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我毫无来由地想到把曾经读过的关于狗的小说全部翻出来，重读一遍。我最先找到的是屠格列夫（1818-1883）的名篇《木木》①。
　　 木木是一条带黑色斑点的白色小狗，农奴盖拉新遇到它的时候，它正“在岸边淤泥里打滚”，他把它捡回来养着，她渐渐地强壮起来，好看起来。“她多情地依恋着盖拉新，从不离开他一步。”“她觉得好象只有在盖拉新的顶楼里她才是真正的女主人，所以她走进屋子里来，就马上带着满意的神气跳到床上去。”总之，“她”和盖拉新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
　　 可是，木木恩人的主人发现了它。她命令跟班司捷潘把木木捉来，设法逗她，可是木木猝然掉转头来，露出她的牙齿。太太连忙缩回她的手。木木的命运就这样定了。第二天，司捷潘奉命把她从盖拉新身边偷走，到市场上“拿她卖了半个卢布。”可是，她又逃了回来。盖拉新想着怎样可以把它藏得更好，最后，他把她整天留在顶楼里面，他只是偶尔进去看看她，夜里才把她带出来。但是，它还是发出了叫声。凑巧就在这个时候，太太正发过了一阵神经紧张的毛病。“‘哦，哦，我要死啦！又、又是那条狗。’”
　　 管家自认为领会了太太的意思，对盖拉新的顶楼组织了一次决定性的进攻，准备抢出木木，然后把她处死。——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俄国人总是把平常事当希罕事看，显得格外郑重。出乎意料地，盖拉新决定由他自己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为她买了肉汤。等木木吃完后，他划着船把她带到河里，“脸上带着一种痛苦的愤怒，他把他拿来的两块砖用绳子缠住，在绳子上做一个活结，拿它套着木木的颈项，把她举在河面上，最后一次看她。……她信赖地而且没有一点恐惧地回看他，轻轻地摇着尾巴。他掉开头，眯着眼睛，放开了手。”
　　 然后，盖拉新逃离了太太的庄院，回到了老家。
　　 显然，这是一条温顺的、感情丰富而专一、女性化、爱上了人而且至死忠诚到底的狗。可是，她的爱情却是一项错误，因为她的主人竟然为了发泄他对主人的怨愤亲手把她杀死，而不是带着她一起逃离。但是，我理解屠格列夫作出这种处理的苦心，因为他想表现的其实不是狗，而是农奴对地主的愤怒——想在这方面取得好的效果，即悲剧性的效果，就必须毁灭一些东西，尤其是美好的东西，这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或者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惯技——在他那里，狗仅仅是一个道具，尽管他把它写得象一个活的女人一样。
　　
　　 无独有偶，在中国当代文坛也出了这么一条女性狗——严歌苓的《爱犬颗勒》②。在被一群文艺兵屠戳整个家族时，它因幼稚可怜而得以幸存，后来居然成了文艺兵们的朋友和救死救难者，再后来，因为咬了文艺兵们的司令员的小孙女，它被将军派出一班的兵力执行了死刑。在它垂死挣扎时，它最好的朋友小周仁慈地补了一枪，解除了它的痛苦。——多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啊！此时，“它的脸变得象赵蓓（一个在军车上和小周做过爱、被遣回原籍的女文艺兵）一样温顺。它闭上眼，那么习惯，那么依赖。”
　　 我感觉，这条“狗”在用自己的命运控诉将军的虚伪、残暴和荒唐的同时，似乎也在向我们传达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一个心愿：即使强势阶层把钢刀捅进弱势阶层的心脏，弱势阶层也应该“那么习惯、那么依赖”。说实话，我不喜欢这样的狗，尤其当我想到我也是中国人、而且是一名普通教师时，就更是如此。
　　 此外，这篇写狗的小说似乎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两个取向：历史与性。写历史、尤其是历史上的皇帝公主王公贵族，既可满足现代中国人济身贵族行烈的渴望，又回避了政治或者附庸于政治的风险，的确是一项高明的选择。写性呢？——现实多的是什么，就写什么呗，管它恶心不恶心呢，随大流总没错。
　　
　　 经过前面的阅读，我对狗的本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翻了R、K、班拉扬（印度著名作家，1906—）的《瞎子的那只狗》④。它风采平凡，好斗，是贫穷落后的印度街头一个小混混的化身。后来，它遇到了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它向乞丐讨吃的，“瞎子轻轻地抚摩着狗，从耳朵摸到尾巴，然后说道：‘你多美呀！跟着我吧。’
