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12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笔下流泻出来的这广为流传的名句，是否实有所指，我并不知道。翻看了一些资料，据说是因游览汝南县天中山而来，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看来我暂时无法得到确切的考证了。但用这两句话冠称坐落在唐山迁西县境内的景忠山，倒也十分贴切和恰当。
　　 1872条石阶从山脚铺排至山顶，一级级石阶似捻开的书页，记录着这座天下名山的历史变迁。石阶旁的小草、野花迎风摇曳，在斑驳的光影中，撩拨着芸芸香客的身影。游人沿石阶缓缓而上，风景似画幕徐徐展落。层层殿宇，道道茶棚，在苍松中掩映，在鲜花中灿烂，在雾岚中飘忽，在霞光中浸染。
　　 景忠山地理位置独特，西距北京180公里，东望渤海160公里，北靠长城仅10公里。
　　 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古代历史中是十分重要的，极具战略意义——西卫京师，北御胡天。事实上，景忠山的历史正是与蓟镇的历史紧密相连。
　　 蓟镇是明代长城沿线设立的重要军镇之一，距今不过400多年的历史。那么，蓟镇之前呢？景忠山在蓟镇之前的历史呢？
　　 景忠山北向，至长城间，流淌着一条大河——滦河。
　　 山的存在总是早于河流，但山的历史却往往不如河的历史丰富，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也许因为河水孕育生命，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人的因素丰富了河的历史。就考古发现而言，滦河文明已经上溯到了7000年前，西寨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灿烂的文明碎片，已经印在了滦河历史年表的封面上。
　　 我们不知道，7000年前的景忠山是何等姿容，应该就像眼前这样吧，蓊蓊郁郁、自然祥和。只是，那时的景忠山，没有紫烟缭绕的香火，没有摩肩接踵的香客。
　　 还是从古籍中寻找吧。
　　 其实，我们在古籍中寻找的，无非是景忠山尽可能遥远的历史上限。明之前的古籍记载景忠山史略的并不多。景忠山早于明代的历史还是显得十分漫漶。《永平府志》是一部较为全面记载永平府治下历史的权威著作。从书中，可以找到有关景中山的些许记载。但我们也只能约略知晓，景忠山始有建筑，是在宋代。
　　 宋时的景忠山，正属辽国疆域。契丹人马蹄如雨，呜咽着大宋家国的春梦。
　　 宋之后的千年，景忠山的视线里，充满了多个民族的征战、和亲、通商……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出于防御蒙古以及后来逐渐壮大的女真的需要，自明中叶起，明王朝开始大规模兴筑长城。特别是“土木之变”，让明王朝的神经愈加紧张，瓦剌、鞑靼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为了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明王朝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全线划分为九个防区，建起辽东、蓟州、官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座重镇。即九镇，亦称九边。蓟州，也就是蓟镇。蓟镇防护之地，“左山海，右居庸”，三面环围京城，被看做九镇之首。
　　 史料记载，蓟镇治所最初设在桃林口，后移驻狮子峪，最终定址三屯营。这时，已是明天顺二年。公园1458年，时任蓟镇总兵胡镛。
　　 景忠山就在三屯营正南，一公里不到。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景忠山确立了与蓟镇的关系，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这种关系变得挺越来越紧密。
　　 明朝初年，景忠山即建有三忠祠，奉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三人皆以精忠报国流芳后世。景忠山建有三忠祠，显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那么，这最初的三忠祠是民建，还是官为？是否就是胡镛呢？
　　 胡镛离任后108年，明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明朝历史上的大英雄戚继光来到了景忠山脚下，任蓟镇总兵。
　　 这一驻，就是16年。
　　 正是戚继光，让景忠山“景仰忠义”的精神得到传承和光大。
　　 戚继光不仅多次登临，拜谒三忠，更亲自撰写《告景忠山三忠祠》。此后，戚继光又在景忠山建忠烈庙，祭奠阵亡将士。
　　 从蓟镇治所移至三屯营到明王朝灭亡，历186年，77任总兵。景忠山下，留下了蓟镇万千将士们的铮铮剑鸣，萧萧马嘶。
　　 景忠山，几乎成了明朝蓟镇将士的精神家园。
　　 濡染了汉人精忠报国思想的景忠山，在明王朝灭亡之后，竟然又得到了清王朝的垂青和眷顾，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
　　 明王朝的万里长城最终没能挡住满洲八旗的金戈铁马，长城之外的这个民族轻易地跨过了长城。并且把新王朝的版图向北扩展到了今天的西伯利亚。长城，那时成了民族与民族的门槛，而不再是一个王朝的围墙。
　　 从景忠山的际遇，我们似乎可以看出这个王朝的胸怀。天下，尽入吾彀中矣！想来一个拥有如此广大家园的王朝，也该有着空前的心胸，虽然这心胸是被淋漓的鲜血撑大的。
　　 民族习俗的强制灌输与文字狱的泛滥，让汉民族的抵触达到了极点，就连秦淮河上美艳香君的桃花扇都被溅上了殷殷鲜血。足以想象，这种对抗曾经是多么强烈。
　　 杀戮，不能让任何一个民族屈服；怀柔，倒有可能换来一个太平盛世。清王朝的统治者最终聪明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怀柔，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精神。
