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电话的那端说，与你相识，或者这次与你擦肩而过，也许都是上苍的缘定，四十年前的不期而遇是生命在烟雨空濛中的邂逅，那么此番的匆匆而过也许就是我们彼此的宿命……
　　 那年，十月浅秋的一个午夜，我乘坐的列车路过辽宁大石桥，我用手机把他从梦境中唤醒。他的惊诧令我动容——他好久不言语，我能听见他哽咽的声音在咸涩的海风中飘过来，他文绉绉地说着上面的话……车窗外，黑黢黢的，远处的村庄那星星点点的昏黄的灯光，仿佛是他刚刚醒来的目光。这注定是一个无眠的夜晚，于他、于我都不可能逃匿于往日纷扰的记忆。
　　 四十五年前，我与徐志华相识纯属偶然。他是湖北孝感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堪忍受欺凌，赌气流浪到武汉，被我们村里一个在外跑江湖的人带回来帮他带孩子。他长我四岁，油黑脸，有着一双张国立式的眼睛，穿着一身显然是捡来的衣服，上衣老长，袖管过了指尖，裤腿肥大得几乎能装进他的整个腰身。
　　 随他身的还有一个小布袋，里面有好多小人书。等大人下地了，他的身边就围着一帮半大不小的毛小子，我们讨他的小人书。他从来不拒绝。我们坐在地上，背靠着桑树、墙根，脏兮兮的手指蘸着一页一页地翻，偶尔有毛毛虫落在书页，便用中指猛的一弹，指甲上留下一团污秽，裤腿上一抻，继续一页一页地翻。
　　 也许是饱有江湖经历，他的眼神里满是忧郁和戒备。玩伴们的纷争中，他从来不选边站队，所以，他没有对手，也不和任何一个人结盟，甚至看不出他的是非判断。一个外来的野孩子没有本钱表达自己的真实内心，他只能用他的中庸游走在他不熟悉的世界里。用他后来的话说，他自己就是一叶扁舟，经不起风，抗不住浪，风起随风飘，浪来随浪走。
　　 兴许是性格投缘，不长时间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给我讲薛仁贵征东、穆桂英挂帅、花木兰替父从军……我很佩服他，他的肚子里似乎装满了数不清的故事。一日，徐志华说，借我一竿毛笔吧。我有些诧异，一个流浪孩，要毛笔做什么？他说，练字。我给了他一支毛笔，一个小砚盘，一块砚墨。他很感激，他说他写毛笔字是不用砚盘和墨水的，并从兜里掏出一本卷了边的小人书《草上飞》送给我。那是一个只有学校，没有教材、没有教育的年代，我从来没见过《毛主席语录》之外的任何课外读本，《草上飞》是我此生读过的第一本“文学书籍”。去年，我在接受“草根文学网”采访时，记者面对我所阅读的第一本文学书籍是《草上飞》的回答时，竟然莫名其妙。一个80后的记者，当然不可能知道《草上飞》，更不知道在一个文化荒漠的年代里，一本小人书居然也能滋养一株幼苗的成长。
　　 他每天在“弟弟妹妹”们睡觉后，便在河岸边的柳树下，将一块洗的干干净净的灰砖搁在树根上，蘸一笔河水，在灰砖上临渊而书。他说，这是穷人的练字法，不需要纸张，不需要墨汁。那时，最时兴的文字是毛主席诗词，他写的却是《百家姓》中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那份神情仿佛就是古代临水而歌的一介破落才子。一日，我送给他一本没有封面的柳公权的字帖，他愣住了，不一会，他涕泪四流：“不能要的、不能要的……”他用袖头擦了眼泪，转身走了。对他的动情，我莫名其妙。
　　 那时，正值“文革”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徐虽年少，也无阶级问题，因为来无法统，也要被清理出村。第二天就要走了，我们两人坐在村西头的柳树下，把用一个上午检回来的烟屁股拆开，重新卷成“喇叭筒”，一支接一支、一口接一口地猛抽，彼此没有一句话，抽完后就地一躺，头烈痛，干呕，一点黄水都没有。突然，徐志华哭了，他强压着情绪，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卷雷样的声音在他的喉咙里打滚，开怀恸哭对一个漂泊的流浪儿都是一种奢侈。他告诉我，他是地主家出身，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因为喜欢写繁体字，被认为是指望国民党卷土重来，被红卫兵打断了右臂……我知道，他的哭，不只是伤离别，他的痛苦是悲恸于去路未知，江湖难料，此去经年，何方才是安放自己生命的净土？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回家的，也不知道徐志华第二天是怎样走的。早上醒来，他的”养父“给我送来一本毛边的《不死的王孝和》，书中夹有一张纸条“jm，也许是永别了，谁敢说再见？”我来不及擦眼泪，飞快地跑到村头轮船将要经过的地方，等候徐乘坐的那艘轮船。由于水浅，船速不快，老早就看见了船的影子，就迟迟不见来到我的面前。我不知道徐志华是否如我这样情痴痴地有所期待，他是否就在面向我的船舷？好在河道弯曲，只要他有心与我挥别，不管他在船的哪边，都能相见的。
　　 突然，我看见一个黑影在甲板上跳蹦着，不禁眼泪泫然，蹲在地上哽咽起来。少顷，我听见徐的哭腔从晨风中飘忽过来：“jm！jm！站起来！”我立马起立，追着轮船一路哭跑，没有一句话。徐用沙哑的声音重复着一句话“我还要回来的！”
