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诗歌时，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期待在跟随着我们。就是说，如果诗歌只是被废话填满，那么我们的期待就如西班牙斗牛士的绛红色斗篷，会迁怒于那只懒得冲向我们的文本懒牛。一般来说，稍稍令人惊讶的诗句都会令期待有所斩获。问题在于，期待的性质因人而异，即使是接受相同阅读训练的人，他们的期待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各不相同。对每一首诗而言，期待其实都是一次检验的尝试。虽然期待里的规则也许含混不清，但期待确实能节省一个人的时间，使他不致在不知价值的困惑中瞎折腾。如果只求与已理解的熟稔事物取得平等，则不会产生期待。因为那种平等相处的要求，只会把期待扔出我们的脑袋。期待就如卡夫卡笔下的甲虫，早晨醒来对于直立的愿望。期待之所以常常令人咋舌，或给人慰藉，自然在于熟稔事物与期待事物的对比。至于人类为什么对与己相似的熟稔事物兴致寥寥，已有人类学家给予了回答：人类有夸饰的本能。据说悖于常规的性特征，十分利于早期人类的生存。我想，我们不用沮丧于诗歌期待的起源，是对人类繁殖的不倦祈祷。与熟稔事物的所谓对比，就是从熟稔事物里呼唤出一些有“差错”的事物。差错也许拯救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确实能拯救诗歌。
　　 由于正是差错应和着我们的期待，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在诗歌当中，差错的尺度究竟应该多大？如果把晦涩费解作为差错所能抵达的上限，那么几乎不受诗意青睐的大白话，就可以看作是要几乎废弃差错的下限。这样诗意在诗歌里的命运，就取决差错与读者期待的谋合程度。显然，当读者期待的步伐过大，以致差错在它眼里过于微弱，那么所谓的诗意就不会产生。因为期待在作为检验原则时，包含着理解力对过分浅显事物的谴责。所以，差错要想受到理解力的青睐，它必须“进步”到能跟上或接近期待。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受共同法则支配的诗歌期待呢？我想，既然造成期待实现或不实现的尺度是理解，那么我们对诗意的追求也一定得围绕着理解打转转。在我看来，人是寻求相互理解的动物，这个特性也会再现于人对待文本的基本态度。人们既害怕需要过多理解的艰涩文本（因为对事物的不理解，会激起人内心最大的不安全感。这与人类早期倾向越熟悉的环境越安全有关），也会轻视不能把理解全部吸收的浅显文本。加上人有夸饰的倾向，那么真正能供人获得阅读快感的文本，大致就可以确定在：全部吸收理解的文本（即下限）和晦涩费解的文本（即上限）之间。我们在理论上也许能得到某个好文本的承诺，说服我们存在着理解力和文本恰好匹配的巧合，但实际的诗意繁荣，则很难依靠这点笨手笨脚的巧合。
　　 实际上，理解力和文本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按照前面的推断，当文本所需要的阐释理解力，高于实际的理解力时，这样的文本所呈现的事物，便是前面涉及的有“差错”的事物。差错究竟多大才能完成使文本或诗句产生诗意的任务呢？我愿意避开已有的概念，来重新探讨究竟是什么在贡献于诗意。
　　 对已经熬到今天的诗歌来说，诗歌一进入批评家的脑袋，便被他们的精神奉为神圣的，就是所谓的意义。仿佛通晓了隐藏在诗歌中的意义，我们就能把读诗时的那种摇曳不定的感觉，纳入到赞美或贬斥它的确定使命中。古人为征服这种感觉的不确定所做的努力之一，就是提出了“诗言志”。这里的“志”不仅考虑了诗所蕴涵的意义，而且还规定了意义的方向。
　　 我想诗歌的珍贵大概就在于，它比我们如此怠懈的简化要复杂。一个读者可以全然不知诗中的技巧和意义，却比批评家更有资格去体味诗给予他的感动或触动。就是说意义很大程度上来自批评家的一厢情愿，它并非是在读者头脑中大显身手的东西。如果我们希望为诗意找到一种更有前途的说法，我认为必须求助于读者那珍贵的感受力，而不是求助于批评家喜欢沿袭的批评概念。
　　 在读者那里，诗意是一种感性存在，不管读者对于诗中某个意象的态度如何，不管是恨或爱或怕，它都会在读者内心产生活生生的感受。为了免于读者对文本或诗中的某个意象产生失望，我认为文本或意象本身要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就是说一个读者的全部理解力，尚不足以穷尽文本或意象的全部神韵，文本或意象必须要像水流中的轻微湍流，以其某种不确定性来骗过读者的理解力，同时又不致使读者不能悉心体会文本或意象的绝大部分奥秘。
　　 这种在含义上的轻微不确定性，就是我想谈论的“意味”。意味就是叠加在意义上的轻微差错。轻微的意思是，它不会导致意义的改变。这样意味就不等于懂或不懂，它就像一种气息或气味，不屑于去划分懂或不懂的界限。它是在明晰意义基础上的一种眩晕，它不会像晦涩难懂那样，不致在读者心里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不安全感，同时它又迎合了人类所具有的夸饰本能。一旦我们前述的差错，开始具有某种轻微的不确定性，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差错具有了某种意味。意味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味的感觉会妨碍读者以万般确定的口气去谈论文本或意象，同时又保证了文本或意象可以收到被基本理解的效果。意味是掺和着多种意见和感觉走向的含混，而不是止于晦涩难懂的失语。就降临到读者理解力上的难度而言，它们的顺序分别是：明白如水——意味——晦涩难懂。
