌三杯，尤其是早餐，二两牛肉面条，一碗热腾腾的黄酒往桌上一摆，她有滋有味地把汤汤水水喝个精光。我们知道她是在为旅游做功课。
　　 母亲说，“沾你们的光啊，这酒真好喝，喝得满身都热乎。不旅游都快活。”
　　 她没文化，她的语言中没有幸福的词汇，幸福对她来说就是快活，但他笃信生死在命，富贵在天，快活是一天，愁苦也十一天，活一天就高兴一天。
　　 今年，我们来到珠海过躲冬天。在襄阳飞广州的航班上，我问她，“怕掉下去吗？”她满脸婴儿地笑：“你们年轻人都不怕，我怕个鬼。我那湾子好多人火车都冇做过，我都坐飞机了，我比他们快活多了。”
　　 那天去广州白云山，在上山的电瓶车上，母亲见满山的葱绿，曲径通幽的小径，涂红描绿的楼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问我，“这是不是菩萨住的地方？”
　　 我说，这里没有菩萨，你就是我们的菩萨。
　　 母亲斜了我一眼，半是幸福半是愧疚：“我活过份了，花你们的钱。你们也老了，还把我当活菩萨供。”
　　 下了电瓶车，导游把我们集中在一棵遮天蔽日的古榕树下交待事项，母亲摸着树干上的一块铁牌，问我上面写的什么。我说，“这是它的户口本，上面记的她的生辰八字。这棵树有120年了。”她不以为然，漫不经心地说，“城里的树都享福，农村的人老了，自己都得不晓得子丑寅卯了，儿女们也记不得老子哪天生。这兜树也长成精了，比你爷爷还老。”我说还有比它更老的。她说，“那就是祖宗了。”
　　 在下山的缆车上，她时不时左顾右盼，畅快地笑着，“这吊车真稀奇，象菜棚里吊着的葫芦，还能自个儿跑。”我说这叫缆车。母亲说，“城市人真会改名字。好吃懒做，坐在车上偷懒，用不着爬上爬下。”
　　 缆车里同行的一对夫妇还在为与导游的争执而气恼，母亲开导开了：“事都过了，还想个么事呢，这要几快活有几快活。老想不快活的事，还不把人愁死了。”
　　 那女人也乐意接茬，“这阿姨心真宽。”
　　 “人的心就拳头大，装不了几桩事，装了苦愁就装不下快活。”
　　 他们没有回话，但从他们的眼神里，能够读出对母亲的欣赏。
　　 母亲从不怯场，掖不住心事藏不住话，想到哪说到哪。在回广州的路上，导游用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讲段子。母亲除了她的乡音，什么话都听不懂，导游不厌其烦地唠叨让她心发躁，忍不住的她突然大声冒出一句，“别嚼牙巴骨了，躁死个人！”
　　 导游问，“阿姨，您说什么？”我接过话头，“阿姨要你讲普通话。”导游懒得理会，不管不顾地继续着他的胡编乱造，母亲只好私底下发牢骚：“这狗日的比我们老家村长讲话还有中气。”
　　 次日，是个小雨天，海风横吹，细雨斜穿。在田盐港去沙头角的游轮上，母亲执意坐在顶层，我担心她着凉，要她到底下的密封舱，她不肯：“不碍事的，你姆妈过去在湖里打水草，也冇伤风感冒过，这点小雨算个鬼？我要站在高处看个够。这么好地方下辈子都来不成了。”
　　 我指着远处的山峦对她说，“那边是香港。”她一脸不惑：“都说外国好，连房子都冇得，好个鬼？”母亲是错把香港当外国了。
　　 本来是要带她去香港的，因为没来得及办边防证，没能成行。那天去珠海的路上，我对母亲说：“您认不得字，我说珠海是香港您也不晓得。”她说：“到哪里玩都不是一样的？快活就够了。”她想起了前天去中英一条街，一条逼仄的街道，不到300米长，走起路来磕磕碰碰。那天，在中英界碑旁，我告诉母亲，这边是深圳，那边是香港。母亲用手一比划，“就这一掐长？屙泡尿都不够。”母亲见我又提起香港，随口应道：“前天不是去过了？一条猪肠子街，还没有我们新堰河（她老家的集镇）热闹。”
　　 从广州回来后，我问母亲：“你还记得在广州玩了哪些地方？”
　　 “忘了。”
　　 “那不是白玩了？”
　　 “记得有么事用？反正是快活了。”说着说着就从布袋里掏出照片，一张一张地看，“回老家了买个镜框子挂在墙上，想你们了，瞅上一眼。”
　　 想我们了瞅上一眼是实话，自然还有得瑟的成份。
　　 母亲的旅游，没有我们现代人旅游后的遗憾和失落，她的幸福就在路上，快活就在当下，她的朴素比之我们所谓的文化人内心既存的得失观，似乎要实在许多。想想自己过去埋汰她的固执、她的封建、琐碎，都觉得了无资格，我们自我欣赏的所谓智慧、达观，有时候远不如她的风景靓丽。
　　 我媳妇见她兴致不减，说，“天暖和了带你去北京。你去吗？”
　　 “去！去！去看毛主席，看天安门。”
　　 北京在她心里，没有过多的信息储存，除了毛主席、天安门，还有她的两个在北京工作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