　　 轮船快到村东头时，几个同村的光腚玩伴也和我一路猛追：“志——华！志——华！”
　　 我们追不上轮船了。在一排柳树下，我们几个抱着树干嚎啕大哭，我泪眼婆娑地看着轮船越行越远、越行越小的影子，觉着此生怕是再也见不着他了。
　　 从来漠视儿童情感的几个成年人，见我们这摸样，一阵嘻嘻哈哈：“苕狗日们的，比哭祖宗还伤心啊！”
　　 此后，志华没有回来，在外谋生的我，偶尔回家也没有和儿时的伙伴提起这桩往事，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这段记忆。1984年，我在孝感市医药局与人谈起这段经历，朋友建议：“何不在《孝感日报》寻友？”启事登出来不久，志华在孝感林业局的堂弟和我联系，说志华在1982年辽宁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在辽宁大石桥一所中学教书。我立刻电话过去，他除了普通话中还有孝感口音外，就是惊奇、意外、邀请、期许以及老婆孩子之类的问询，没有哽咽和心的颤抖。这种颤抖是我的预期中应该有的情绪表达啊！放下电话，有些失落。真的，有一种不如不寻、不如不知的感觉，有一种愧对记忆、愧对回忆这段经历时的激动。
　　 但青涩的记忆毕竟是纯真而美好的，一段温婉的情节不是说放下就能毅然决然放下的。1987年11月，我去辽宁兴城市参加一个笔会，我电话告诉他，如果方便，能否来兴城一聚？他长长的“哦——”了一声后，就是长长的沉默。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唐突，难道世间真有一种相见不如怀想的感情？可我是怀着无论如何要见上一面的愿望的，我的旅行包里还有见证我们友情的《草上飞》、《不死的王孝和》。可是，他的沉默似乎又在告诉我时间可以消磨一切的残酷。我说：“如果不方便，我过来吧？”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饮泣：“我过来。我过来。”
　　 11月5日，是辽宁放暖气的日子。他来了，一身风霜，一脸疲倦，鼻梁上架着黑框“瓶底”，忧郁的眼神中弥漫着无法遮掩的困顿。他说，他有过婚姻，现在却没有家庭，结婚不到一年夫人死于一场车祸。生活的磨难似乎消耗掉了他所有的激情，当话题转到他的语文教学、他的学生，他的激情四射让我无法回避他正在燃烧的生命。他说课堂就是他生命的城池，学生就是他的世界。
　　 我一直以为深藏于他生命中的忧伤和怅然，会让他远离洒脱、淡然、淡泊，甚至漠视人间的温情，但他如数家珍的教学过往以及那份怡然自得的陶醉，我又不得不敬重他的豁达、他的明察生活真谛的能力。我说，徐兄，我服你了。他淡然一笑，笑得冷峻而又有些惨然：“过日子罢了，梅花三弄古今愁，丛菊两开他日泪，心灯不灭，眼前总有亮光。”他接过我递过去的《不死的王孝和》，手摩挲着封面，两滴眼泪洒落在他的手背，“世界上，总有些东西是不死的。”像是凭栏独语，又像是内心告白。
　　 次年，夫人到大连学习，我殿后而行，火车经过大石桥时已是凌晨4时，我拨通了徐的电话。如果不是火车上报站的声音，他是不相信我到了大石桥的。“你从天上来啊？”我仿佛觉得他似从被窝里突然弹坐起来了，他的这分激动让我两眼有些潮湿。后来在与他断断续续的联系中，我知道他辞职了，办了一所免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专门招收四年级以下的农民工子女……因为办学资质和经费问题，他的学校已难以为继，他抵押了两居室贷款，他还在四处化缘……他知道自己的那份执念也许就要嘎然而止于明天或者不远的将来，但处在困苦中的农民工子女又不断地蝶化出他苦难的童年。他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明知道没有希望还要苦苦追寻，明知道天涯路尽，却无法转身……我因为事务在身，没能前往，但在大连的日日夜夜，心，没有轻松过。我知道时间的铁砂纸无法打磨掉他对生活的那份热忱，但残酷的现实何以能够承载他的那颗向善之心——他有限的积蓄让他的武训之路能走多远呢？
　　 回来后，胡乱写了一首《大石桥》，所有过去的细节，都被还原得比事实本身还要逼真——那醉烟的感觉，那临水而书的场景，那早年清河之畔走送之间的渴盼和不舍，都鹰一样从时空的隧道里向我扑来……“一个无桥的所在/何以石桥冠名/一段四十年的心路/何以找不到回程/一夜无眠的青鸟啊/怯近怯远/海风染过的鹤颜/会不会涂改我的憧憬/你的声音好咸/能就着蓠蒿下酒/一盅、两盅/滴滴都是失眠……有些伤感、缠绵，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是男女私情之作。
　　 之后，我们再没见过，因电话号码丢失，没有联络了，我们就像大海里两颗石头，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天涯未远，江湖岁月不再清晰，也许我们不再相逢于红尘，但因为你，不仅温暖了我对于大石桥的记忆，还有那截青葱岁月，它们一囊香籽微醺着属于你我的文字。
　　 我们行走在渐行渐远的天涯之路，但对于江湖情怀，对于你之不死的执念，比每一个日子都要鲜活，即便稍纵即逝，惟其美好、灿然，纵一刻，也千秋。