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庄子很快就要变成一片田地了。只是，那眼机井还在。和机井一起存在的，是崖背下一口口被废弃的老窑洞和一堵堵光秃秃的老土墙。
　　 说起老庄子的搬迁，是爷居住的老屋，邻居八爷和八婆两条人命和炳娃叔用两条腿换来的。那一年，谷雨刚过，一场接一场的雨落得庄稼和人几乎发了霉。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八爷家的窑洞坍塌了，八爷老两口和他们的小儿炳娃叔被埋在了里面。整整两天两夜后，全村人手忙脚乱把他们从土里刨出来了。我清晰记得，八爷和八婆是用粗布单子裹着抬出来的，人早已咽气，肠子肚子掉了一串串，惨不忍睹。炳娃叔虽然存活下来，但两条腿被塌断，只能坐轮椅了。听大人们说，等日子好些了，可以给炳娃叔安假肢，行动能好一些。
　　 炳娃叔三十出头，他是半夜里听到八婆和八爷的呻吟声披上衣服冲进去的，结果二老没有救出来，自己也落下终身残疾。家里没有了壮劳力，年纪轻轻的炳娃婶子脸上布满愁苦和忧伤。在乡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她的命，她得认。
　　 不过，因了八爷和八婆的死，很快，整个村子搬迁的事情提到村子里的大事上来。那几日，每天晚饭后，村里马房前面的空地上围了很多人，都在议论新庄子应该落在何处，咋样搬迁才能都合大家伙的心意。
　　 商议的结果是新庄子得分两块。原因是塬上的平坦地和塬下的坡地、沟洼地都得有人种，这是多年村子的格局造成的。以老庄子为界限，上一个架坡，紧挨一队和二队的那些平坦地，也有我们三队一部分庄稼地。下一个坡，沟沟坎坎，坡坡岭岭，只属于我们队上，自然由我们耕种，这样一来，为避免上下奔波，新庄子肯定得两块。也就是说，老庄子里的人很快要被分割。分割出来的新庄子有两块，一块在塬上，一马平川，且和二队、三队为邻，很热闹。另一块在塬下，要种一垄又一垄的梯田，自然要费力，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决定谁家上塬谁家下塬时，只有抽签了。
　　 爷代表老张家抽签，他很幸运，抽到了塬上。老张家皆大欢喜，那种欢喜是难以言说的。比如，终于不用麦子割倒了，一捆捆装到架子车上，父亲架车辕，弓着脊背，母亲肩膀上套着绳子，像牛一样拉着拽着，我和妹妹撅着屁股，在后面使劲往坡顶上推。当然了，也不用将瓣下来的玉米棒子，用背篓一下一下从沟底背到沟口，累得满头大汗，龇牙咧嘴，哭爹喊娘的，浑身跟散了架似的。一想起这些，别说父亲母亲、二叔三叔，二婶三婶，连同我们几个孩子们都个个满脸喜滋滋地，像中了头彩似的。
　　 乔迁新居那天，正是我拼了全身气力跨过独木桥的日子，两重惊喜。亲戚们提着成串的鞭炮，拿着鲜艳地绸缎被面来祝贺。母亲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父亲提着几瓶西风老白干，一条金丝猴，乐滋滋地从商店回来，紧接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来，惹得后院的牲口和前院的狗也喊叫起来，热闹地狠。
　　 我一边帮着父母招呼亲戚，一边瞅着崭新亮堂的新屋子，几分恍惚又几分陌生。在这之前，我不止一次眼巴巴地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住进大房子，有着白净的墙面、敞亮的窗户、还有属于我和妹妹两个人的私密空间和热炕头，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大抵是父亲和母亲前前后后辛辛苦苦奔波盖房的时候，我正在黑色的七月里挣扎着，故而，我对爹娘四只手死命刨出来的这座新院落，就像自己消瘦的身躯突然裹了一件宽大簇新的衣裳似的，虽然也有惊喜，但更多是恍惚。甚至，当我一个人独对那鲜红坚硬的一砖一瓦，一檩一椽时，感觉少了一直住土墙泥瓦房带给人视觉和心理的习惯与温和。
　　 不习惯的还有爷。虽然他对自己能抽到上塬的签很高兴，但真正要离开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庄子，他心里还是有很多不舍的，毕竟，这老庄子里镂刻了他老人家太多的记忆。那段日子，距秋收还有十来天，爷吃完饭没事干，两手背在后面，脖子上别着一个旱烟袋子，出去串门了。有时候，他会转到地里，看看有没有野兔子糟蹋庄稼，转累了，就顺着田间地头折回来。有好几回，爷爷竟然走错门了，进了别人家的院子，而他自己浑然不觉，甚至看到人家门口的铁锨耙子没立正，或者上面的泥垢没擦拭干净，就粗着脖子红着脸大声吆喝。待人家屋子里主人出来，一头雾水似地盯着他看时，才发现自己不但走错门了，连人也训错了。他红着脸，嘴里不停嘟囔着，吆，他二婶，咋丢下这人撒，走错咧。