　　 不久，照顾瞎子的老太婆死了，而“这只狗的生活也起了新的变化。”市场里卖带子的小贩——我怀疑作家是把他当成那些以人道主义的卫道士、或者以反恐怖的领袖自居的国家来写的——很同情瞎子，就送了一条带子给他，把那条狗系住了。这番举动在使瞎子的收入急剧增加的同时，也给狗带来的深重的苦难，“它失去了原有的面貌。一月又一月，它的胯骨凸了出来，它的肋骨在日益失去光泽的皮毛下历历可数。”
　　 见此情形，三个多事的小贩开了一个会（也可以看作一次峰会吧！），“看见这只可怜的狗奴隶般地干活，我就心痛，我们能不能想点办法？”另一个说：“这个混蛋开始放债了……为了追逐金钱，他已经成了魔鬼。”于是，在狗为了得到一块骨头而极力挣扎的时候，“卖香料的小贩走过去，一剪刀铰断了带子。”
　　 狗自由了，瞎子“没有讨到一个子儿，象坐牢一样坐在角落里，本来一两天就要死了。”可是，在关键时刻狗又自己跑回了瞎子的身边，乖乖地让瞎子用铁链锁了起来。为什么呢？瞎子说：“只要能在马路上找到一点废物充饥，它就会在外游荡，可是极度的饥饿又把它赶回我的身边，但它再也不会离开我了。”卖带子的小贩说：“只有死亡才能拯救这条狗了。”——也许，发动一场战争帮助它解脱、顺便把瞎子也除掉是符合道义的。
　　 这条狗让我明白了，狗并不是生来就喜欢做奴隶的，而饥饿可以让它自觉地改变爱好自由的本性，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舍弃狗的尊严。这方面人与狗似乎并无二致。
　　
　　 《牧羊人和他的狗》，③（作者维莱什•彼得（1897-1970），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故事主角是小狗米期科。小狗总是充满好奇与热情的，但是，热情与盲目总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小狗米斯科在百般奉承主人并忠实地履行职责之后，却因一时得意而犯了错误，受到了主人的毒打。这顿莫名其妙的打触发了它对命运的思考，最后，它接受了狗的——奴才的命运，象瞎子的那只狗一样。
　　 作为陪衬，在这部作品里还有一条牧狗萨乌。——对比也是小说家为增强效果而百用不厌的方式之一。
　　 萨乌是一头大绒毛狗，它的思考与小狗菲尔奇的稍有不同。“当它听见菲尔奇的呼叫声中夹杂着牧杖的飞舞声和咒骂时，它先是朝那儿眨巴了两下眼睛，看到底出了什么事，然后站起来走开了。它想，离开愈远愈好，围观打架总不是一件好事。走到一定距离，它又蹲下，等着看主人将怎样处治自己，会不会也遭到和菲尔奇同样的命运。看看没什么动静，它又躺下。……它很本份，人们给它吃，它就吃，不给它吃，它就走到牲口棚阴凉处躺下；夏天那儿特别凉爽。”它认为“狗的祖先本来就是最聪明的榜样，它们从来不奉承那些暴君和愚汉，但它们仍能活下来；如果它们死去，也绝对不会是因饥饿致死，而是被枪弹击毙，或者染上什么可怕的疾病而亡。”
　　 显然，萨乌对自己的禀性、命运和生活方式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结果，它不仅比菲尔奇活得自在，而且也避免了经常遭受主人的打骂。它使我想起了作家们，他们也便是这样与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的吧。也许，彼得竟是把他自己化成了这条狗，写进了自己的作品里？
　　
　　 在《一个科西嘉式的复仇》⑤里，短篇大师莫泊桑讲述了一个令人热血沸腾、或者寝食难安的故事；保禄•撒维里尼的孤苦伶仃的寡妇的儿子安瑞“被尼可拉•辣伏拉狄不顾信义地杀死了”，她独自守着儿子的尸体很久，然后对儿子说：“放心，放心，将来一定有机会替你报仇的，你可听见？”
　　 可是“象她那样衰弱得离死不远而又没有谁帮忙，究竟怎样个复法呢？”
　　 快活的呜咽使母亲突然得到了一个主意。她把快活系在一个收容屋溜水的破木桶里，让它饿了两天。第三天，老婆子在木桶前扎了一个草人，她在天井里生了一炉柴火，靠近狗窠边去烤香肠。随后，老婆子用那条热气腾腾的香肠给草人做了一条领结。把这套布置搞完之后，她才解开了系狗的链子。“那畜生骇人地跳起来，一下就扑着草人的脖子了，接着双脚伏在它的肩上开始去咬。……把那整个一条脖子撕得稀乱。”
　　 两个月后，她改用一个手势教它扑到那草人身上，竟无需乎在草人的脖子上藏什么食物了。她带着训练好了的快活出发了。找到尼可拉•辣伏拉狄之后，“她就放松了她的狗，高声喝道：‘去，去，咬，咬。’那只饿得发了疯的狗扑过去，咬住尼可拉的脖子。”
　　 显然，这是一条自然形态的狗，因为受了残酷的训练，就象现代军营、警营里无数正在经受严格训练的狗一样，不由自主地成为人类极端行为的工具。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个生活于荒岛上的穷老婆子，竟然懂得用改变狗的习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还成功了。我想，大师大概只是想借此提醒人们：即使是最衰弱无力的人，也可以找到最直接、甚至是最科学的反抗方式吧。
