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罢教师节，我又想起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张绪珍老师。
　　 我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从公安路小路，直接分到武汉八中读初中的。那一年，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们这一届没有统考，是就近分配的。一开学，就开始学工，到市郊参加干打垒劳动。学校靠近铁路，我们每天早上去，下午回，坐的是铁路上的通勤火车。劳动了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记不得了。劳动结束后，回到了学校。记忆中，沒有看见课本，也沒有上文化课。无非是在校园看看大字报什么的。
　　 我们太小，像羊一样，圈在学校里。学生到了学校，班主任是有责任的。因此，张老师每天陪着我们。能带学生的老师，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不是谁都有这么好的差事的。
　　 那时，革命师生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我们是一年级的新生，刚刚够参加串连的条件。说来见笑，串联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懂。这是革命行动，不参加不行。同学们自由组合，七、八个人一组，到全国各地去搞串联。那个意思是，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借力革命。我参加活动迟，是张老师把我们最后的七个同学安排在一起的。为出不出去，我父母商量了几天，把时间耽误了。我们当时十三、四岁，除了在街上和学校看看大字报，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是年底从上海返回武汉的。我们返回学校时，已经停课闹革命了。我们像打开了圈门的羊，在校园到处跑。看看大字报，看看教育革命的新动态，有时跟着高年级的同学起哄。胆子大的同学，也参加什么组织，到社会上去闯荡。我不勇敢，不敢当革命小闯将。一年多的时间，学校的行政组织瘫痪了，张老师也无所事事。她只能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们这些稚气未消的学生，生怕我们弄出什么麻烦事来。她旣担心，又不能说什么，多难啦！搞不好，妨碍革命小将参加运动的帽子，戴到了头上就不好办了。这么一折腾，学生箍不住了，像放散了的鸭子。
　　 第二年十月，党中央发出了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文件，要回学校了。最辛苦的是班主任，要把学生从社会上拉回来，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记得刚入学时，我们的教室在一楼最左边。等我们重返学校时，已经是第三学年了。我们的教室也到了三楼，紧靠楼挮口，是三连七排。那时，国际形势紧张，全民皆兵，学校按民兵的建制管理，排其实就是过去的班级。
　　 刚返回学校时，班上只有二、三十个同学。有许多同学，都是张老师从社会上一个一个找回来的。有的同学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不想上学，张老师一家一家地走访，劝他们回学校上课。即使学不到什么东西，总比在社会上晃荡好些吧。在那个混乱的情况下，张老师是很不放心我们的。在她的努力下，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学校。张老师为我们返校，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今年年初，她在电话中告诉我的。
　　 去年底，当年的高中同学聚会，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同学相见，青丝不再，两鬓霜添；恍若隔世，相视无语，感慨万干。我突然又萌发了寻找张老师的念头。当年，张老师三十六、七岁，文静瘦弱，不知现在怎么样。从留校当老师的同学那儿，打听到张老师健在，我好高兴。
　　 一天，我拨通了张老师的电话。先向老师问安，然后聊天。我和老师都很激动，聊了一、两个小时。有许多事，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找学生返校就不必说了。每天的朝读，张老师喋喋不休地讲一个多小时。说的无非是当时报刊、广播上说的教育革命的形势；再就是指出我们的不良的东西，要我们学好的品德；最后少不了叫我们好好读书。天天朝读如此，我的耳朵听起了茧，心里好烦。要知道我们去上学的学生，算是比较听话的，少数不上学的又听不见，张老师为什么天天要这样苦口婆心地说呢？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紧随潮流，人云亦云，她不这样怎么行呢？张老师告诉我，她是教数学的，极不情愿每天啰啰嗦嗦地说教。但是沒有办法。原来，她的言不由衷是当时的形势所迫。最让我感动的是，对我们当年下放到襄阳去的同学，她因病沒有亲自去送，感到内疚，先后说了两、三次。我告诉她，我去了襄阳，同学们安排得很好。就这样，她还是说去送一下就好了。我想，她也许是想一一叮嘱，她才放心一些。
　　 那年，每班百分之二十的同学升高中，我也在其中。那时，我比较听话。是不是因为这让我读高中，我不知道，也不好意思再问。不管怎么说，多读了两年书，对我的人生，无疑是有好处的。我真的很感谢张老师。
　　 总想找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一下张老师，因初中毕业后，几乎沒有联系，找起来困难，未能成行。昨天教师节，又想起了张老师。再不能拖时间了，找不到同学我自己去，了了自己的心愿。
　　 愿张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