　　 爷走错的原因很简单。其一是新庄子里一溜的新院落，都是三间宽六间长；其二是家家户户的房顶都是飞檐高翘，门楼高低错落几乎一模一样，像亲兄弟一样，连安的大门也是清一色的铁锈红，爷爷眼睛不好，搞错位置是很正常的。
　　 爷还认为新房子的味道很大。空闲时，他坐在青砖灰瓦的新房里，摸着粉白的墙面，看着明亮的玻璃窗，平白无故就心烦起来，说，新房里的味道有些怪怪的，特别是新门新窗户的油漆味道刺得人老想打喷嚏，刚搬进来几日里，爷总说在新房子呆久了，头昏脑胀。总而言之，爷在高兴的同时，又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坐卧不安。
　　 有一天吃过早饭，爷对我说，红红，陪爷去老庄子看看吧。我虽然望着那两架被雨水冲的坑坑洼洼的土坡畏惧和发愁，可看爷满脸上心的样子，勉强顺从了。
　　 一路上，爷的两只手背在身后，脖子后面插一杆烟斗，抄着近路，跨着大步，朝残墙断垣的老村庄而去。
　　 下了一道坡，又一道坡，老庄子离我们近了。
　　
　　 二
　　 老庄子真的很老。尤其是村子南头，是最老的房子。房子被拆掉了，只剩下高矮不齐的土胚泥墙伫立着，一块块像积木壳子一样空着的门洞、窗洞和老房子的框架，任由风儿吹。
　　 因为那显眼的坍塌窑洞做记号，很容易转到爷的旧院落。院子和整个村子一样，一副衰败不堪的模样，倒是院子里那两棵粗壮的枣树上，挂满了玛瑙似的小枣，在秋风里哗啦啦响。我是知道的，过不了多久，这棵枣树会连同残墙断垣都会被砍掉，被推倒，老庄子会夷为平地，待中秋节过后，被种上麦子，和时光一样冬眠到春天，起身、扬花，然后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等着乡亲们守望开镰。
　　 可以肯定地说，吃不上成熟后的枣了，爷爷和奶奶带着我们在院子里挥舞着长长的竹竿，敲打甜枣的一幕即将成为过去，一并过去了的，是留在老枣树下久久散不去的欢声笑语。
　　 爷原是懂得的，这曾经十几口人拥挤在一起的院落里，笑声比较难得。因为老张家人口多，家口重，劳力少，日子难，想要和和气气顺顺当当过完每一天，似乎有些难。
　　 爷怎会忘记呢？给十里铺教书的四叔把媳妇娶进门的时候，念过高中的四婶儿望着低矮简陋的婚房，满脸不高兴。逢人就说，她要不是看着端铁饭碗、吃公家饭的四叔，才不会下嫁到我们老张家来呢？不管是地里干活，还是家里做饭，四婶总爱耍滑溜奸，爷看不过眼了，说一句，她能顶撞两句。只念完了小学的娘和二婶当然有意见，几个女人隔三差五相互拌嘴、赌气、翻白眼犹如家常便饭，闹得最厉害时，指桑骂槐，鸡犬不宁。爷和婆劝不住了，只好坐在屋子里生闷气，抽闷烟。
　　 后来，分家了，爹和二叔陆续搬出老屋子了，爷和婆、四婶儿、以及没成家的五叔一起住在老屋，四婶儿挑了最大的一间搬进去，她的笑脸多了，空荡荡的院子里，婆和爷的寂寞也多了。
　　 那些年月，老屋留给爷的苦乐甘甜，就像咀嚼一块被阴雨潮湿发霉后又被暖烘烘的太阳晒干的臭豆腐，百般滋味在心头。不过，当真正要从这里彻底离开时，还是有几分舍不得的。爷的脚步在窄长的院子里来回走动着，很慢很慢，他好像要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一下那曾经贫瘠的日子里一些或酸楚或甜蜜的时光和记忆。走着走着，他的视线落在窑洞的土炕上，零星散落的麦草和烂了好几个洞的旧席子还在。可就是这烂了好几个洞、被婆用粗布缝补起来的破席，曾经窖藏了一个又一个寒气逼人的冬天。爷一定在回忆，大雪纷飞的夜晚，他躺在连锅的火炕上，婆蹲在灶台下，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灶眼里添柴火，黑口的大铁锅里，黄澄澄的包谷粥和腊八粥的味道在飘着。那一抹清甜的味道，似乎还在唇边泛香呢！
　　 在老院子里，爷一个门洞挨着一个门洞丈量着。当他看到我爹和我娘屋子的土墙上一排排整齐的奖状时，爷笑了。毋庸置疑，那是我的奖状。曾经，因为这些奖状，爷逢人就说，老张家先人坟里出人才，前有靠念书跳出农门的叔叔和姑姑，后有聪明伶俐的我，将这份荣耀延续。为此，我背着书包，两头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走在村里那条疙瘩路，为的就是能和叔叔姑姑一样替老张家挣足颜面。这个愿望已成为现实，再过一阵子，我将从这里走出去，从此过上父辈眼里那个没有尘土飞扬和日头暴晒的、舒适轻松而又文雅的日子。
　　 爷带着我把老屋院子的角角落落都转遍了，又转过身子对我说，带你去疙瘩爷的院子走走吧。
　　 疙瘩爷，一个给我们老张家蒙上一层污垢和灰尘的男人，也曾经是爷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爷和父亲都曾经给我讲过疙瘩爷的故事。他一生下来，脊背上长了一个大疙瘩，高高凸起，给人感觉似乎连腰都直不起来。最令人生厌的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赌成性，惹得四邻不安，甚至还抽上了大烟，家底一天天被抽空，终于一天，逼得疙瘩婆带着孩子出门另讨活路了。后来，听说疙瘩婆去了北山，另外找了一个死了老婆的厚道人家过了。疙瘩爷一个人就在北崖下的院子里，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到头来，下场可想而知。爷说，疙瘩爷走的时候，窑洞里挂满了蜘蛛网，炕沿上落满了尘土，陪伴他的，除了崖背上一只猫头鹰狰狞着乱叫之外，还有窑洞里随地撒欢的老鼠。