　　
　　 我坚持认为，世界上最悲惨的狗莫过于《报应》⑥中的杰克。杰克是一条大斑点的圣贝拿尔犬，非常不幸地寄生于一位“名气很大的外科医生”阿伊鲍立特家里。阿伊鲍立特幸运地弄到了“我”（一个死于车祸的来莫斯科打工的年轻人）的尸体，他“纯粹是为了科学”——观察意识从人向动物转移的过程——把“我”的属于个性部分的脑细胞植入杰克的脑部。小说主要描写“我”成为人脑狗身的怪物后的心理感受，和运用人类的智慧设计报复阿伊鲍立特，“幸福”地得以逃往森林的过程。
　　 在作品中，杰克在“被人做过手术后的动物意识”是通过“我”的切实感受表现的：“从杰克身体里流露出的感觉，也和我上面提到的感觉一样——沮丧。但这是一种远比我的强烈得多的伤感，连一丁点的理性火花都没有，是仅仅在黑暗之中才有的惆怅——不理解所发生事情的缘由，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生物性的惆怅。……主人对待杰克，心狠手辣，丧尽天良，而杰克对此却不知所以然。它的反应之强烈远超过我。我在它的感觉的汹涌浪潮中，自觉地退却下来，我无占据这副身体的企图。这条被关进厚厚的栏杆里的圣贝拿尔狗，用它的牙齿紧紧地咬住铁一般硬的树条。这是一种忍无可忍的疯狂爆发。只有这样，我们俩似乎都觉得好受些。”
　　 请注意，一旦平静下来，“我要反抗。我们为驾驭身体而开始争斗起来。两个不幸的、本来就没有外壳的精神为了这骨肉组合的、毛发蓬乱的躯体竟然斗得不可开交。“——优秀作家必须为典型人物选择典型环境，而这位作家把典型环境选在狗脑里，的确是一种突破；但是，单纯从写作方法看，现代所谓科幻似乎仍未脱出现实主义的范围，仍如屠格列夫的写作一样。
　　 “在这场动物的野蛮情感与人的理智的精神冲突中，理所当然，理智战胜了野蛮。现在杰克比过去显得更加可怜巴巴，它被迫退到我的意识的最角落，隐蔽起来。我将它原有盘踞的领地吞并下来，成了狗的主宰。”接下来，“我的大脑的电脉冲逐渐战胜了杰克的，所以我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驾驭它的波动。”最后，“杰克的意识已荡然无存，彻底消失。”阿伊鲍立特的科学观察结论也证实了“我”的看法，他肯定地说：“杰克的意识已经不复存在。”
　　 读完这部小说后，我很想看一看俄文原著，——这个愿望肯定是无法实现的；我不懂俄文。说实话吧，我很希望作家或者翻译家，在写杰克的精神结局的时候，把“不复存在”改为“被窒息了”，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能至少在知觉领域不会因为如此清楚地看到人性冷酷的极限而对自己深怀恐惧。
　　
　　 恐惧确实存在。现在，当我把阅读这些关于狗的小说所得到的印象在电脑里整理出来时，我的头脑里浮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狗的命运（是否也包括人自己的命运呢？）变得越来越糟。紧接着，我还清楚地意识到，人对自身本性的冷酷侧面的认识由表及里，越来越深，逐渐接近可能达到的极限。
　　 不错，我的这种认识仅仅来源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小说（包括科幻小说），可是，我毫不怀疑它们对人类意识的反映的客观性。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们本本都是由人写出来的。我感到困惑的是：究竟是人、还是人所创作的这些小说（包括其它形式的文化载体），在推动人对自身本性的冷酷侧面的认识，不断接近那个可怕的极限？我感到很迷惘。
　　 依我的看法，人们还是把这些书全都找出来，烧掉为好。
　　
　　 资料来源；①《木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的《外国短篇小说选》;②《爱犬颗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03短篇小说》;③《牧羊人和他的狗》新华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东欧现代文学丛书•匈牙利短篇小说选》。④《瞎子的那只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外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⑤《一个科西嘉式的复仇》，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⑥《报应》，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五期《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