　　 仔细考察一下意味，就会发现，如果明白如水对理解力来说太过普通的话，那么意味实际上是把“明白如水”交给了即将来临的下一个时刻。就是说读者读诗时，是处在即将全部理解的时刻（当然下一个全部理解的时刻其实只差一步，但永远不会到来），即将把诗人个人的东西，变成读者自己的东西。所以，从意味的角度说，完美并非是理解的毫无差错，而是它能够赋予读者的理解以某种个性。这是诗歌的“意义说”所不能解释的。因为“意义说”要求诗歌远离意义的某种随意性，它要用毫无差错的意义证明，读者对诗歌的理解是静止的。仿佛一旦找到了稳定的意义，就找到了能够报答我们的诗意。其实理解就如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感知的那样，真正完美的作品既存在着可以全部探知的内容，也存在着让我们的理解发生漂移或眩晕的流动，存在着能让身心怡荡、不能自己的迷乱。
　　 “意义说”涉及的意义就仿佛是一座建筑，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本文提出的“意味说”涉及的意味，则好象某个人每晚所做的梦，始终围绕着这个人处于变动不居之中。意味既平衡了读者对于明白如水的不满，也巧妙鼓励了读者去完成自己的想象。意味的光荣既在于它是由诗人写就的，也在于它是由读者奉献的美梦。意味始终要维护诗人与读者的伙伴和合谋关系。“意义说”只注意到了诗歌里那些可以全部探知的内容，即眩晕之前的明晰部分，而忘了这些明晰部分恰恰是为了帮助读者创造眩晕感。就如医生光解剖每个器官，并不能真正理解生命一样。也只有那些能造成读者和文本互动的眩晕，才是诗意产生的源泉。它使人们在理解明晰部分的同时，又感受到眩晕带来的轻微陌生感。所以，在我看来，意义不过是为诗意产生进行的铺垫和准备。
　　 意义本身与诗意并无直接关系，而真正传达出诗意的则是意味。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并不可能被所谓的意义直接感动或触动。读者不可能在读《奥德赛》之前，仅仅了解到英雄奥德修斯克服艰难险阻执意回家的意义，内心就会被大大触动。如同我们不可能一见到“离别”一词，就心有所感。我们必须把心境置于离别的词语情景中，充分体会到离别的某种或诸多意味，心才会被真正触动。
　　 在读者那里，意味是无需证明的存在。它就像能限制人喜怒哀乐的音乐，不会因它些许的含混或不清晰，而使读者的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例如，当我们读到叶赛宁的诗句：
　　 我抱着白桦树，就像抱着别人的妻子。
　　 诗句在我们内心产生的意味，远不是诗句意义所能穷尽的。我们也许可以列出此诗句的若干意义，比如，诗人以偷情的热情热爱着白桦树；或诗人抱着万般熟稔的白桦树时，产生了抱着别人妻子的新鲜感等等。此诗句贡献出的若干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不难理解。问题是这些意义并不直接产生诗意。读者不是靠知道了这若干意义，才确信这里面含有诗意。诗意恰恰是围绕着这些意义的一种气息、氛围、顿悟，即那种表述已经难以胜任的东西。那就是给读者留下余地可以反复去体味的无言意味。这些无言意味赋予读者的理解，以超越确定意义的权利。对于上述说法，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实验来加以验证。比如，我们只用修辞来给叶赛宁的上述诗句“注水”，而并不改变它的意义：
　　 我热烈地抱着蓝天白云下的白桦树，就像热烈地抱着蓝天白云下的别人的妻子。
　　 和叶赛宁的原句相比，上述诗句并没有更多的意义矿藏，但在诗意的感觉上却明显不如原句。按照“意义说”这个现象无法解释，相同意义的诗句怎么会在诗意的感觉上有差别呢？但按照“意味说”，这个现象不难解释。由于修辞的改变，围绕着诗句意义的意味也被改变了。就是说修辞改变了围绕在意义周围的气息、氛围，它使得造成顿悟、联想、想象的词语顺序发生了改变。这样就改变了围绕在意义周围，留待读者去抒发补充的感受空间。所以，意味的魅力就在于，它沉醉的东西是朦胧的、流动的，虽然它大体保持着对意义的忠诚，但它会受到修辞和语法的改变。意味的用处还在于，它承认了修辞和语法对于诗意的正当贡献。从意味的角度看诗意，诗意的构成就变得清清楚楚。
　　 过去我们都喜欢谈论意义之谜，似乎意义之谜是产生杰出诗歌的法宝。遗憾的是，若以“意味说”的眼光看，诗人如果专注于意义之谜，他不过是把晦涩费解那个上限当作目标，而对人类内心的恐惧来源知之甚少。相反，当意义没有超出我们的理解力，而只是让“意味之谜”对阅读理解构成轻微的威胁，由于“意味说”所要求的阐释力和理解力的差距受限，不致出现因意味而改变意义的情况，那么迷人轻松而又意味深长就会成为这类诗歌的良好特征，这类诗歌就能传达出人类内心所共有的理想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