　　 村里人像躲瘟神似的，没有人愿意来帮忙。那一年，我爹只有十五岁，是爷带着父亲和更小的四个叔一起砍掉了院子里两棵泡桐，钉了一口薄薄的棺材，草草埋了他。用爷的话说，疙瘩爷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主，他的死，全村人高兴得像送走了一个瘟神似的。
　　 话虽这样说，可是，我分明看到，爷轻描淡写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他的眉目之间，藏着一丝淡淡的痛楚和叹息。
　　 我进了疙瘩爷的院子，想触摸一点关于他的气息，但是，丝毫没有作用。疙瘩爷不在人世的时候，我的父亲只有十五岁，我哪里能找寻出来关于他的记忆？倒是后来这所院子里住着的哑巴四婶，让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来。
　　 四婶的男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从祖上往上数八代都是一贫如洗。正因为穷，才娶了哑巴婶，哪里还有钱治病？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人只好眼瞅着男人在剧烈的咳嗽中离世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早早辍学回家。后来，小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无钱医治，也离她而去。一个哑巴女人，单薄的身子苦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四口之家，能糊口就不错了，又怎能调教好两个蒙顿的少年呢？刚开始，不是隔壁家鸡窝里的鸡蛋不翼而飞，就是别人家菜园子齐茬茬的葱苗和韭菜被拔得一根不剩。人们可怜哑巴婶，乡里乡亲的，也没计较什么。终于有一天，几个警察上门，用锃亮的手铐带走了哑巴婶的两个儿子。哑巴婶像疯了似的，先是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着求人家放过他儿子，跪了一会儿看没有任何效果，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扑上去用嘴巴咬破了警察的手，两只手抓破了警察的耳朵，撕烂了警察的衣服。这一切，自然无济于事，最后，就剩下她坐在干冷的地上哇哇嚎叫，那声音可怕极了。
　　 后来，村里人才知道，哑巴婶的两个儿子在邻县抢劫，用刀子将人戳死了，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唯一和他相依为命的女儿也被在王家沟务瓜的山东瓜客拐走了，杳无音讯。哑巴婶儿疯了，原本清亮的眼睛变得混沌痴呆，整个人看起来人蓬头垢面，真像个叫花子一样。平日里，她什么也不干，吃饱了，只管披头散发在村子里到处乱跑，见了十几岁大的孩子，她的双眼马上就放了光亮，然后像个苍蝇一样，紧随其后。并且在人不注意的时候，猛然跨几大步撵着人家娃，拽着脖子，摸着脸蛋，时而傻笑，时而嚎哭，那模样真的很吓人。孩子们见了她大老远就躲起来了。不过，她也有安静时候，依着门框，望着外面，或者坐在村头的石碾盘上，翘望大路，似乎在等着什么。
　　 不久，哑巴婶儿不见了，她去了哪里，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
　　 秋收后，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父亲送我走的那一天，正是老庄子被彻底扒掉的那一天。路过老庄子时，隔着一架坡都可以看到，村长从公社农机站叫来的好几辆拖拉机、推土机，轰隆隆地嚎叫着，在漫天尘土中，老庄子被夷为平地。
　　
　　 三
　　 老庄子没有了，低矮陈旧的老屋自然也不存在了。就像一棵老树，在没有预料的某一天，突然被连根拔起，剩下空荡荡的树坑，等着人用回忆去慢慢填平。可老屋曾经有过的温暖与酸楚怎能掩埋呢？恍惚间，我又看见了老屋，斑驳的阳光照在褪了色的木窗格子上，洒下的清辉像梵高随意而就勾勒出的油画。西墙上，一抹夕阳正缓缓落下，我爬在院子的石凳上，完成父辈凄苦一生的希望，石凳那么冰凉，书本那么沉厚，内容繁复而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