　　 在胡镛之后，戚继光之前。一位蓟镇总兵——马永，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在景忠山顶发起了迄今此山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碧霞元君殿。
　　 碧霞元君，全称天仙玉女泰山碧霞元君。道教认为，碧霞元君“庇佑众生，灵应九州”，“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是道教中的重要女神，也是中华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
　　 对道教的尊崇在宋代颇盛，至明代时，碧霞元君不仅在民间有着很高的信仰，在宫廷皇族中，也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就在马永倡建景忠山碧霞元君殿前17年，明正德皇帝就曾派员赴泰山致奠碧霞元君。
　　 可以说，到明代时，景忠山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样本。
　　 一山之上，儒、释、道共存！
　　 儒、释、道，合而生“和”。
　　 一个“和”字，触动了清王朝统治者的心弦。
　　 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这不正是理想社会之大同吗？
　　 于是，皇帝的目光投向了景忠山。
　　 顺治帝最先叩响了景忠山的山门。
　　 顺治好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当顺治迈开踏上景忠山的那一步时，或许不全是为了参悟“人生”之禅，他一定是去寻觅，寻觅心中的理想，寻觅“天下”之禅。
　　 他要让自己的行为成为一个感召，感召刚刚被征服的这个民族。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佛法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到头来，竟然是自己被感召了。
　　 山以僧名。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景忠山上一位高僧走出修行了九年的山洞，与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会面，一僧一帝进行了一番对话。景忠山的历史在这一页被皇帝的御笔做了批注。
　　 这位高僧就是性在。
　　 关于性在与顺治的这次会面，性在本人有明确的记述。后来，性在还被召入京城供养，与皇帝讲禅。顺治与性在在景忠山的那一段对话，更被赋予了传奇色彩。
　　 在后人的传说中，性在是因了对顺治的恭维，而赢得了皇帝的欢心。
　　 对话是否如传说的那样，已不可考。但性在“由石室出谒，对诏称旨”确是史实。这次对话不仅让顺治“数为动容”，更在之后赐名性在“别山禅师”。“别山禅师”应该是满清王朝立国后，第一次给予一位僧人的皇封。一位皇帝尊称山野修行的一位普通僧人为“禅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别山禅师两次奉诏入京，会同多为高僧，与顺治研讨佛法经理。
　　 顺治时期，中原民众反对满族人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尽管有众多汉人效命清朝，但从大的方面来说，这种隔阂依然根深蒂固。宗教，或许是破除这种隔阂的最佳选择。
　　 因了别山禅师的缘故，顺治帝多次赐银，重修景忠山庙宇。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倾心佛法的并不少见，但如顺治这般虔诚，乃至最后把自己遁入空门，堪称千古一帝。
　　 顺治对景忠山倚重日甚，后来立储玄烨，也要来景忠山问卜。被立为太子的玄烨即位后，对景忠山情感殷殷，倍加垂青。康熙数次进山朝香，御笔题写匾额，敕令修整山路，拨给田产帑银，赐金娘娘、大藏经。皇帝朝山，万民自然追捧。顺治、康熙朝时，景忠山声誉鹊隆。
　　 景忠山，这时已成为顺治、康熙名副其实的“家庙”。清王朝“配天治世”的理想，通过景忠山传导给了普通百姓。
　　 明朝之前，蒙古族人建立了元朝；明朝之后，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两个少数民族相隔276年分别在中华大地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在汉民族正统思想的冲袭下，元朝风雨飘摇地只维持了93年，满族人自然不愿意重蹈元朝的覆辙。吸取元灭亡的教训，满族人开始用心打造统治中华的宝典。
　　 “六龙行处万民欢”，康熙帝实现了自己的治国理想，营造出中国封建王朝罕有的盛世景象。
　　 景忠山，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其文化发展的鼎盛。
　　 景忠山香火绵延数百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的冲击波触动了景忠山的神经。10多年后，来自地壳深处的地理冲击波——唐山大地震，震动了景忠山的身躯。两次冲击，让景忠山不堪重负。承袭千年的宗教文化出现了断裂，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古建筑损毁严重。又过了大约10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人们的信仰更加多元。景忠山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开始修复和重建。我们今天看到的景忠山庙宇建筑，多是修复之后的。景忠山新的容颜，难免裹挟了现代色彩，但这是不要紧的，景忠山灵秀的自然风光依然，丰厚的文教文化底蕴依然。
　　 叩问山门，必有所悟。景忠山是神奇的，无论迈上哪一级石阶，无论进入到哪一道神槛，你都能感觉到，你是在沐浴无上之光，承受菩提之风。在无量的佛光照耀下，你可以和遥远的古人对话，你可以倾听历史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